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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汉末才重新兴起的关卡税,那就没有定规啦,都由各地官员,甚至是驻军将领自己掌握,想设多少卡就设多少卡,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再加上重复征收,行商距离超过五百里,就可能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还怎么可能发达?其结果只能是有靠山、有背景的大商贾才可能长途贩运货物,利润一半儿进了他背后的世家的腰包,另一半儿进了地方官员和将领的腰包,朝廷毫无所得。
是勋说倘若天下太平,就应该彻底取消关卡税,让商贾自由往来,但在战乱未息的今天,咱还没法儿这么办——地方穷困,地方官儿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发薪呢,驻军将领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养兵呢。说到这里,他瞟一眼曹昂,心说小子你明白我的担心了吗?
曹昂当然也不傻,拱手笑道:“此言若泄之于外,他且不论。子廉叔父必深恨姑婿也。”
曹洪曹子廉。史书上说他“家富而性吝啬”。曹操也说:“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加上他御下不严,家奴多作恶,所以后世往往都将其目之为曹魏第一大贪官。其实这是个误解,曹操最恨人贪污,哪怕是曹洪,若是少贪一点儿,曹操还可能看在族兄弟和曾经救过自己命的份儿上稍加容忍,要是真贪多了。曹操第一个不会放过他。主要曹洪的产业大多来自于灰色地带,其中就包括了设卡收税,虽然也不是什么干净钱,但朝廷既然没有严加禁止,你就不能算他贪污。
所以说,是勋说要彻底取消关卡税,这话要是被曹洪听到了,他绝对不会饶过是勋——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亲戚也没有情面可讲!
是勋摆摆手:“故谓今时不宜也。”天下还乱着呢,需要那些将领去率军打仗。你不让他们发财,他们还能踏下心来跟着你吗?起兵谋反都是可能的。得等天下太平了。基本上削了将领的兵权,不怕他们乱来,才能这么干哪。然而——“今之策也,朝廷设职以督导之,罢近途之关津……”距离太近的关卡,必须得给停了,好么,我出城三里你收一回税,再走三里再收一回税,我这买卖还干不干啦?——“并定其上限,且抽其一也。则朝廷既可得利,商贾又少其害,异日罢设,也好措手。”
在原本的历史上,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下诏,规定日后关津之税,不得高于十一——也就是说,最多收取十分之一的货物。由此可见,乱世当中各地的乱收税有多严重,额度有多高啦,估计一车货走不上百里地,就撞见好几回收20%的,最终连渣子都剩不下……
是勋说朝廷得定个上限,不能让地方上乱收,而且还可以从中抽头,不用多,再十分之一就好了,积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至于收税的上限是多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再说,我现在还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来。
曹操说这条计策好——一方面能来钱,一方面还限制地方势力,他不喜欢才怪哪。
是勋说第三策,必须推翻歧视商人的政策。其实话说起来,这些政策也都形同虚设,说什么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乘马车,只要有钱,买通了地方官儿,还担心这些禁令吗?后来明朝也有类似禁令,甚至更严格,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只能穿特定样式、质地的衣服,可是到了中后期,你往大点儿的城镇里一站,满眼都是穿着黄色绸衣的平头百姓——啥禁令啊,完全没人搭理。
就算商贾不得为吏这一条,也未必能够严格遵守。别的不说,商人发家以后,大可以向地方豪门投献(事实上,不投献也很难继续发展下去),把子弟送过去当门客甚至联宗,那就有机会出仕了。只是一条,你这种出身,当小吏没问题,想升官儿就有无数乌鸡眼盯着,为了抢夺自己也未必能霸得到手的空位,读书人也是可以放下节操,无所不为的。除非朝廷废除禁令,并且皇帝亲自选拔——比方说武帝时代的桑弘羊——否则玻璃天花板永远存在。
而且,向来朝廷征兵也好,戍边也罢,对于那些最艰苦的活计,只要强迫参与,首先考虑的就是囚徒、赘婿,以及商贾。
话再拉回来说,即便这些禁令大多形同虚设,终究是高悬在商贾阶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定哪天就会掉下来,官员们只要想收拾你,这是最方便揪的小辫子。这就使得一般士人家庭不愿也不屑去经营工商业,顶多把家中读书不成的分支子弟推出去赚钱——反正资源有限,本来荐举出仕也轮不到他们——由此恶性循环,整体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轻视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是勋说了,想要发展工商业,就得从根子上废除那些身份限制令。
曹操捋须沉思,好一会儿才开口问:“似此三策,宏辅可为操办否?”
是勋连忙摆手:“除第一策,勋必不办也!”(未完待续。。)
是汉末才重新兴起的关卡税,那就没有定规啦,都由各地官员,甚至是驻军将领自己掌握,想设多少卡就设多少卡,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再加上重复征收,行商距离超过五百里,就可能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还怎么可能发达?其结果只能是有靠山、有背景的大商贾才可能长途贩运货物,利润一半儿进了他背后的世家的腰包,另一半儿进了地方官员和将领的腰包,朝廷毫无所得。
是勋说倘若天下太平,就应该彻底取消关卡税,让商贾自由往来,但在战乱未息的今天,咱还没法儿这么办——地方穷困,地方官儿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发薪呢,驻军将领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养兵呢。说到这里,他瞟一眼曹昂,心说小子你明白我的担心了吗?
曹昂当然也不傻,拱手笑道:“此言若泄之于外,他且不论。子廉叔父必深恨姑婿也。”
曹洪曹子廉。史书上说他“家富而性吝啬”。曹操也说:“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加上他御下不严,家奴多作恶,所以后世往往都将其目之为曹魏第一大贪官。其实这是个误解,曹操最恨人贪污,哪怕是曹洪,若是少贪一点儿,曹操还可能看在族兄弟和曾经救过自己命的份儿上稍加容忍,要是真贪多了。曹操第一个不会放过他。主要曹洪的产业大多来自于灰色地带,其中就包括了设卡收税,虽然也不是什么干净钱,但朝廷既然没有严加禁止,你就不能算他贪污。
所以说,是勋说要彻底取消关卡税,这话要是被曹洪听到了,他绝对不会饶过是勋——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亲戚也没有情面可讲!
是勋摆摆手:“故谓今时不宜也。”天下还乱着呢,需要那些将领去率军打仗。你不让他们发财,他们还能踏下心来跟着你吗?起兵谋反都是可能的。得等天下太平了。基本上削了将领的兵权,不怕他们乱来,才能这么干哪。然而——“今之策也,朝廷设职以督导之,罢近途之关津……”距离太近的关卡,必须得给停了,好么,我出城三里你收一回税,再走三里再收一回税,我这买卖还干不干啦?——“并定其上限,且抽其一也。则朝廷既可得利,商贾又少其害,异日罢设,也好措手。”
在原本的历史上,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下诏,规定日后关津之税,不得高于十一——也就是说,最多收取十分之一的货物。由此可见,乱世当中各地的乱收税有多严重,额度有多高啦,估计一车货走不上百里地,就撞见好几回收20%的,最终连渣子都剩不下……
是勋说朝廷得定个上限,不能让地方上乱收,而且还可以从中抽头,不用多,再十分之一就好了,积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至于收税的上限是多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再说,我现在还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来。
曹操说这条计策好——一方面能来钱,一方面还限制地方势力,他不喜欢才怪哪。
是勋说第三策,必须推翻歧视商人的政策。其实话说起来,这些政策也都形同虚设,说什么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乘马车,只要有钱,买通了地方官儿,还担心这些禁令吗?后来明朝也有类似禁令,甚至更严格,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只能穿特定样式、质地的衣服,可是到了中后期,你往大点儿的城镇里一站,满眼都是穿着黄色绸衣的平头百姓——啥禁令啊,完全没人搭理。
就算商贾不得为吏这一条,也未必能够严格遵守。别的不说,商人发家以后,大可以向地方豪门投献(事实上,不投献也很难继续发展下去),把子弟送过去当门客甚至联宗,那就有机会出仕了。只是一条,你这种出身,当小吏没问题,想升官儿就有无数乌鸡眼盯着,为了抢夺自己也未必能霸得到手的空位,读书人也是可以放下节操,无所不为的。除非朝廷废除禁令,并且皇帝亲自选拔——比方说武帝时代的桑弘羊——否则玻璃天花板永远存在。
而且,向来朝廷征兵也好,戍边也罢,对于那些最艰苦的活计,只要强迫参与,首先考虑的就是囚徒、赘婿,以及商贾。
话再拉回来说,即便这些禁令大多形同虚设,终究是高悬在商贾阶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定哪天就会掉下来,官员们只要想收拾你,这是最方便揪的小辫子。这就使得一般士人家庭不愿也不屑去经营工商业,顶多把家中读书不成的分支子弟推出去赚钱——反正资源有限,本来荐举出仕也轮不到他们——由此恶性循环,整体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轻视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是勋说了,想要发展工商业,就得从根子上废除那些身份限制令。
曹操捋须沉思,好一会儿才开口问:“似此三策,宏辅可为操办否?”
是勋连忙摆手:“除第一策,勋必不办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