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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白银，中国有丝绸、茶叶和瓷器等货物。而荷兰等殖民国家在远东做生意的手法便是四处拿货去换日本的白银，再拿白银去换货物，卖回给日本赚一笔。
这种做生意的手法叫做“内海贸易”，做这种贸易的人称为ntrytrder，他们把中国海（台日中这一圈）称为“远东湖”。当然，如果有这么好的贸易机会，那为什么台日中不自己做生意，反而要让荷兰人来做呢？
主要原因就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中日都在锁国状态，政府明令片板不准下海，虽然仍有民间的走私，或开放几个小港口对外做小额贸易，但供货量是远远不够的。
而台湾的地理位置，对荷兰人是个良好的战略点：一可当作储存货物的仓库；二可当作船队的补给与休息站；三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吕宋、往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地理中心；四还可用鹿皮、糖换到日本的银子。这是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布局。
这种“内海贸易”最兴旺的时期是在1641~1654年间，平均有二十六艘船在远东海域内东买西卖，单是台湾与日本间的航线，每年有九艘专用船南来北往。在这鼎盛的十年间，对日贸易的利润平均有1oo%。从台湾运糖卖给日本的利润约25%，卖给波斯的利润约96%。
但到了1654年之后，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就走了下坡路。关键便是中国的生丝市场。被孟加拉用低价抢走了。要知道，荷兰卖到日本的商品总价值，约有一半以上是生丝和丝绸。孟加拉的生丝暴跌。中国的生丝暴涨，市场优势完全颠倒过来。
更糟的是，远东航线的利润竟然减到3o%左右。对荷兰来说，如果利润低于6o%，就不值得出海做这笔生意。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恶性循环：远东航线的船先是减为十三艘，到了166o年代末期，只剩下了四艘。任何人都明白。荷兰在远东的生意快终结了。
给了荷兰最终一击的是满清实行的“沿海迁界”，来自中国的货源一下子被切断了，连走私都变得不可能。
历史上。荷兰在与清廷接触失败后，很快便做出了决定：不再派船到中国海，而是让中国商船进入巴达维亚。这样就不必再派船出海，而能得到所需的各种货物。可以省去船只、水手的沉重成本。到了十七世纪末。荷兰终于完全放弃了远东，退守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个广大的海域从此拱手让给乘虚而入的英国人，做起鸦片和茶叶的生意。
一部政治史，从某些方面来看，其实也是经济史。特别是西方的殖民者，往往以经商赚钱为主旨，从商业的观点评估，来决定政治决策。以及战争规模。
郑成功打败了侵占台湾的荷兰人，是民族英雄。这一点不必争论。但荷兰从商业角度和军事评估上，认为这个岛已不值得投入大规模军队，不值得在台湾大打一场，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对于荷兰这个买进卖出、投机倒把的商人来说，远东贸易已经不值得去做。但对朱永兴来讲，却不是这样。因为光复了大江以南后，海贸商品的货源得到了保证，成本大大降低。甩开荷兰、郑氏这样的中间商，又离倭国比较近，直销的利润却是相当可观的。
当然，对倭贸易只是筹集资金的一个渠道，还有对丝绸、茶叶、食糖、棉纺品等需求相当旺盛的欧洲。
英国和法国都想争抢出口货物的份额，从而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便要与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荷兰打交道。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英荷本来便是敌人，而荷兰又将是中国以后的敌人。所以，布局从现在开始，便已经在进行了。
这个时候没有人能知道朱永兴内心的真实想法，也不可能理解他要在亚洲大展拳脚，将西方殖民者赶跑，从而独霸亚洲。
北伐，北伐！这是军队的主基调，必须要保持这种雄心大志，才不会使刀剑生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对全民的号召，绝不能让安定的生活消磨了意志，满足于现在。
一般说来，被统称为人民的群体的要求并不过分。安定、平和，能用自己的劳动换来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会希望吃得好一点，住得舒服一些。
也就是说，人的要求会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而降低或提高。在战乱时期，希望能够不饿死，希望能够活下来。对，就是这么一点点能够生存下去的要求。
所谓的小乱小治，大乱大治，其实便是人民群众厌倦了战乱，渴望过上安定生活的心理反映。至于是谁统治，是不是作二等公民，乃至生活苦一些，哪怕饿不死，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某某盛世，往往多出现在长时间的战乱之后的原因所在。现在谈盛世，虽然还为时过早，但光复区的重建和恢复的度还是非常快的。
没有了满清官府的横征暴敛，在一系列惠民政策的推动和鼓舞下，恢复了汉家衣冠的百姓也恢复了信心和干劲，春耕以惊人的度结束了。惊人的不止是度，还有新垦的荒地，在数量上足足过了在册耕地数的三成。
虽然在光复的过程中，缴获的官府户籍、耕地统计等资料并不是十分的完善和准确，但这个数字也是相当惊人的，而且还不包括湄公、河仙两省新辟的耕地数。当然，这在惊人的背后，也有着合情合理的原因。
滇、桂和安南占领区的耕地潜力已经不大，但四川却占了新增耕地的大头。还有闽、浙、粤等省沿海迁界造成的大批流民。又回到家园，将荒废的沿海之地重新开垦出来。
虽然北伐还未开始，中兴未竞全功。但从综合国力来评估，明朝已经稳稳地占据了优势，获得最终的胜利，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从财政的来源，民心和士气的高涨，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已经看得越来越明显。
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战栗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芸芸众生。何能把握自己？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往往就在当政者的一念之间。
朱永兴已经是皇帝之尊，可谓是金口玉言，又在军队中有无比威望。几乎没有能够阻挡他的东西。但即便如此。他也有一个智囊团，推出各种措施也要先集思广益，听取大家的意见。不是相信专家，而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集体的氛围，形成一个集体决定的体制。
换句话说，他可以独断，但却深知独断有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了国家以后的可持续的良性展，也为了他以后的生活。他必须抑制那种具有无上威权、独断擅行的冲动。
而国家的政策要想顺利实施，就必须得到人民的配合。而要使人民改变他们历来的生活习惯，愿意试一试去迎接具有风险的挑战，就必须使他们感受到这样做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以点代面，利用榜样的力量，稳步地推进改革，无疑是很好的办法。这便是朱永兴在现在这个社会要尊循的原则，也就是尽量使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很少突兀地进行。
朱永兴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具备历史感，而不是急于想得到尚无记载的好评。一位领导人若着迷于“历史的结论”，只会使他们把注意力从决策和行动的紧迫感上转移开去。是的，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亲情也许会被对皇帝的恭敬所取代，但你应该看到，你如果施策得当，爱戴你的人民会是成千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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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白银，中国有丝绸、茶叶和瓷器等货物。而荷兰等殖民国家在远东做生意的手法便是四处拿货去换日本的白银，再拿白银去换货物，卖回给日本赚一笔。
这种做生意的手法叫做“内海贸易”，做这种贸易的人称为ntrytrder，他们把中国海（台日中这一圈）称为“远东湖”。当然，如果有这么好的贸易机会，那为什么台日中不自己做生意，反而要让荷兰人来做呢？
主要原因就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中日都在锁国状态，政府明令片板不准下海，虽然仍有民间的走私，或开放几个小港口对外做小额贸易，但供货量是远远不够的。
而台湾的地理位置，对荷兰人是个良好的战略点：一可当作储存货物的仓库；二可当作船队的补给与休息站；三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吕宋、往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地理中心；四还可用鹿皮、糖换到日本的银子。这是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布局。
这种“内海贸易”最兴旺的时期是在1641~1654年间，平均有二十六艘船在远东海域内东买西卖，单是台湾与日本间的航线，每年有九艘专用船南来北往。在这鼎盛的十年间，对日贸易的利润平均有1oo%。从台湾运糖卖给日本的利润约25%，卖给波斯的利润约96%。
但到了1654年之后，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就走了下坡路。关键便是中国的生丝市场。被孟加拉用低价抢走了。要知道，荷兰卖到日本的商品总价值，约有一半以上是生丝和丝绸。孟加拉的生丝暴跌。中国的生丝暴涨，市场优势完全颠倒过来。
更糟的是，远东航线的利润竟然减到3o%左右。对荷兰来说，如果利润低于6o%，就不值得出海做这笔生意。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恶性循环：远东航线的船先是减为十三艘，到了166o年代末期，只剩下了四艘。任何人都明白。荷兰在远东的生意快终结了。
给了荷兰最终一击的是满清实行的“沿海迁界”，来自中国的货源一下子被切断了，连走私都变得不可能。
历史上。荷兰在与清廷接触失败后，很快便做出了决定：不再派船到中国海，而是让中国商船进入巴达维亚。这样就不必再派船出海，而能得到所需的各种货物。可以省去船只、水手的沉重成本。到了十七世纪末。荷兰终于完全放弃了远东，退守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个广大的海域从此拱手让给乘虚而入的英国人，做起鸦片和茶叶的生意。
一部政治史，从某些方面来看，其实也是经济史。特别是西方的殖民者，往往以经商赚钱为主旨，从商业的观点评估，来决定政治决策。以及战争规模。
郑成功打败了侵占台湾的荷兰人，是民族英雄。这一点不必争论。但荷兰从商业角度和军事评估上，认为这个岛已不值得投入大规模军队，不值得在台湾大打一场，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对于荷兰这个买进卖出、投机倒把的商人来说，远东贸易已经不值得去做。但对朱永兴来讲，却不是这样。因为光复了大江以南后，海贸商品的货源得到了保证，成本大大降低。甩开荷兰、郑氏这样的中间商，又离倭国比较近，直销的利润却是相当可观的。
当然，对倭贸易只是筹集资金的一个渠道，还有对丝绸、茶叶、食糖、棉纺品等需求相当旺盛的欧洲。
英国和法国都想争抢出口货物的份额，从而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便要与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荷兰打交道。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英荷本来便是敌人，而荷兰又将是中国以后的敌人。所以，布局从现在开始，便已经在进行了。
这个时候没有人能知道朱永兴内心的真实想法，也不可能理解他要在亚洲大展拳脚，将西方殖民者赶跑，从而独霸亚洲。
北伐，北伐！这是军队的主基调，必须要保持这种雄心大志，才不会使刀剑生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对全民的号召，绝不能让安定的生活消磨了意志，满足于现在。
一般说来，被统称为人民的群体的要求并不过分。安定、平和，能用自己的劳动换来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会希望吃得好一点，住得舒服一些。
也就是说，人的要求会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而降低或提高。在战乱时期，希望能够不饿死，希望能够活下来。对，就是这么一点点能够生存下去的要求。
所谓的小乱小治，大乱大治，其实便是人民群众厌倦了战乱，渴望过上安定生活的心理反映。至于是谁统治，是不是作二等公民，乃至生活苦一些，哪怕饿不死，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某某盛世，往往多出现在长时间的战乱之后的原因所在。现在谈盛世，虽然还为时过早，但光复区的重建和恢复的度还是非常快的。
没有了满清官府的横征暴敛，在一系列惠民政策的推动和鼓舞下，恢复了汉家衣冠的百姓也恢复了信心和干劲，春耕以惊人的度结束了。惊人的不止是度，还有新垦的荒地，在数量上足足过了在册耕地数的三成。
虽然在光复的过程中，缴获的官府户籍、耕地统计等资料并不是十分的完善和准确，但这个数字也是相当惊人的，而且还不包括湄公、河仙两省新辟的耕地数。当然，这在惊人的背后，也有着合情合理的原因。
滇、桂和安南占领区的耕地潜力已经不大，但四川却占了新增耕地的大头。还有闽、浙、粤等省沿海迁界造成的大批流民。又回到家园，将荒废的沿海之地重新开垦出来。
虽然北伐还未开始，中兴未竞全功。但从综合国力来评估，明朝已经稳稳地占据了优势，获得最终的胜利，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从财政的来源，民心和士气的高涨，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已经看得越来越明显。
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战栗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芸芸众生。何能把握自己？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往往就在当政者的一念之间。
朱永兴已经是皇帝之尊，可谓是金口玉言，又在军队中有无比威望。几乎没有能够阻挡他的东西。但即便如此。他也有一个智囊团，推出各种措施也要先集思广益，听取大家的意见。不是相信专家，而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集体的氛围，形成一个集体决定的体制。
换句话说，他可以独断，但却深知独断有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了国家以后的可持续的良性展，也为了他以后的生活。他必须抑制那种具有无上威权、独断擅行的冲动。
而国家的政策要想顺利实施，就必须得到人民的配合。而要使人民改变他们历来的生活习惯，愿意试一试去迎接具有风险的挑战，就必须使他们感受到这样做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以点代面，利用榜样的力量，稳步地推进改革，无疑是很好的办法。这便是朱永兴在现在这个社会要尊循的原则，也就是尽量使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很少突兀地进行。
朱永兴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具备历史感，而不是急于想得到尚无记载的好评。一位领导人若着迷于“历史的结论”，只会使他们把注意力从决策和行动的紧迫感上转移开去。是的，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亲情也许会被对皇帝的恭敬所取代，但你应该看到，你如果施策得当，爱戴你的人民会是成千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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