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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参与单位有50家教堂，承允帮助2500名教徒吃得更好，参加更多有益健康的活动，改善他们遇重病时的境遇。他们还派遣牧师在传道时兼授健康知识，在社区活动日到教堂发放营养食品。
此项目开展得有声有色，在重新命名为“身体和心灵”工程后在全美铺开，取得了完美成功。活动的事迹见诸美国的图书，dvd，还与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美国抗癌协会合作出版了烹调书，指导民众科学合理用膳，抗击疾病。连那些怀疑论者最终也承认，教堂在整个项目运营中，作为关心世俗健康的汇合点，发挥了第二重要的作用。
马西?坎贝尔指出，最有效的“演出”并非来自营养学家的报告，而是来自布道的讲台，“人体是一所寺庙，它连接着人的肉身和宗教理念。在宗教观念中，人是有灵魂的，即人的精神载体。”
手牵手
许多科学家和神学家研究诸如此类的事情，倾一已之力赞扬：牧师布道与医生的医术都是对病人总体关怀的一部份。倘若一名妇女胸部患癌，为她提供肿瘤专家、心理专家和手术医生；也可与病人讨论宗教方面的需要，如果牧师对病人的精神需求会有所帮助的话。
教堂方面热情很高，医生和医院对帮助病人寻求精神咨询的步子却落在后面，他们担忧病家没有意愿与医生讨论这种精神层面的，疑似私密的问题。对医生来说，回答此类似是而非的问题也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印地安娜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简?克里斯蒂在审视肿瘤学家们治疗时发现，专家们都认为与病人作精神层面的沟通是好事，但“隔行如隔山”，他们没有合适的“手段”，不知道怎样才能提高谈话的兴趣，他们还担心病人在任何事端中受到可能的冒犯。事实是病人欢迎这样的谈话，苦于医生从不坚持这种可以“双赢”的方式。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医生，现在需要有人站出来打破坚冰。
克里斯蒂教授过去曾参与内科医生如何帮助病人做一些手工劳动，如手制卷烟的课题，名为5－7分钟短暂谈话，初衷是让医生学会提出问题。课题人员设计了一些问题：以前做过这样的劳动吗？如病员回答以前做过，则后续的问题是有兴趣再试试吗？重要的是过程，这样就ok了，谈话可进行下去。“病员对谈话越关心，医生对病人的影响就越大。”
克里斯蒂还引导与癌症病人促膝谈心讨论宗教问题。虽然迄今未在规模意义上测试，但小范围内有惊人成功：90%的病人对医生用宗教话题切入彼此并不感到冒犯了对方，75%的病人认为这样的谈话非常有益。仅在3周内，这个小组就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病人们的失望情绪减轻了，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感受到医生的关怀。
克里斯蒂“寓宗教于医学”的建议在业界得到良好反响，即使那些不识她为何方神仙的医生也轻易地将精神关怀与医治方式结合起来。美国的“保健牧师”（hcc）是一个集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禅宗喇嘛之大成的组织，在纽约地区得到广泛承认，隶属于十来个医院和诊所。该组织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医院为病人“打包”治疗下提供安慰语之类的关怀。
保健牧师如同医生，他们在自已的领域里开展工作，拿着病历访问病人，了解病人的精神（病史），或为病人提供咨询。美国保健牧师组织总裁兼ceo，罗夫?瓦尔特?斯密思说，他的团队为病人提供保健产品，对于信仰者来说是没有限制的。
病人需要什么？斯密思说保健牧师有能力对你的健康做出合适评估，对有精神（病）症状的人进行心理干于，可有人说：“对不起！我不能肯定你能有担当，因为我不是虔诚的宗教徒。”
“那不是问题，我能坐下来与你谈谈吗？”斯密思说。病人表示悉听尊便。在座谈过程中，病人发现自已考虑的尽是世俗的事情，如柴米油盐和讳莫如深的死亡等，他们可能也被疾病稿得神经兮兮。遇到此种情况，保健牧师可为病人推荐其它专业类别的服务，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想象指导专家等。
保健牧师的所有关注并不是如物理治疗所反映的如此这般的直观，问题是病人有机会找到一种起作用的“机制”，向医生，牧师，葬礼承办人员讲真话，斯密思说，“因为那些人将陪伴你走向人生的终点。”事实确是如此，至少保健牧师寻求提供一条通向人生终极的舒缓的道路。
斯密思的团队服务在美国国内步步为营，即使是最专心的科学家也欢迎他们的发展，《盲人的信仰》一书作者沙龙说，“我认为保健牧师的工作是探索病人的价值，帮助病人做一些决定，我想这绝对是无可非议的、正确之举。”
斯密思的观点正被更多人理解。没有人想用宗教来代替医学，医院急救室里手术医生正在抢救病人，此间也没有出现牧师。保证人们生活正常的最好准备还是良好的药品和精细的医疗设施。
八未来生命的边界
新生命指日可待
人类面临的21世纪将是什么样子？
可以预见的是，在本世纪内人类将重返月球，并在月球上建立人类飞向外太空的基地。未来的月球基地上当然有中国人的身影。在本世纪内，地球人还将解决在太空中受孕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太空人”可能在本世纪诞生，人类梦寐以求走出地球，飞向太空的基因在本世纪会完全得到彰显。
除了这一可喜的代表人类外向型“扩张”的前景外，地球与人类也有她的“隐痛”，本世纪地球要遭遇行星的袭击，如何防患于未然，让我们的“摇篮”安然无恙，科学家为此正伤透脑筋。除了天地，剩下的是人类自身的“设计”。
科学家已经将人的耳朵长在老鼠的背脊上，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将人的思维与自然界中动物的超级感官功能相结合，将能造出新型人类——超男，抑或是狼孩，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时间。如果有朝一日，地球上出现了完全由人工制造的新物种，从生命角度而言，这是一个方寸大乱的事。世界，你准备好了吗？
科学家已克隆出人的胚胎。生物工程专家们制造出了具有人脑的老鼠。为治疗目的，即为患病的同胞手足安图索骥提供干细胞的设计婴儿也已问世。按人类目的制造生命的速度如此之快，来势如此勇猛，是世人始料未及的。
一些人相信，如果按这样的研究速度和研究目的发展下去，那么到21世纪结束，乌托邦式的社会很快就会来到。美国科学杂志的一位编辑罗纳德?巴利预测，“这是一个生物解放的世纪。典型的美国家庭将进入五世同堂的时代，一位至少有150岁的太太太奶奶成为家庭的核心，年已30岁的曾曾曾孙子与她住在一起，而这位太太后级的超级老人还能踢足球哩。”
有一些人对这种反自然的行为不能苟同。他们认为在美国历史上有反对弱者，种族歧视的现象，这导致科学家寻求在分子层面提高和控制生命优化的能力，结果主导了弱势种群基因层面的整体弱化。现今，科学的人为干预已进入到一个与人的价值观，甚至人类自身的定位发生冲突的地步，出现了许多紧急的伦理问题需要我们回答。
人的生命仅因为是人就具有内在的价值吗？
生命的伦理意义在于享有尊严和平等。这意味着所有人享有同样的道德价值，不管他们的能力和拥有什么。现在，此客观标准受到“人本论”的威胁，“人本论”惟一主证的权利就是因为自已属于人，这是因为有了一点儿认识能力而取得的地位。要是“人本论”给所有生命以平等相待的机会，就像他所控制的伦理社会一样，那么生物世界的大门将会被打开，获得生物的丰收；或者允许生物技术专家为了解决治疗方面的问题，而在基因工程层面所作的各种试验和测试，直至“种植”克隆来的品种。
人与自然的博奕
人的基因中有多少动物基因？是多得不可胜数吗？还是让我们看看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相。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人与动物不同的基因少得可怜。植物界和动物界都有杂种存在。那么人与动物呢？是否老死不相往来？
人与动物的杂种，是一种嫁接的怪物，古而有之。人们相信，将人的基因植入动物能够造出一个胜于人的怪物。从一个人与动物相通的食性说事。人需要的蛋白质可从牛奶中获得。而奶牛就是为产奶而改变的牛类，奶牛嫁接了人的需要。还有比奶牛产奶更为惊心动魄的生物变化过程。
未来学家詹姆思?休思宣称，黑猩猩从基因上说具有人的理智，证明了黑猩猩具有人模狗样，但还不是人。如果科学家愿意对黑猩猩进行基因改造的话，黑猩猩最终取得人的“资格”也只是时间问题。现实是，动物与人的嫁接正在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世人面前。
那么有否动物基因曾经进入过人的胚胎呢？答案是，如果科学家能将人的基因植入动物胚胎，那么动物基因也可轻易地植入人的胚胎，这样的实验远非不能想象。科学实验，这是现代科学区别于一切哲学、宗教、神学的底线。现代科学强调的是拿事实说话和实验的可复制性。正是基于这一理性态度引导人类逐渐接近客观真理。
在地球这个生命世界中，万物如此安分，惟处在生命链高端的人类却还是想入非非？他们想利用动物的某些基因性质增加现在人种的力量和感官的准确性，使人成为“超人”，他们要创造“终极人种”。看来“超人时代”并非仅出现科幻电影，超人与我们仅一墙之隔。从人类的认知层面说事，可以讲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只有人想不到的。但以宇宙之博大，而生命乃宇宙赋予，所以一切生命均在宇宙掌控之下，人类也难逃其宿命。
人类有自大的先创性的绝对权利吗？
自古以来，人类传宗接代是通过男女结婚，由爱而生儿育女。此种普通方式，虽然不是一直遵循的模式，但现今创造性的丰富的生育处理方式和人类对克隆的展望已经引发紧急的伦理问题，如：一个65岁高龄老妇，允许她通过技术帮助而生育吗？一个男人可以植入**变成母亲吗？
正如生物伦理学家约瑟夫?弗雷彻建议，在将来某个时候，一名职业妇女可以使用动物的或人造的**来完成她的妊娠期，而不需要经过一个专门令人心烦的怀孕期。
人们也许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还没有感觉，原因是再生性克隆还未列上现时的议事日程。是什么原因让人造生命梗阻呢？原来它的安全性还没有过关。然而，假以时日，一旦突破了安全瓶颈，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一些生物伦理学家断言，剥夺再生性克隆，至少是对性乐派或是性功能缺失的“对子”是不合法的，“再生自由”包括了在生物学上有后代的权利。
然而，传统意义的传宗接代与对后代的基因进行重塑毕竟不是同一概念。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的思维是宇宙思维的一支，地球人继承了宇宙思维，其明证是人可以进行漫无边界的思想之旅，宇宙有多大，人的心灵活动的边界就有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产生不是自然进化与环境竞争的产物。
人是自然之子，是天赋予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对没有生命迹象的火星一次次化巨资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去探索。在他们生命的基因里，深深地烙下了宗教情结。
全世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信仰宗教。许多大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在他们视为生命的科学事业处于项峰的时候终于似梦初醒般找到了自已灵魂的依托。宗教实际上是宇宙意识的显影，人类继承宗教（即宇宙意识）在洪荒时期可使他们的心灵有所依托；在今天一切以科学为导向的物质世界，教育人类稍安勿燥，否则要遭到宇宙的惩罚。
人类的基因无法改变。这是宇宙的“游戏”规则。仅是为了维系自已的存在欲对自身基因中的疾病因子采取根除的办法情有可原。但是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鼓噪，宣称要改变孩子们的基因图谱“独善其身”（这也从反向证明人的思维与动物思维没有同一性。人更愿意主动改变自已，应对生存环境的压力，而不是像动物那样，依靠自然的利刃慢慢地进化。）有的人甚至走得更远，声称有权对孩子们的基因进行重新设计。
这样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以同样的方式大量“生产”某一种类型的孩子——所谓优化的人种——超人，几乎赶上了家庭对宠物狗的需要。人类会以同一步调走上此不归路吗？
从智慧生命——人类，降临地球的那一天起，人类指定是在分裂中度过自已在地球中漫漫的岁月，无论是从思维到行为，这或许可以成为解释人非动物进化的另一个理由。疯狂的人要窜改自已的基因，把自已和后代塑造成超人。但是在科学的疯狂面前没有失去理性的人却提出：“法律是否赋予了指导这样的科学研究的权利？”这或许就是所有生物技术的争论之原。
试图阻止克隆人的科学家们已在寻求立法的帮助规范科学研究，否则，科学实验就与小说家泡制故事差不离了。具有相反立论的人则在宪法中找到了权利的影子，他们说这与记者自已放火烧了房子，再来写火灾的报导如出一辙。
这件重要事情的脉络还是清晰的。如果科学研究的权利在宪法中得以载明，那么社会就会被这种重要的规范的科学能力所系，除非在强化了的国家利益面前，比如为了防止一种导致大批人死亡的瘟疫，这是科学的非常时期。
在人们为科学研究（方向）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争论时，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提请回忆，这就是与其将它看成是为科学而争论，不如说在为人的价值观、伦理和道德在争论。记得前美国议会主席团成员、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思说过：“自然界限内的一切都是供物尽其用，以实现自身的最高价值。自然界内的一切已经为我们人类作出定义，这个定义的边界包括人与动物的界限为一方，以及以人与超人（上帝）为界限的另一方。
生命的边界，死亡的边界，这些是21世纪的问题，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21世纪已经来临，你准备好了吗？
九毋忘我
(一)
40岁的克莱夫非等闲之辈，是一名专业音乐人士，伦敦一个著名合唱队的经理。他曾与著名作曲家约翰?塔弗纳，米切尔·亚门，比特?林科等大腕合作，谱写了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经典婚礼音乐。他的代表作品是为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结婚典礼谱写乐曲，所以他有幸应邀进入白金汉宫，与bbc音乐记者和穿黑色皮裤的乐队一起，见证自已创作的金曲走俏西方婚庆大典。
但以复兴婚礼音乐驰骋西方音坛的他，竟是钻石王老五。克莱夫有一句名言：“最重要的事是不能言喻的，这就是音乐存在的原因。”
“失之东偶，收之桑榆”。或许被克莱夫视为生命的音乐能给他带来婚姻的第二春。年方21岁的女高音歌手德博拉加盟他的合唱队，克莱夫一见钟情，他用成功男人的魅力光环和优雅体贴的关怀俘虏了女高音的芳心，成了“王老五”手中的“猎物”,很快步入婚姻殿堂，成为除皇族外可以享受御用皇宫举办婚礼的“名角”。
(二)
“她太可爱了？爱不胜爱？”不。此时的克莱夫不幸患上一种怪病，那是他们结婚18个月后，一种疱状病毒侵入他的大脑，导致令人战栗的头痛。更可怕的是，这种病毒破坏脑内的海马状组织，换句话说，克莱夫的记忆功能失效了。
已知脑内疱症状病毒诱发的病例极其罕见，全美国一年也不过2000例，70%的病人难逃死亡之虞，幸存下来的多半是神经病患者，大部份病例比克莱夫轻得多。
克莱夫每次意识清醒时，似乎都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德博拉解释，“测试显示，我丈夫的记忆仅能停留7秒钟，任何给他的新信息就像落在皮肤上的雪花很快融化得无影无踪。”
博德拉想起丈夫第一次发病，那是1985年平常的一天：“一天晚上他回家后抱怨头疼。”第二天星期一，他的牙齿在打战，头疼得无以复加，称“仿佛有人用锤子在痛击他。”
“亲受的，回到床上休息，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德博拉要上班去了。
“我记不起你的电话号码，”克莱夫答，虽然之前他天天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德博拉将电话号码告诉克莱夫，他挨个记下了德博拉?韦尔立的名字，仿佛他并不认识她。
德博拉为他找来医生。医生认为是流感，开了些止痛药。
二天后，克莱夫对德博拉说：“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她又一次联系医生，得到的回答是当地爆发流感，引起脑膜炎致克莱夫意识错乱。那天下午，德博拉回到家中，发现老公不在床上呆着，屋内也没有克莱夫逗留过的痕迹。德博拉向周围邻居打听丈夫去向，电话联系医生，还向警方报案。
几小时后，家中电话铃响了，位于车站附近的警察说，克莱夫与他们在一起。但警察感到纳闷，克莱夫说不出自已的地址。当德博拉将克莱夫领回家时，他却正确地走进公寓的入口处，来到自已的宅门。
克莱夫体温上升到104f，德博拉赶紧叫救护车将他送进医院。在医院里，他开始意识错乱和行为失控。
“亲爱的，与我呆在一起吧！与我呆在一起，我爱你。”克莱夫像念咒似的反复。
德博拉按医生吩咐给克莱夫做cat扫描和脊椎抽液。11个小时后，内科主治医生称她的丈夫患了脑炎——大脑的炎症，系由唇疱症病毒引起。“他有80%死亡的机率。”医生说。
“但他从没有得过唇疱症呀！”受到打击不知所措的德博拉说。“这种病毒潜伏在大部分人群中，没有一点征候，”医生解释道，“鲜有机会进入大脑。”可是却歪打正着，瞎猫抓到死老鼠。
(三)
几天前，他俩刚讨论生儿育女的大事。克莱夫从先前的婚姻承继了三个孩子，但他和德博拉要有自已的爱情结晶，“所以我希望很快能怀孕，因为克莱夫年龄越来越大了，”她说，“现在我的丈夫虽生犹死。”
第三天，克莱夫病情发作，医生说克莱夫停止进食了。
克莱夫被病毒侵蚀的脑组织肿胀，压迫脑壳中的骨质，治疗中不时使用刚上市的抗毒药。接着几个星期，病情稳定了，头疼症状减缓，体温回到正常状态；但脑部扫描显示，他的脑子全被盖住了。理论上，“意识的长城”已遭破坏。
国际著名哲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主攻记忆与认知科学的专家巴布拉?威尔逊说：“病毒瓦解克莱夫的才华，使他几近白痴。”他还说，“他不仅失去过去的记忆，也不能存储任何新记忆。”克莱夫犯病后讲的话就是胡言乱语，他习惯用“鸡肉”这个词来描绘一切事情。当一名医生问克莱夫领带是什么，钢笔是什么，他会用权威似的声音回答：“鸡肉”。然后，他又开始迟疑不决的解释。突然，他又想起德博拉的名字，但是他发出来的声音恰是颠倒了名字的次序，成了“哈罗博”。
由于克莱夫正面脑叶受到损伤，而脑叶控制着人的行为和性格，引发许多其它特别的征候。当他使用电动剃刀时，他着魔似地长时间正面“修理”他的脸庞，甚至剃去眉毛也在所不惜。医生说克莱夫受制于一种专至于某事的病态，引导他无休止重复单一动作。他再现了孩提时代的狂躁：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以引起别人的注意；有时他知道自已离开医院行将回家时，在行进的汽车里跳下来。
(四)
在医院呆了三个月后，克莱夫开始显示出他狂暴的症状：他把护士的头往墙上摁，扔椅子，甚至将德博拉撞倒在地。克莱夫的家族成员和朋友们唯恐避之不及。每到夜晚，德博拉一人孤零零呆在床上。她很气愤，也很害怕，心里默默地想着与她结婚时的那个男人。
医生说情感记忆有很强的“抗入侵”，鲜受病毒的影响。“即使他现在病成这样，他仍然注视着我的眼睛，仿佛在告诉我，他爱我。”德博拉说，情感的冲击力甚至冲破生物学意义的控制范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呵！
德博拉去医院看克莱夫，克莱夫只是抽噎着。此时的德博拉欲哭无泪，她说，“拚命想抓住你，得到的却不是真正的你。”
一天，德博拉将克莱夫领到医院教堂的一架风琴边，让他在琴凳上坐下，并在他面前摆了一张乐谱，“这就像有人给了他一份礼物，”德博拉说，虽然他犯病后不再读报和看书，但他仍能读乐谱和演奏。
“音乐是克莱夫记忆程序中的一个元素，”纽约神经病学者奥利弗?萨克，畅销书《苏醒》的作者说。“当他在演奏音乐时，他看似一个正常人，”德博拉说，“一旦演奏停下来，他又一次失落自已。”
(五)
一天，心力交瘁，回天乏力的德博拉刚走出家门，就像石头一样倒在地上。苏醒后，她纹丝不动，欲哭无泪。
回到家中，她用拳头捣着墙壁，发泄心中的狂怒：“我接受不能为克莱夫生儿育女的现实，但我不想与别的什么人再谈爱情。啊，世界是何等空虚！”
德博拉幻想带着克莱夫到海边，与他一起走进大海，直到被大海波涛吞没。她打电话到问自杀热线：“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想死，我不知道如何活下去？”
德博拉无论心力和体能都极度困顿，她感到无法突出重围，生活对她已失取引力。这时她的朋友们和医生发出警告：时年36岁的她要开始新的生活。
这样的苦日子熬了8年，终于走到尽头。1993年春季的一天，德博拉似梦初醒，她明白再也不能这样耗下去了。
“我想离开英国后我能把所有的悲痛留在身后。”1994年，德博拉移居到纽约曼哈顿，她有两个亲戚在那里，但没有联系。她靠自已的积蓄，参加课程和写诗度日，但是她说，“我在那里并不合适，因为我的心属于克莱夫。”
几周后她打电话给在英国的丈夫，告知关于她在纽约的情况，克莱夫此时已转到一个专治脑损伤的医院，他在那儿的情况不错，没有狂躁症状了。医生告诉德博拉，她丈夫还不知道她已离他而去。
(六)
在他们越洋通话时，奇迹发生了，克莱夫听出妻子的声音，立马告诉她：“我爱你”。德博拉享受梦寐以求爱的意境，克莱夫给博德拉一个更大的惊喜，他为妻子“煲”一个更长的“电话粥”。从神经病学角度看，这是一种用幻想代替现实的闲聊。
在美国呆了3年，德博拉发现并没有真正把那个男人放下，决定回到丈夫身边。她说，“有些事情其实并不取决于你的想法，或你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你的认同，那是植根于很深层次的东西。”
克莱夫与她在一起的时候自然是他生命中的阳光时段，“他想你对他是重要的，因为你是在他苏醒后见到的第一人，”德博拉解释说。
2002年复活节，这一对“意识恋人”在当地教堂重结连理。“我虽然不能与他有身体上的联系，但我们相互对爱承诺，我仍然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德博拉说，“克莱夫将生命托付给我，这是爱的最高境界。当我们在一起时，他的每一个想法都与我有关，有多少女人拥有如此享受？”
德博拉偎依坐在钢琴凳上的克莱夫，一只手搂着他的腰，她挑了一些乐谱放在他面前，当克莱夫的手指涟漪似地在琴键上滑动时，她一往情深地看着他，房间里也响起了她夜莺似的歌声。
动，参与单位有50家教堂，承允帮助2500名教徒吃得更好，参加更多有益健康的活动，改善他们遇重病时的境遇。他们还派遣牧师在传道时兼授健康知识，在社区活动日到教堂发放营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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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牵手
许多科学家和神学家研究诸如此类的事情，倾一已之力赞扬：牧师布道与医生的医术都是对病人总体关怀的一部份。倘若一名妇女胸部患癌，为她提供肿瘤专家、心理专家和手术医生；也可与病人讨论宗教方面的需要，如果牧师对病人的精神需求会有所帮助的话。
教堂方面热情很高，医生和医院对帮助病人寻求精神咨询的步子却落在后面，他们担忧病家没有意愿与医生讨论这种精神层面的，疑似私密的问题。对医生来说，回答此类似是而非的问题也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印地安娜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简?克里斯蒂在审视肿瘤学家们治疗时发现，专家们都认为与病人作精神层面的沟通是好事，但“隔行如隔山”，他们没有合适的“手段”，不知道怎样才能提高谈话的兴趣，他们还担心病人在任何事端中受到可能的冒犯。事实是病人欢迎这样的谈话，苦于医生从不坚持这种可以“双赢”的方式。无论对病人，还是对医生，现在需要有人站出来打破坚冰。
克里斯蒂教授过去曾参与内科医生如何帮助病人做一些手工劳动，如手制卷烟的课题，名为5－7分钟短暂谈话，初衷是让医生学会提出问题。课题人员设计了一些问题：以前做过这样的劳动吗？如病员回答以前做过，则后续的问题是有兴趣再试试吗？重要的是过程，这样就ok了，谈话可进行下去。“病员对谈话越关心，医生对病人的影响就越大。”
克里斯蒂还引导与癌症病人促膝谈心讨论宗教问题。虽然迄今未在规模意义上测试，但小范围内有惊人成功：90%的病人对医生用宗教话题切入彼此并不感到冒犯了对方，75%的病人认为这样的谈话非常有益。仅在3周内，这个小组就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病人们的失望情绪减轻了，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感受到医生的关怀。
克里斯蒂“寓宗教于医学”的建议在业界得到良好反响，即使那些不识她为何方神仙的医生也轻易地将精神关怀与医治方式结合起来。美国的“保健牧师”（hcc）是一个集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禅宗喇嘛之大成的组织，在纽约地区得到广泛承认，隶属于十来个医院和诊所。该组织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医院为病人“打包”治疗下提供安慰语之类的关怀。
保健牧师如同医生，他们在自已的领域里开展工作，拿着病历访问病人，了解病人的精神（病史），或为病人提供咨询。美国保健牧师组织总裁兼ceo，罗夫?瓦尔特?斯密思说，他的团队为病人提供保健产品，对于信仰者来说是没有限制的。
病人需要什么？斯密思说保健牧师有能力对你的健康做出合适评估，对有精神（病）症状的人进行心理干于，可有人说：“对不起！我不能肯定你能有担当，因为我不是虔诚的宗教徒。”
“那不是问题，我能坐下来与你谈谈吗？”斯密思说。病人表示悉听尊便。在座谈过程中，病人发现自已考虑的尽是世俗的事情，如柴米油盐和讳莫如深的死亡等，他们可能也被疾病稿得神经兮兮。遇到此种情况，保健牧师可为病人推荐其它专业类别的服务，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想象指导专家等。
保健牧师的所有关注并不是如物理治疗所反映的如此这般的直观，问题是病人有机会找到一种起作用的“机制”，向医生，牧师，葬礼承办人员讲真话，斯密思说，“因为那些人将陪伴你走向人生的终点。”事实确是如此，至少保健牧师寻求提供一条通向人生终极的舒缓的道路。
斯密思的团队服务在美国国内步步为营，即使是最专心的科学家也欢迎他们的发展，《盲人的信仰》一书作者沙龙说，“我认为保健牧师的工作是探索病人的价值，帮助病人做一些决定，我想这绝对是无可非议的、正确之举。”
斯密思的观点正被更多人理解。没有人想用宗教来代替医学，医院急救室里手术医生正在抢救病人，此间也没有出现牧师。保证人们生活正常的最好准备还是良好的药品和精细的医疗设施。
八未来生命的边界
新生命指日可待
人类面临的21世纪将是什么样子？
可以预见的是，在本世纪内人类将重返月球，并在月球上建立人类飞向外太空的基地。未来的月球基地上当然有中国人的身影。在本世纪内，地球人还将解决在太空中受孕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太空人”可能在本世纪诞生，人类梦寐以求走出地球，飞向太空的基因在本世纪会完全得到彰显。
除了这一可喜的代表人类外向型“扩张”的前景外，地球与人类也有她的“隐痛”，本世纪地球要遭遇行星的袭击，如何防患于未然，让我们的“摇篮”安然无恙，科学家为此正伤透脑筋。除了天地，剩下的是人类自身的“设计”。
科学家已经将人的耳朵长在老鼠的背脊上，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将人的思维与自然界中动物的超级感官功能相结合，将能造出新型人类——超男，抑或是狼孩，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时间。如果有朝一日，地球上出现了完全由人工制造的新物种，从生命角度而言，这是一个方寸大乱的事。世界，你准备好了吗？
科学家已克隆出人的胚胎。生物工程专家们制造出了具有人脑的老鼠。为治疗目的，即为患病的同胞手足安图索骥提供干细胞的设计婴儿也已问世。按人类目的制造生命的速度如此之快，来势如此勇猛，是世人始料未及的。
一些人相信，如果按这样的研究速度和研究目的发展下去，那么到21世纪结束，乌托邦式的社会很快就会来到。美国科学杂志的一位编辑罗纳德?巴利预测，“这是一个生物解放的世纪。典型的美国家庭将进入五世同堂的时代，一位至少有150岁的太太太奶奶成为家庭的核心，年已30岁的曾曾曾孙子与她住在一起，而这位太太后级的超级老人还能踢足球哩。”
有一些人对这种反自然的行为不能苟同。他们认为在美国历史上有反对弱者，种族歧视的现象，这导致科学家寻求在分子层面提高和控制生命优化的能力，结果主导了弱势种群基因层面的整体弱化。现今，科学的人为干预已进入到一个与人的价值观，甚至人类自身的定位发生冲突的地步，出现了许多紧急的伦理问题需要我们回答。
人的生命仅因为是人就具有内在的价值吗？
生命的伦理意义在于享有尊严和平等。这意味着所有人享有同样的道德价值，不管他们的能力和拥有什么。现在，此客观标准受到“人本论”的威胁，“人本论”惟一主证的权利就是因为自已属于人，这是因为有了一点儿认识能力而取得的地位。要是“人本论”给所有生命以平等相待的机会，就像他所控制的伦理社会一样，那么生物世界的大门将会被打开，获得生物的丰收；或者允许生物技术专家为了解决治疗方面的问题，而在基因工程层面所作的各种试验和测试，直至“种植”克隆来的品种。
人与自然的博奕
人的基因中有多少动物基因？是多得不可胜数吗？还是让我们看看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相。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人与动物不同的基因少得可怜。植物界和动物界都有杂种存在。那么人与动物呢？是否老死不相往来？
人与动物的杂种，是一种嫁接的怪物，古而有之。人们相信，将人的基因植入动物能够造出一个胜于人的怪物。从一个人与动物相通的食性说事。人需要的蛋白质可从牛奶中获得。而奶牛就是为产奶而改变的牛类，奶牛嫁接了人的需要。还有比奶牛产奶更为惊心动魄的生物变化过程。
未来学家詹姆思?休思宣称，黑猩猩从基因上说具有人的理智，证明了黑猩猩具有人模狗样，但还不是人。如果科学家愿意对黑猩猩进行基因改造的话，黑猩猩最终取得人的“资格”也只是时间问题。现实是，动物与人的嫁接正在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世人面前。
那么有否动物基因曾经进入过人的胚胎呢？答案是，如果科学家能将人的基因植入动物胚胎，那么动物基因也可轻易地植入人的胚胎，这样的实验远非不能想象。科学实验，这是现代科学区别于一切哲学、宗教、神学的底线。现代科学强调的是拿事实说话和实验的可复制性。正是基于这一理性态度引导人类逐渐接近客观真理。
在地球这个生命世界中，万物如此安分，惟处在生命链高端的人类却还是想入非非？他们想利用动物的某些基因性质增加现在人种的力量和感官的准确性，使人成为“超人”，他们要创造“终极人种”。看来“超人时代”并非仅出现科幻电影，超人与我们仅一墙之隔。从人类的认知层面说事，可以讲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只有人想不到的。但以宇宙之博大，而生命乃宇宙赋予，所以一切生命均在宇宙掌控之下，人类也难逃其宿命。
人类有自大的先创性的绝对权利吗？
自古以来，人类传宗接代是通过男女结婚，由爱而生儿育女。此种普通方式，虽然不是一直遵循的模式，但现今创造性的丰富的生育处理方式和人类对克隆的展望已经引发紧急的伦理问题，如：一个65岁高龄老妇，允许她通过技术帮助而生育吗？一个男人可以植入**变成母亲吗？
正如生物伦理学家约瑟夫?弗雷彻建议，在将来某个时候，一名职业妇女可以使用动物的或人造的**来完成她的妊娠期，而不需要经过一个专门令人心烦的怀孕期。
人们也许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还没有感觉，原因是再生性克隆还未列上现时的议事日程。是什么原因让人造生命梗阻呢？原来它的安全性还没有过关。然而，假以时日，一旦突破了安全瓶颈，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一些生物伦理学家断言，剥夺再生性克隆，至少是对性乐派或是性功能缺失的“对子”是不合法的，“再生自由”包括了在生物学上有后代的权利。
然而，传统意义的传宗接代与对后代的基因进行重塑毕竟不是同一概念。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的思维是宇宙思维的一支，地球人继承了宇宙思维，其明证是人可以进行漫无边界的思想之旅，宇宙有多大，人的心灵活动的边界就有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产生不是自然进化与环境竞争的产物。
人是自然之子，是天赋予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对没有生命迹象的火星一次次化巨资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去探索。在他们生命的基因里，深深地烙下了宗教情结。
全世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信仰宗教。许多大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在他们视为生命的科学事业处于项峰的时候终于似梦初醒般找到了自已灵魂的依托。宗教实际上是宇宙意识的显影，人类继承宗教（即宇宙意识）在洪荒时期可使他们的心灵有所依托；在今天一切以科学为导向的物质世界，教育人类稍安勿燥，否则要遭到宇宙的惩罚。
人类的基因无法改变。这是宇宙的“游戏”规则。仅是为了维系自已的存在欲对自身基因中的疾病因子采取根除的办法情有可原。但是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鼓噪，宣称要改变孩子们的基因图谱“独善其身”（这也从反向证明人的思维与动物思维没有同一性。人更愿意主动改变自已，应对生存环境的压力，而不是像动物那样，依靠自然的利刃慢慢地进化。）有的人甚至走得更远，声称有权对孩子们的基因进行重新设计。
这样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以同样的方式大量“生产”某一种类型的孩子——所谓优化的人种——超人，几乎赶上了家庭对宠物狗的需要。人类会以同一步调走上此不归路吗？
从智慧生命——人类，降临地球的那一天起，人类指定是在分裂中度过自已在地球中漫漫的岁月，无论是从思维到行为，这或许可以成为解释人非动物进化的另一个理由。疯狂的人要窜改自已的基因，把自已和后代塑造成超人。但是在科学的疯狂面前没有失去理性的人却提出：“法律是否赋予了指导这样的科学研究的权利？”这或许就是所有生物技术的争论之原。
试图阻止克隆人的科学家们已在寻求立法的帮助规范科学研究，否则，科学实验就与小说家泡制故事差不离了。具有相反立论的人则在宪法中找到了权利的影子，他们说这与记者自已放火烧了房子，再来写火灾的报导如出一辙。
这件重要事情的脉络还是清晰的。如果科学研究的权利在宪法中得以载明，那么社会就会被这种重要的规范的科学能力所系，除非在强化了的国家利益面前，比如为了防止一种导致大批人死亡的瘟疫，这是科学的非常时期。
在人们为科学研究（方向）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争论时，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提请回忆，这就是与其将它看成是为科学而争论，不如说在为人的价值观、伦理和道德在争论。记得前美国议会主席团成员、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思说过：“自然界限内的一切都是供物尽其用，以实现自身的最高价值。自然界内的一切已经为我们人类作出定义，这个定义的边界包括人与动物的界限为一方，以及以人与超人（上帝）为界限的另一方。
生命的边界，死亡的边界，这些是21世纪的问题，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21世纪已经来临，你准备好了吗？
九毋忘我
(一)
40岁的克莱夫非等闲之辈，是一名专业音乐人士，伦敦一个著名合唱队的经理。他曾与著名作曲家约翰?塔弗纳，米切尔·亚门，比特?林科等大腕合作，谱写了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经典婚礼音乐。他的代表作品是为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结婚典礼谱写乐曲，所以他有幸应邀进入白金汉宫，与bbc音乐记者和穿黑色皮裤的乐队一起，见证自已创作的金曲走俏西方婚庆大典。
但以复兴婚礼音乐驰骋西方音坛的他，竟是钻石王老五。克莱夫有一句名言：“最重要的事是不能言喻的，这就是音乐存在的原因。”
“失之东偶，收之桑榆”。或许被克莱夫视为生命的音乐能给他带来婚姻的第二春。年方21岁的女高音歌手德博拉加盟他的合唱队，克莱夫一见钟情，他用成功男人的魅力光环和优雅体贴的关怀俘虏了女高音的芳心，成了“王老五”手中的“猎物”,很快步入婚姻殿堂，成为除皇族外可以享受御用皇宫举办婚礼的“名角”。
(二)
“她太可爱了？爱不胜爱？”不。此时的克莱夫不幸患上一种怪病，那是他们结婚18个月后，一种疱状病毒侵入他的大脑，导致令人战栗的头痛。更可怕的是，这种病毒破坏脑内的海马状组织，换句话说，克莱夫的记忆功能失效了。
已知脑内疱症状病毒诱发的病例极其罕见，全美国一年也不过2000例，70%的病人难逃死亡之虞，幸存下来的多半是神经病患者，大部份病例比克莱夫轻得多。
克莱夫每次意识清醒时，似乎都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德博拉解释，“测试显示，我丈夫的记忆仅能停留7秒钟，任何给他的新信息就像落在皮肤上的雪花很快融化得无影无踪。”
博德拉想起丈夫第一次发病，那是1985年平常的一天：“一天晚上他回家后抱怨头疼。”第二天星期一，他的牙齿在打战，头疼得无以复加，称“仿佛有人用锤子在痛击他。”
“亲受的，回到床上休息，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德博拉要上班去了。
“我记不起你的电话号码，”克莱夫答，虽然之前他天天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德博拉将电话号码告诉克莱夫，他挨个记下了德博拉?韦尔立的名字，仿佛他并不认识她。
德博拉为他找来医生。医生认为是流感，开了些止痛药。
二天后，克莱夫对德博拉说：“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她又一次联系医生，得到的回答是当地爆发流感，引起脑膜炎致克莱夫意识错乱。那天下午，德博拉回到家中，发现老公不在床上呆着，屋内也没有克莱夫逗留过的痕迹。德博拉向周围邻居打听丈夫去向，电话联系医生，还向警方报案。
几小时后，家中电话铃响了，位于车站附近的警察说，克莱夫与他们在一起。但警察感到纳闷，克莱夫说不出自已的地址。当德博拉将克莱夫领回家时，他却正确地走进公寓的入口处，来到自已的宅门。
克莱夫体温上升到104f，德博拉赶紧叫救护车将他送进医院。在医院里，他开始意识错乱和行为失控。
“亲爱的，与我呆在一起吧！与我呆在一起，我爱你。”克莱夫像念咒似的反复。
德博拉按医生吩咐给克莱夫做cat扫描和脊椎抽液。11个小时后，内科主治医生称她的丈夫患了脑炎——大脑的炎症，系由唇疱症病毒引起。“他有80%死亡的机率。”医生说。
“但他从没有得过唇疱症呀！”受到打击不知所措的德博拉说。“这种病毒潜伏在大部分人群中，没有一点征候，”医生解释道，“鲜有机会进入大脑。”可是却歪打正着，瞎猫抓到死老鼠。
(三)
几天前，他俩刚讨论生儿育女的大事。克莱夫从先前的婚姻承继了三个孩子，但他和德博拉要有自已的爱情结晶，“所以我希望很快能怀孕，因为克莱夫年龄越来越大了，”她说，“现在我的丈夫虽生犹死。”
第三天，克莱夫病情发作，医生说克莱夫停止进食了。
克莱夫被病毒侵蚀的脑组织肿胀，压迫脑壳中的骨质，治疗中不时使用刚上市的抗毒药。接着几个星期，病情稳定了，头疼症状减缓，体温回到正常状态；但脑部扫描显示，他的脑子全被盖住了。理论上，“意识的长城”已遭破坏。
国际著名哲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主攻记忆与认知科学的专家巴布拉?威尔逊说：“病毒瓦解克莱夫的才华，使他几近白痴。”他还说，“他不仅失去过去的记忆，也不能存储任何新记忆。”克莱夫犯病后讲的话就是胡言乱语，他习惯用“鸡肉”这个词来描绘一切事情。当一名医生问克莱夫领带是什么，钢笔是什么，他会用权威似的声音回答：“鸡肉”。然后，他又开始迟疑不决的解释。突然，他又想起德博拉的名字，但是他发出来的声音恰是颠倒了名字的次序，成了“哈罗博”。
由于克莱夫正面脑叶受到损伤，而脑叶控制着人的行为和性格，引发许多其它特别的征候。当他使用电动剃刀时，他着魔似地长时间正面“修理”他的脸庞，甚至剃去眉毛也在所不惜。医生说克莱夫受制于一种专至于某事的病态，引导他无休止重复单一动作。他再现了孩提时代的狂躁：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以引起别人的注意；有时他知道自已离开医院行将回家时，在行进的汽车里跳下来。
(四)
在医院呆了三个月后，克莱夫开始显示出他狂暴的症状：他把护士的头往墙上摁，扔椅子，甚至将德博拉撞倒在地。克莱夫的家族成员和朋友们唯恐避之不及。每到夜晚，德博拉一人孤零零呆在床上。她很气愤，也很害怕，心里默默地想着与她结婚时的那个男人。
医生说情感记忆有很强的“抗入侵”，鲜受病毒的影响。“即使他现在病成这样，他仍然注视着我的眼睛，仿佛在告诉我，他爱我。”德博拉说，情感的冲击力甚至冲破生物学意义的控制范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呵！
德博拉去医院看克莱夫，克莱夫只是抽噎着。此时的德博拉欲哭无泪，她说，“拚命想抓住你，得到的却不是真正的你。”
一天，德博拉将克莱夫领到医院教堂的一架风琴边，让他在琴凳上坐下，并在他面前摆了一张乐谱，“这就像有人给了他一份礼物，”德博拉说，虽然他犯病后不再读报和看书，但他仍能读乐谱和演奏。
“音乐是克莱夫记忆程序中的一个元素，”纽约神经病学者奥利弗?萨克，畅销书《苏醒》的作者说。“当他在演奏音乐时，他看似一个正常人，”德博拉说，“一旦演奏停下来，他又一次失落自已。”
(五)
一天，心力交瘁，回天乏力的德博拉刚走出家门，就像石头一样倒在地上。苏醒后，她纹丝不动，欲哭无泪。
回到家中，她用拳头捣着墙壁，发泄心中的狂怒：“我接受不能为克莱夫生儿育女的现实，但我不想与别的什么人再谈爱情。啊，世界是何等空虚！”
德博拉幻想带着克莱夫到海边，与他一起走进大海，直到被大海波涛吞没。她打电话到问自杀热线：“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想死，我不知道如何活下去？”
德博拉无论心力和体能都极度困顿，她感到无法突出重围，生活对她已失取引力。这时她的朋友们和医生发出警告：时年36岁的她要开始新的生活。
这样的苦日子熬了8年，终于走到尽头。1993年春季的一天，德博拉似梦初醒，她明白再也不能这样耗下去了。
“我想离开英国后我能把所有的悲痛留在身后。”1994年，德博拉移居到纽约曼哈顿，她有两个亲戚在那里，但没有联系。她靠自已的积蓄，参加课程和写诗度日，但是她说，“我在那里并不合适，因为我的心属于克莱夫。”
几周后她打电话给在英国的丈夫，告知关于她在纽约的情况，克莱夫此时已转到一个专治脑损伤的医院，他在那儿的情况不错，没有狂躁症状了。医生告诉德博拉，她丈夫还不知道她已离他而去。
(六)
在他们越洋通话时，奇迹发生了，克莱夫听出妻子的声音，立马告诉她：“我爱你”。德博拉享受梦寐以求爱的意境，克莱夫给博德拉一个更大的惊喜，他为妻子“煲”一个更长的“电话粥”。从神经病学角度看，这是一种用幻想代替现实的闲聊。
在美国呆了3年，德博拉发现并没有真正把那个男人放下，决定回到丈夫身边。她说，“有些事情其实并不取决于你的想法，或你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你的认同，那是植根于很深层次的东西。”
克莱夫与她在一起的时候自然是他生命中的阳光时段，“他想你对他是重要的，因为你是在他苏醒后见到的第一人，”德博拉解释说。
2002年复活节，这一对“意识恋人”在当地教堂重结连理。“我虽然不能与他有身体上的联系，但我们相互对爱承诺，我仍然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德博拉说，“克莱夫将生命托付给我，这是爱的最高境界。当我们在一起时，他的每一个想法都与我有关，有多少女人拥有如此享受？”
德博拉偎依坐在钢琴凳上的克莱夫，一只手搂着他的腰，她挑了一些乐谱放在他面前，当克莱夫的手指涟漪似地在琴键上滑动时，她一往情深地看着他，房间里也响起了她夜莺似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