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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吕布追随丁原，也曾尽忠职守，不但常常为上司出谋划策，处理府内文书，还要贴身侍卫上司的安全。由于他出众的办事能力，一个人可以顶三个人的活，所以上司丁原对他很是亲近信赖。然而，丁原其人却是个性情粗略的人，除了为人脾气暴躁外，处事还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只要是上头下达的命令，无论对错，从来都是「受使不辞难」。如「火烧孟津」一事。就因为上头的一纸命令，他竟然就可以弃孟津港百姓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对于他这般的愚忠行为，难免会让一直用心处理州内事务的吕布暗自摇头。
吕布的出身是比较低微的，而且又是边疆人。自从他出世以来，家乡就缕缕遭受外寇入侵，所以没有人能够比他更清楚平民的处境和需求。在那个缕缕外寇入侵的年代，平民又饱受贵族官僚的压迫，不堪的处境可想而知。而吕布的出身又代表了平民，他会用心处理州务，这并不让人难以置信。
也许，在平日相处的过程里，吕布与丁原之间就曾发生过矛盾，以至于火烧孟津之事发生后，吕布对于丁原的看法就彻底改观了。在他看来，丁原似乎并不是一个真正值得追随的上司。
常言道，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则必有因。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进行质疑、分析、推断的，其关键只在于论据的合理与否。倘若史书所记载的全都是真的，那便不是史书，而是「圣经」了。然而，真相只能有一个。
公元188年三月，南匈奴屠各部落发生叛乱，攻掠并州，并州刺史张懿被匈奴兵杀死。也许张懿为官并不十分清廉，施政期间常会剥削那些少数民族，因而才会引起他们的叛乱，且最终被杀死。叛乱通常都是被压迫出来的，而非是人们的本性都是好乱的。
张懿死后，并州便迎来了下一任刺史——丁建阳。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河西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永固镇，东汉时属平阳郡，河东郡北邻）的黄巾余党举兵作乱，攻掠太原郡、河东郡等地。也许，这一次抵御贼寇的战役吕布也参加了，所以陈寿才会在《三国志》中说他「以骁武给并州」。当然，之前几年外寇入侵并州的时候，吕布想来也是有参与抗战的。以骁武给并州，说明他是一个对家乡的和平安定有着卓著贡献的人，否则陈寿不会刻意地提一笔。
据野史说，吕布可能是定襄人。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曹操「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割太原郡北部置新兴郡。五原郡人口被迁置于太原郡阳曲县故地，即新兴郡九原县（今忻州）。也许，陈寿将新兴郡的九原误以为是五原郡的九原，因而也有误载的可能。这点质疑，想来应已有人提过了才是。假如吕布是定襄人，而王允又是太原人，二人本就是同郡老乡，那么后来他们的关系会走得那么近，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吕布武艺高强，作战骁猛，坐下赤兔马（传说产自定襄东南的七岩山）来去如风，因而人们送了他一个绰号——飞将。而初到并州上任的丁原，在听说了吕布的名声后，于是便征召吕布前来为自己效力。这时的吕布也许在想，自己终于遇到一个识人的明主了。自从吕布受到丁原的征召，出任了主簿一职后，史书上就不曾出现过异族人攻掠并州以及贼寇四下作乱的记载了。可见，吕布处理州务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这样，大概一直到翌年公元189年三、四月份左右，汉灵帝又下诏任命董卓为并州牧。也许是因为丁原的刺史一职任期满了，所以朝廷才会改任董卓为并州牧。
汉时，刺史一职并不常置，通常都是一年一换。论权力，刺史比州牧要小得多。州牧具有掌管地方军权的权限，并且也可以连任。而刺史只是中央派去地方刺查国情类似于钦差的职务，虽然也很有权力，但却不具有掌管地方军权的权限。而丁原的手里之所以有兵权，因为他除了是刺史外，还是骑都尉。就在丁原接任刺史一职的同月，江夏人刘焉就向汉灵帝奏请将刺史改为州牧，以增加地方长官的权力，来压制那些到处作乱的贼寇。而汉灵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丁原离任后，便被任命为武猛都尉，归于上军校尉蹇硕管制，奉命驻守于司州河内郡的孟津关。此时此刻，我们不禁会有一个疑惑，既然丁原不再是刺史了，那么吕布又是否还是主簿呢？依照正常的程序来说，吕布应该依旧还是主簿，并且被移交到并州牧董卓的手下继续任职。主簿不同于从事，从事属于武职，刺史可以自行决定任用。倘若当时的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就很好理解了。有一点我们还需要知道，主簿一职是刺史属下的专职文官，刺史离任了以后，主簿还应当继续要留在州府处理文书。那么，丁原离任之后就仅仅只是武官了，而吕布这个文官自然也就不应归他所管了。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是，我们全都被史书上那欲盖弥彰式的叙述手法给欺瞒了，认为从始至终吕布都是在丁原手下任职的，可事实却似乎并非是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其实，「欲盖弥彰」是古时候写史书的人所常用的一种修饰手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混淆逻辑，给后人造成一种错误的认知。其个中缘由很好理解，史书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记述真实的历史，而是为了颂扬胜利者的光辉事迹。其目的既是如此的虚伪，其内容又如何可以尽信呢？至少在我看来，所有的史书都是不可尽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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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吕布追随丁原，也曾尽忠职守，不但常常为上司出谋划策，处理府内文书，还要贴身侍卫上司的安全。由于他出众的办事能力，一个人可以顶三个人的活，所以上司丁原对他很是亲近信赖。然而，丁原其人却是个性情粗略的人，除了为人脾气暴躁外，处事还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只要是上头下达的命令，无论对错，从来都是「受使不辞难」。如「火烧孟津」一事。就因为上头的一纸命令，他竟然就可以弃孟津港百姓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对于他这般的愚忠行为，难免会让一直用心处理州内事务的吕布暗自摇头。
吕布的出身是比较低微的，而且又是边疆人。自从他出世以来，家乡就缕缕遭受外寇入侵，所以没有人能够比他更清楚平民的处境和需求。在那个缕缕外寇入侵的年代，平民又饱受贵族官僚的压迫，不堪的处境可想而知。而吕布的出身又代表了平民，他会用心处理州务，这并不让人难以置信。
也许，在平日相处的过程里，吕布与丁原之间就曾发生过矛盾，以至于火烧孟津之事发生后，吕布对于丁原的看法就彻底改观了。在他看来，丁原似乎并不是一个真正值得追随的上司。
常言道，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则必有因。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进行质疑、分析、推断的，其关键只在于论据的合理与否。倘若史书所记载的全都是真的，那便不是史书，而是「圣经」了。然而，真相只能有一个。
公元188年三月，南匈奴屠各部落发生叛乱，攻掠并州，并州刺史张懿被匈奴兵杀死。也许张懿为官并不十分清廉，施政期间常会剥削那些少数民族，因而才会引起他们的叛乱，且最终被杀死。叛乱通常都是被压迫出来的，而非是人们的本性都是好乱的。
张懿死后，并州便迎来了下一任刺史——丁建阳。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河西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永固镇，东汉时属平阳郡，河东郡北邻）的黄巾余党举兵作乱，攻掠太原郡、河东郡等地。也许，这一次抵御贼寇的战役吕布也参加了，所以陈寿才会在《三国志》中说他「以骁武给并州」。当然，之前几年外寇入侵并州的时候，吕布想来也是有参与抗战的。以骁武给并州，说明他是一个对家乡的和平安定有着卓著贡献的人，否则陈寿不会刻意地提一笔。
据野史说，吕布可能是定襄人。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曹操「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割太原郡北部置新兴郡。五原郡人口被迁置于太原郡阳曲县故地，即新兴郡九原县（今忻州）。也许，陈寿将新兴郡的九原误以为是五原郡的九原，因而也有误载的可能。这点质疑，想来应已有人提过了才是。假如吕布是定襄人，而王允又是太原人，二人本就是同郡老乡，那么后来他们的关系会走得那么近，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吕布武艺高强，作战骁猛，坐下赤兔马（传说产自定襄东南的七岩山）来去如风，因而人们送了他一个绰号——飞将。而初到并州上任的丁原，在听说了吕布的名声后，于是便征召吕布前来为自己效力。这时的吕布也许在想，自己终于遇到一个识人的明主了。自从吕布受到丁原的征召，出任了主簿一职后，史书上就不曾出现过异族人攻掠并州以及贼寇四下作乱的记载了。可见，吕布处理州务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这样，大概一直到翌年公元189年三、四月份左右，汉灵帝又下诏任命董卓为并州牧。也许是因为丁原的刺史一职任期满了，所以朝廷才会改任董卓为并州牧。
汉时，刺史一职并不常置，通常都是一年一换。论权力，刺史比州牧要小得多。州牧具有掌管地方军权的权限，并且也可以连任。而刺史只是中央派去地方刺查国情类似于钦差的职务，虽然也很有权力，但却不具有掌管地方军权的权限。而丁原的手里之所以有兵权，因为他除了是刺史外，还是骑都尉。就在丁原接任刺史一职的同月，江夏人刘焉就向汉灵帝奏请将刺史改为州牧，以增加地方长官的权力，来压制那些到处作乱的贼寇。而汉灵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丁原离任后，便被任命为武猛都尉，归于上军校尉蹇硕管制，奉命驻守于司州河内郡的孟津关。此时此刻，我们不禁会有一个疑惑，既然丁原不再是刺史了，那么吕布又是否还是主簿呢？依照正常的程序来说，吕布应该依旧还是主簿，并且被移交到并州牧董卓的手下继续任职。主簿不同于从事，从事属于武职，刺史可以自行决定任用。倘若当时的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就很好理解了。有一点我们还需要知道，主簿一职是刺史属下的专职文官，刺史离任了以后，主簿还应当继续要留在州府处理文书。那么，丁原离任之后就仅仅只是武官了，而吕布这个文官自然也就不应归他所管了。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是，我们全都被史书上那欲盖弥彰式的叙述手法给欺瞒了，认为从始至终吕布都是在丁原手下任职的，可事实却似乎并非是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其实，「欲盖弥彰」是古时候写史书的人所常用的一种修饰手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混淆逻辑，给后人造成一种错误的认知。其个中缘由很好理解，史书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记述真实的历史，而是为了颂扬胜利者的光辉事迹。其目的既是如此的虚伪，其内容又如何可以尽信呢？至少在我看来，所有的史书都是不可尽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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