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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三耳朵跳起来追赶铁香，拦在对方面前，再次下跪。
“你这个疯子……”铁香脸色惨白，慌慌地想夺路而逃。
“臭biao子你敢跑——”三耳朵大喝一声，喊得铁香身子晃了晃，不敢再动。他横戳戳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姐姐，你今天不杀我，你如何有安生的日子？你往我脑壳上扣了个屎盆子，你以为我忍得下这一口气？”还没等铁香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突然从腰间解下一条粗粗的藤鞭，一声脆响，把铁香抽得一个趔趄。又一声脆响，铁香已经栽倒在地。她尖叫着举臂招架，但身旁女人看见三耳朵那横样子，谁也不敢上前拦阻，只是哇哇乱叫，或者赶快回村去报信喊人。
“你这个烂货，你这条草狗，你这个臭biao子，你不杀了我，这个事情如何有个了结？……”三耳朵骂一句就抽一鞭，抽得女人满地乱滚，远远看去，没看见人，只见尘沙飞扬，一堆绿色的薯叶翻来滚去，沙沙沙地响，间或有几片碎叶溅出。最后，叫声微弱了，叶子不再摇动了，三耳朵才住了手，丢了藤鞭。
他打开随身带来的布袋，拿出新的皮鞋，新的塑料凉鞋，新的头巾和袜子，丢到不再动弹的薯叶堆里。“你看好了，姐姐，我还是心痛你的！”
然后扬长而去。
走到路口，他还回头对女人们大喊：“告诉本义那个老货，我马兴礼把他的婆娘嬲了二十五回，嬲得她顿顿地叫呵——哈哈哈——”
对于马桥人来说，马兴礼这个名字已经很陌生。
开眼▲
魁元在牢里服刑一年多以后，病死了。消息传到马桥，他老娘一口痰卡在喉头一命呜呼。事情到了这一步，魁元家与盐午家的仇就结得更深了。简单地说，魁元的三个哥哥砸烂了天安门的一些玻璃，打伤了盐早。盐午后来又差人冲了魁元家的丧礼，一团团狗屎砸在灵牌上，供桌上，还有两口棺木上。两家人都操刀操火铳的时候，村里人才请来了牛头从中调解。
调解的结果，是盐午做了些让步，答应给魁元家其他人八百元“安慰费”，魁元家也就往事不提，恩恩怨怨一笔勾销。牛头依照旧规矩，主持了开眼的仪式，杀一只黑**，鸡血滴入十几个碗，双方的男人全部喝下。双方代表又各拿出一支临时做成的竹箭，自己先在箭上砍一刀，再把两支箭并在一起，双方一齐用力折断，以示今后不再互相打杀——各方执断箭为凭。
最后，双方各请出一个无子无孙绝了后的老寡妇。她们手托一碗清水，在水中放一枚铜钱。嘴里念念有辞以后，她们各自从水中捞出铜钱，在对方眼皮上慢慢地抹。一个说：“马盐午家的人伤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另一个说：“胡魁元家的同锅兄弟伤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
她们开始含混不清地唱起来：
人人都有一张嘴，
世上道理万万千呵。
人人都有两只耳，
世上道理年说年呵。
今日开眼明日见，
亲兄亲弟笑开颜呵。
今日碰头明日散，
隔山隔水不隔天呵。
……
据说，越是孤寒穷困的妇人，越有资格在这种场合充当开眼人。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说得清楚。
开眼之后，双方立刻恢复兄弟相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什么人，都不得再提冤仇这一段。也就是说，有理没理，有冤无冤，一碗屋檐水统统洗去了。
已经进入了新的年代，“开眼”一词当然也越来越多新的含义。牛头也要讲一讲当前的国家形势，比如讲到亚运会即将在中国召开，讲一讲计划生育，作为开眼的引导。当事的双方也要各给牛头一个红包，不能像以前那样，给一个猪嘴巴就算是酬谢。当事双方还要给周围看热闹的人“操心费”，重则请吃饭，轻则塞一包烟。
魁元交结的一些后生，几天来一直在这里探头探脑，等待着这一件事。他们好像要做点什么，又说不出他们要做什么，最终也没有做出什么。他们像趋光的蛾子，总是往热闹的地方去，有一副事事关心的样子，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的样子，走到哪里，喝不明不白的茶，抽不明不白的烟，不明不白地三两相聚不时会意地递个眼色或笑一笑。可能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大叫一声：“走呵——”外人以为会要发生什么了。其实不会发生什么，他们一伙人走到小店里看一看，换到另一棵树下又坐了下来，又开始三两相聚地等待，偶尔为一支抢来抢去的香烟笑闹一阵，如此而已。
他们就这样把马桥关心了好几日，总算得到了最后的回报：盐午派人买来几条烟，带嘴子的，还买来一些盒装饮料，算是打发了他们。
他们本来还准备到魁元家那边去，看看那里会不会有香烟和饮料，不料才走到半途，遇到一个叫煌宝的人，把他们劈头盖脑大骂了一通。他们不明这个人的底细，互相挤眉弄眼交换眼色，又有一个人喊：“走呵——”大家便哄然一笑，走了。
月口
田是母的，是雌性，于是田埂的流水缺口就叫做“月口”。人有月水，即普通话里的月经，那么田也就有月口，没有什么奇怪。
根据田里禾苗的需要，随时调节水流，把各个月口及时堵上或挖开，是看水人的任务。一般是老人充当这个角色，肩着一把锄头，独自在田垄里游转，有时在深夜也会播下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每一声都特别的清晰和光洁精密，像一只一只闪亮的石块，留在不眠人的夜里。
月口处总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沙底，清流，有时还有小鱼逆水乱窜，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女人们如果不愿去远远的江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顺便洗净手脚，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她们走过月口后就像变了个人。她们的容光在一整天的劳累中锈蚀了，只有在归家的途中，流水淙淙的月口才能把容光突然镀亮。
公地（以及母田）
马桥人在地上除了说吃，最爱说下流话。各种下流话可以大胆得让你目瞪口呆魂飞魄散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哪怕最普通的什么东西，萝卜、犁头、扁担、山洞、水井、山头、飞鸟、舂臼、草地、火炉……无一不可以引起他们下的联想，成为他们下的借口或比拟，启动大同小异上过于重复的玩笑和故事，引爆炽热的笑闹。尤其是在地上下种的时候，他们七嘴八舌的口头流氓犯罪更为猖狂。
姐姐撵我快步走，
撵得我像滑泥鳅，
泥鳅最喜米汤水，
钻进米汤滑溜溜。
……
这样的歌在下种时节就算是相当文雅的了。在平时不能唱，政府禁止，但在下种时节则受到人们的鼓励，干部们也装着没听见。万玉说过，这叫“臊地”，因此越下作越好。没有臊过的地是死地、冷地，是不肯长苗和结子的。
按照马桥人的看法，地与田不同，地是“公地”，田是“母田”。在地上下种，必须由女人动手；在田里下种，当然必须由男人动手。这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措施。禾种是准备下田的，所以浸泡禾种的活一定由男人干，妇人靠近一下，看一下，都是大忌。
出于同一个道理，公地必须由女人来“臊”，女人在地上的临时性粗鄙，不仅是合理的，正当的，可得允许的，还总是得到老农们的赞扬。与其说这是娱乐活动，倒不如说这是生产斗争，是必须尽职尽责完成的神圣使命。一些女知青不习惯，碰到这种情况免不了躲躲闪闪别别扭扭，皱眉头塞耳朵，搞得本地的妇人们扫了兴，也“臊”不起来，男人们就会很着急，让队干部把女知青调到其他地方去做事。
我亲眼看见过妇人们在地上的猖狂，比如把一个后生拉到地边，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裤子，往他的裆xiati甩两团牛屎以示教训，然后哄笑着散开去。她们当然不会这样来对待知青，但也时常有些小骚扰，比方拿你的草帽垫坐，然后发出一浪哄笑；或者把你叫过去，让你猜一个谜语，又发出一浪哄笑。你心神不定没有听清谜语是什么，但从她们疯野的大笑里，你已经知道这个谜语不必猜，也万万不可猜。
公家
马桥的水田形状各别，犬牙交错，躺在两岭之间的一条谷地，一梯一梯缓缓地落向张家坊那边，落向那边浮游的炊烟或夜间的月光。这里叫大滂冲，外人一听就知道滂田多。所谓滂田，是山区一种水田，浸水多于流水，因此泥性冷，又有很多暗藏的深深滂眼，人一踩进去几可没顶。滂眼在表面上不大看得出来，只有经常下田的人，才会熟悉它们一一的位置。
马桥的牛也知道滂眼在哪里，走到什么地方突然不动了，掌犁的人就得十分注意。
这些田都有各自的名字，或是以形状命名：团鱼丘、蛇丘、丝瓜丘、鲢鱼丘、板凳丘、斗笠丘等等；或是以所需禾种的重量命名：三斗丘、八斗丘等等；还有的以政治口号命名：团结丘、跃进丘、四清红旗丘等等。这样叫下来，名字还是不够用，不足应付那些太零碎的也就数目太多的田块，于是只好借用某些人名，或者在某些田名前面再加人名以示区分，比如“本义家的三斗丘”和“志煌家的三斗丘”，就是分指两块田。
不难知道，这些田以前都是属于私人的，或是在土改时分给了私人，它们与田主的名字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算起来，集体化已经十多年了，我奇怪他们对曾经是自家的田还是记得很牢。连稍微大一点的娃崽，也都知道原先自家的田在什么地方，那里肯不肯长禾。下肥料的时候，要是到了那里就愿意多下。憋了一泡尿，也愿意到那里再解裤头。一次，一个娃崽在田里踩到一块瓷片，差一点划破脚，恼怒地把它抠出来向另外一块田甩去。旁边的一位女子立即怒目：“往哪里甩往哪里甩？讨打呵？我两筷子***！”
那丘田原来是她家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婚姻的体制下，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还能不能叫“婚姻”？）皇权的体制下，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垂帘。（还能不能叫“皇权”？）同样的道理，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他们的公有化，他们的“公家”概念，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
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一心向往私有。事实上，马桥从来没有过够格的私有制。村里人告诉我，即使是在民国以前，他们的私权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淖泥”，也就是三寸浮泥。三寸以下，从来都是皇帝的、国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家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田主没有权利阻拦。了解了这一点，外人也许可以明白，马桥后来实现推行合作社，虽然难免一些人私下的抱怨，但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众人倒也顺顺当当入了社，成了公家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想不通。
在另一方面，他们无论谈“公”还是谈“私”，都喜欢在后面带一个“家”字，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西方的私，是指私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马桥人的“私家”，则是私中有公：一家之内，不分彼此和你我。西方的公，是指公共社会，所谓英语中的public，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决不越权干预隐私。马桥人的公家，则是公中有私和以公为“家”：夫妻吵架，青年恋爱，老人入土，娃崽读书，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鸡下蛋，老鼠钻墙，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也由公家承担全部责任。公家成了一个大私。
正因为这种集体的家族感（公——家），人们一般都把干部叫做“父母官”。马桥的马本义，还只有三十来岁的时候，还刚刚娶回婆娘，凭着他当书记的身份，很多人就尊称他为“本义爹爹”或者“本义公”。
这倒接近了汉语“公”字的原义。中国最初的“公”字并不是指public，而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是“君”的同义词。用“公”字来翻译西方人的public，严格地说来，并不合适。把“私有制”、“公有制”一类西方名词简单地搬用于马桥，似乎也伏下一种名实相离的危险。
本义是马桥的“公（在古汉语的意义上）”，同时代表着马桥的“公（在英语以及西方一些语言的意义上）”。
双狮滚绣球
志煌以前在旧戏班子里当过掌鼓佬，也就是司鼓。他打出的一套“凤点头”、“龙门跳”、“十还愿”、“双狮滚绣球”之类的锣鼓点子，是一股让人热血奔放豪气贯顶的旋风，是一串劈头而来的惊雷。有很多切分和附点音节，有各种危险而奇特的突然休止。若断若接，徐疾相救，在绝境起死回生，在巅峰急转直下。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使你每一根骨头都松散，使你的每一块肌肉都错位，使你的视觉跑向鼻子而味觉跑向耳朵脑子里的零件全部稀里哗啦，那么这种东西不会是别的，就是志煌的“双狮滚绣球”。
一套“双狮滚绣球”，要打完的话，足足需要半个钟头。好多鼓都破在这霹雳双狮的足下——他打岩锤的手太重了。
村里好些后生想跟他学这一手，但没有人学得会。
他差一点参加了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兴冲冲地应邀而来，一来就修油灯，就做锣锤，就用歪歪斜斜的字在红纸上写什么宣传队制度，事事都很投入。对什么人都笑一笑，因为太瘦，脸盘子小，笑的时候下半张脸都是两排光洁白牙。但他只参加了一天，就没有再来了，第二天还是去岭上打岩头。复查去喊他，许给他比别人高两成的工分，也没法让他回转。
主要原因，据说是他觉得新戏没有味道，他的锣鼓也没有施展天地。什么对口词、三句半、小演唱、丰收舞，这些都用不上双狮来凑兴。好容易碰上一出革命样板戏，是新四军在老百姓家里养病，才让他的双狮露个头，导演一挥手就宰了。
“我还没打完！”他不满地大叫。
“光听你打，人家还唱不唱呵？”导演是个县文化馆派来的，“这是一段文场戏，完了的时候你配一个收板就行了。”
志煌阴沉着脸，只得再等。
等到日本鬼子登场，场上热闹了，武场戏开始了，可以让志煌好好露一手了吧？没料到导演更可恶，只准他敲流水点子，最后响几下小锣。他不懂，导演就抢过锤子，敲两下给他看。“就这样，晓得不？”
“什么牌子？”
“牌子？”
“打锣鼓也没个牌子？”
“没有牌子。”
“娃崽屙屎一样，想丢一坨就丢一坨？”
“你呀你，只晓得老一套，动不动就滚绣球滚绣球。日本鬼子上场了，滚什么绣球呢？只能让他们屁滚尿流！”
志煌无话可说，只得屈就。整整一天排练下来，他的锣鼓打得七零八落，不成体统，当然让他极端失望，只得告退。他压根上看不起导演，除了薛仁贵、杨四郎、程咬金、张飞一类，他也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好戏，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很多他应该惊奇的事物。给他讲一讲电影戏特技，讲世界上最大的轮船，讲地球是圆的因此人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回到原地，讲太空中没有重力一个娃崽的小指头也举得起十万八千斤，如此等等，他统统十分冷静地用两个字总结：
“诳人。”
他并不争辩，也不生气，甚至有时候还有一丝微笑，但他舔舔嘴巴，总是自信地总结：“诳人。”
他对下放崽一般来说多两分客气，对知识颇为尊敬。他不是不好奇，不好问，恰恰相反，只要有机会，他喜欢接近我们这些读过中学的人，问出一些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只是对包括马克思著作在内的各种新事物疑心太深，对有关答案判断太快，太干脆，常常一口否决没有商量余地：
“又诳人。”
比方，他是看过电影的，但决不相信革命样板电影里的武打功夫是练得出来的。“练？拿什么练？人家是从小就抽了骨头的，只剩下皮肉。莫看他们在台子上拳打脚踢，打得你眼花，一下了台，连担空水桶都挑不起。”
在这个时候，你要说服他，让他相信那些武打演员的骨头还在，挑水肯定没有问题，比登天还要难。
火焰
这个词抽象而且模糊，很难有什么确义。如果你说你不相信鬼，没有看见过鬼，马桥人就会一口咬定：那是你“火焰”太高的缘故。
什么是火焰呢？
如果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可以换一种提问的方式：什么人的火焰高呢？马桥人会说：城里的人，读书人，发了财的人，男人，壮年人，没生病的人，公家人，在白天的人，无灾无难的人，靠近公路的人，在晴天的人，在平川地的人，亲友多的人，刚吃饱的人……当然还有不信鬼的人。
这里所涉及到的，几乎是人生问题的全部。
揣测和推导他们的意思，火焰通常是指一种状态：在人生所有相对弱势的处境里，人的火焰便低微了，熄灭了，于是眼前就有鬼魅丛生。所谓“穷人多见鬼”的俗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是读过新学的，当过教师，从来不相信鬼。一九八一年夏天她因为背上长了一个大毒疔，病得常常处于半昏迷状态，于是就看见了鬼。她半夜里惊恐地叫起来，哆哆嗦嗦退缩到床角，说门后有一个人，姓王的妇人，是要来谋害她的鬼，要我拿菜刀把那妇人杀死——这样的情况一再出现。在那一刻，我想起了“火焰”这个词。我想，她现在肯定是火焰太低了，所以看见了我无法看见的东西，进入了我无法进入的幻觉。
她后来并不记得发生过的事。
知识力无疑是火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现实生活中强势者的标志，它推动了革命、科学与经济发展，所及之处，鬼影烟消，鬼话云散，前面一片阳光。问题在于，如果像马桥人理解的那样，火焰只是相对而言，强势在更强势面前也成了弱势，那么驱鬼就差不多是一个不可过于乐观期待的目标。知识力也有受挫的时候，不够用的时候，在强大现实面前分崩瓦解的时候。我的母亲是不信鬼的。当她的理智无法抵挡一个毒疔的时候，鬼就来了。现代人也是不大相信鬼的，当他们的理智能量无法解决战争、贫困、污染、冷漠之类难题的时候，无法消除内心中沉重的焦虑的时候，即便在二十世纪最科学最发达的都市里，也会有形形色色鬼的迷信复活。即便在较为彻底的某些无鬼论者那里，在完全知识化的现代人那里，也可能有鬼的形象（请想一想现代派的绘画），可能有鬼的声音（请想一想现代派的音乐），可能有鬼的逻辑（请想一想现代派的超现实诗歌或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主义文化是这个世纪暗生的最大鬼蜮之一，是闹神闹鬼的学院版本，源于现代社会里火焰低的人：乡下的人，读书少的人，贫穷的人，女人、儿童和老人，生病的人，遭灾遭难的人，非公家人，不靠公路的人，亲友少的人，在夜晚的人，在雨天的人，不在平川地的人，正在饿着的人……还包括相信鬼的人。
查一查每一位重要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的传记，不难发现，上述火焰低的人那里，常常有他们的身影和闪亮的眼眸。
我是无鬼论者。我常常说，马桥人发现的鬼，包括他们发现的外地来鬼，都只能说马桥话，不会说普通话，更不会说英语或法语，可见没有超出发现者的知识范围。这使我有理由相信，鬼是人们自己造出来的。也许它只是一种幻觉，一种心象，在人们肉体虚弱（如我的母亲）或精神虚弱（如绝望的现代派）的时候产生，同人们做梦、醉酒、吸毒以后发生的情况差不多。
面对鬼，其实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虚弱。
这是理解火焰的思路之一。
因此，我怀疑马桥人根本没有发生过一个所谓黑丹子的故事（参见词条“走鬼亲”），根本没有什么铁香的转世。在我重返马桥的时候，复查就断然否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斥之为妖言惑众，无稽之谈。我相信复查的话。当然，我并不是怀疑那些声称亲眼看见了黑丹子的人是蓄意骗我，不，他们也许没有这个必要。我只是从他们七零八落而且互相矛盾的描述片断里，看出了这个故事的可疑。我曾追问故事的结局：黑丹子现在哪里？她还会来马桥么？……他们都支支吾吾。有的说，黑丹子吃了红鲤鱼，吃了这种鱼的人就记不得前世的事情了，因此不会再来了。有的说，黑丹子跟着她舅舅到南边沿海城市赚钱去了，已没法找到了。还有人说，黑丹子怕本义——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她没有脸面也没有勇气再来。
没有一个确切的结局。
当然也不需要一个确切的结局，让我来一一地较真。我毫不怀疑，整个故事不过是他们火焰低迷时的产物，是他们一个共同的梦幻，就像我母亲在病重时看到的一切。
人们希望看见什么的时候，这个什么总有一天就会出现。人们可以用两种手段实现之：火焰高的时候，用革命、科学和经济发展；火焰低的时候，用梦幻。
人和人是不可能一样的。如果我不能提高多数马桥人的火焰，我想，我也没理由剥夺他们梦幻的权利，没理由妨碍他们想象的铁香重返马桥，与她嫂嫂越过生死之界在荷塘边抱头痛哭。
杀？”三耳朵跳起来追赶铁香，拦在对方面前，再次下跪。
“你这个疯子……”铁香脸色惨白，慌慌地想夺路而逃。
“臭biao子你敢跑——”三耳朵大喝一声，喊得铁香身子晃了晃，不敢再动。他横戳戳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姐姐，你今天不杀我，你如何有安生的日子？你往我脑壳上扣了个屎盆子，你以为我忍得下这一口气？”还没等铁香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突然从腰间解下一条粗粗的藤鞭，一声脆响，把铁香抽得一个趔趄。又一声脆响，铁香已经栽倒在地。她尖叫着举臂招架，但身旁女人看见三耳朵那横样子，谁也不敢上前拦阻，只是哇哇乱叫，或者赶快回村去报信喊人。
“你这个烂货，你这条草狗，你这个臭biao子，你不杀了我，这个事情如何有个了结？……”三耳朵骂一句就抽一鞭，抽得女人满地乱滚，远远看去，没看见人，只见尘沙飞扬，一堆绿色的薯叶翻来滚去，沙沙沙地响，间或有几片碎叶溅出。最后，叫声微弱了，叶子不再摇动了，三耳朵才住了手，丢了藤鞭。
他打开随身带来的布袋，拿出新的皮鞋，新的塑料凉鞋，新的头巾和袜子，丢到不再动弹的薯叶堆里。“你看好了，姐姐，我还是心痛你的！”
然后扬长而去。
走到路口，他还回头对女人们大喊：“告诉本义那个老货，我马兴礼把他的婆娘嬲了二十五回，嬲得她顿顿地叫呵——哈哈哈——”
对于马桥人来说，马兴礼这个名字已经很陌生。
开眼▲
魁元在牢里服刑一年多以后，病死了。消息传到马桥，他老娘一口痰卡在喉头一命呜呼。事情到了这一步，魁元家与盐午家的仇就结得更深了。简单地说，魁元的三个哥哥砸烂了天安门的一些玻璃，打伤了盐早。盐午后来又差人冲了魁元家的丧礼，一团团狗屎砸在灵牌上，供桌上，还有两口棺木上。两家人都操刀操火铳的时候，村里人才请来了牛头从中调解。
调解的结果，是盐午做了些让步，答应给魁元家其他人八百元“安慰费”，魁元家也就往事不提，恩恩怨怨一笔勾销。牛头依照旧规矩，主持了开眼的仪式，杀一只黑**，鸡血滴入十几个碗，双方的男人全部喝下。双方代表又各拿出一支临时做成的竹箭，自己先在箭上砍一刀，再把两支箭并在一起，双方一齐用力折断，以示今后不再互相打杀——各方执断箭为凭。
最后，双方各请出一个无子无孙绝了后的老寡妇。她们手托一碗清水，在水中放一枚铜钱。嘴里念念有辞以后，她们各自从水中捞出铜钱，在对方眼皮上慢慢地抹。一个说：“马盐午家的人伤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另一个说：“胡魁元家的同锅兄弟伤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
她们开始含混不清地唱起来：
人人都有一张嘴，
世上道理万万千呵。
人人都有两只耳，
世上道理年说年呵。
今日开眼明日见，
亲兄亲弟笑开颜呵。
今日碰头明日散，
隔山隔水不隔天呵。
……
据说，越是孤寒穷困的妇人，越有资格在这种场合充当开眼人。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说得清楚。
开眼之后，双方立刻恢复兄弟相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什么人，都不得再提冤仇这一段。也就是说，有理没理，有冤无冤，一碗屋檐水统统洗去了。
已经进入了新的年代，“开眼”一词当然也越来越多新的含义。牛头也要讲一讲当前的国家形势，比如讲到亚运会即将在中国召开，讲一讲计划生育，作为开眼的引导。当事的双方也要各给牛头一个红包，不能像以前那样，给一个猪嘴巴就算是酬谢。当事双方还要给周围看热闹的人“操心费”，重则请吃饭，轻则塞一包烟。
魁元交结的一些后生，几天来一直在这里探头探脑，等待着这一件事。他们好像要做点什么，又说不出他们要做什么，最终也没有做出什么。他们像趋光的蛾子，总是往热闹的地方去，有一副事事关心的样子，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的样子，走到哪里，喝不明不白的茶，抽不明不白的烟，不明不白地三两相聚不时会意地递个眼色或笑一笑。可能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大叫一声：“走呵——”外人以为会要发生什么了。其实不会发生什么，他们一伙人走到小店里看一看，换到另一棵树下又坐了下来，又开始三两相聚地等待，偶尔为一支抢来抢去的香烟笑闹一阵，如此而已。
他们就这样把马桥关心了好几日，总算得到了最后的回报：盐午派人买来几条烟，带嘴子的，还买来一些盒装饮料，算是打发了他们。
他们本来还准备到魁元家那边去，看看那里会不会有香烟和饮料，不料才走到半途，遇到一个叫煌宝的人，把他们劈头盖脑大骂了一通。他们不明这个人的底细，互相挤眉弄眼交换眼色，又有一个人喊：“走呵——”大家便哄然一笑，走了。
月口
田是母的，是雌性，于是田埂的流水缺口就叫做“月口”。人有月水，即普通话里的月经，那么田也就有月口，没有什么奇怪。
根据田里禾苗的需要，随时调节水流，把各个月口及时堵上或挖开，是看水人的任务。一般是老人充当这个角色，肩着一把锄头，独自在田垄里游转，有时在深夜也会播下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每一声都特别的清晰和光洁精密，像一只一只闪亮的石块，留在不眠人的夜里。
月口处总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沙底，清流，有时还有小鱼逆水乱窜，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女人们如果不愿去远远的江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顺便洗净手脚，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她们走过月口后就像变了个人。她们的容光在一整天的劳累中锈蚀了，只有在归家的途中，流水淙淙的月口才能把容光突然镀亮。
公地（以及母田）
马桥人在地上除了说吃，最爱说下流话。各种下流话可以大胆得让你目瞪口呆魂飞魄散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哪怕最普通的什么东西，萝卜、犁头、扁担、山洞、水井、山头、飞鸟、舂臼、草地、火炉……无一不可以引起他们下的联想，成为他们下的借口或比拟，启动大同小异上过于重复的玩笑和故事，引爆炽热的笑闹。尤其是在地上下种的时候，他们七嘴八舌的口头流氓犯罪更为猖狂。
姐姐撵我快步走，
撵得我像滑泥鳅，
泥鳅最喜米汤水，
钻进米汤滑溜溜。
……
这样的歌在下种时节就算是相当文雅的了。在平时不能唱，政府禁止，但在下种时节则受到人们的鼓励，干部们也装着没听见。万玉说过，这叫“臊地”，因此越下作越好。没有臊过的地是死地、冷地，是不肯长苗和结子的。
按照马桥人的看法，地与田不同，地是“公地”，田是“母田”。在地上下种，必须由女人动手；在田里下种，当然必须由男人动手。这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措施。禾种是准备下田的，所以浸泡禾种的活一定由男人干，妇人靠近一下，看一下，都是大忌。
出于同一个道理，公地必须由女人来“臊”，女人在地上的临时性粗鄙，不仅是合理的，正当的，可得允许的，还总是得到老农们的赞扬。与其说这是娱乐活动，倒不如说这是生产斗争，是必须尽职尽责完成的神圣使命。一些女知青不习惯，碰到这种情况免不了躲躲闪闪别别扭扭，皱眉头塞耳朵，搞得本地的妇人们扫了兴，也“臊”不起来，男人们就会很着急，让队干部把女知青调到其他地方去做事。
我亲眼看见过妇人们在地上的猖狂，比如把一个后生拉到地边，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裤子，往他的裆xiati甩两团牛屎以示教训，然后哄笑着散开去。她们当然不会这样来对待知青，但也时常有些小骚扰，比方拿你的草帽垫坐，然后发出一浪哄笑；或者把你叫过去，让你猜一个谜语，又发出一浪哄笑。你心神不定没有听清谜语是什么，但从她们疯野的大笑里，你已经知道这个谜语不必猜，也万万不可猜。
公家
马桥的水田形状各别，犬牙交错，躺在两岭之间的一条谷地，一梯一梯缓缓地落向张家坊那边，落向那边浮游的炊烟或夜间的月光。这里叫大滂冲，外人一听就知道滂田多。所谓滂田，是山区一种水田，浸水多于流水，因此泥性冷，又有很多暗藏的深深滂眼，人一踩进去几可没顶。滂眼在表面上不大看得出来，只有经常下田的人，才会熟悉它们一一的位置。
马桥的牛也知道滂眼在哪里，走到什么地方突然不动了，掌犁的人就得十分注意。
这些田都有各自的名字，或是以形状命名：团鱼丘、蛇丘、丝瓜丘、鲢鱼丘、板凳丘、斗笠丘等等；或是以所需禾种的重量命名：三斗丘、八斗丘等等；还有的以政治口号命名：团结丘、跃进丘、四清红旗丘等等。这样叫下来，名字还是不够用，不足应付那些太零碎的也就数目太多的田块，于是只好借用某些人名，或者在某些田名前面再加人名以示区分，比如“本义家的三斗丘”和“志煌家的三斗丘”，就是分指两块田。
不难知道，这些田以前都是属于私人的，或是在土改时分给了私人，它们与田主的名字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算起来，集体化已经十多年了，我奇怪他们对曾经是自家的田还是记得很牢。连稍微大一点的娃崽，也都知道原先自家的田在什么地方，那里肯不肯长禾。下肥料的时候，要是到了那里就愿意多下。憋了一泡尿，也愿意到那里再解裤头。一次，一个娃崽在田里踩到一块瓷片，差一点划破脚，恼怒地把它抠出来向另外一块田甩去。旁边的一位女子立即怒目：“往哪里甩往哪里甩？讨打呵？我两筷子***！”
那丘田原来是她家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婚姻的体制下，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还能不能叫“婚姻”？）皇权的体制下，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垂帘。（还能不能叫“皇权”？）同样的道理，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他们的公有化，他们的“公家”概念，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
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一心向往私有。事实上，马桥从来没有过够格的私有制。村里人告诉我，即使是在民国以前，他们的私权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淖泥”，也就是三寸浮泥。三寸以下，从来都是皇帝的、国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家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田主没有权利阻拦。了解了这一点，外人也许可以明白，马桥后来实现推行合作社，虽然难免一些人私下的抱怨，但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众人倒也顺顺当当入了社，成了公家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想不通。
在另一方面，他们无论谈“公”还是谈“私”，都喜欢在后面带一个“家”字，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西方的私，是指私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马桥人的“私家”，则是私中有公：一家之内，不分彼此和你我。西方的公，是指公共社会，所谓英语中的public，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决不越权干预隐私。马桥人的公家，则是公中有私和以公为“家”：夫妻吵架，青年恋爱，老人入土，娃崽读书，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鸡下蛋，老鼠钻墙，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也由公家承担全部责任。公家成了一个大私。
正因为这种集体的家族感（公——家），人们一般都把干部叫做“父母官”。马桥的马本义，还只有三十来岁的时候，还刚刚娶回婆娘，凭着他当书记的身份，很多人就尊称他为“本义爹爹”或者“本义公”。
这倒接近了汉语“公”字的原义。中国最初的“公”字并不是指public，而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是“君”的同义词。用“公”字来翻译西方人的public，严格地说来，并不合适。把“私有制”、“公有制”一类西方名词简单地搬用于马桥，似乎也伏下一种名实相离的危险。
本义是马桥的“公（在古汉语的意义上）”，同时代表着马桥的“公（在英语以及西方一些语言的意义上）”。
双狮滚绣球
志煌以前在旧戏班子里当过掌鼓佬，也就是司鼓。他打出的一套“凤点头”、“龙门跳”、“十还愿”、“双狮滚绣球”之类的锣鼓点子，是一股让人热血奔放豪气贯顶的旋风，是一串劈头而来的惊雷。有很多切分和附点音节，有各种危险而奇特的突然休止。若断若接，徐疾相救，在绝境起死回生，在巅峰急转直下。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使你每一根骨头都松散，使你的每一块肌肉都错位，使你的视觉跑向鼻子而味觉跑向耳朵脑子里的零件全部稀里哗啦，那么这种东西不会是别的，就是志煌的“双狮滚绣球”。
一套“双狮滚绣球”，要打完的话，足足需要半个钟头。好多鼓都破在这霹雳双狮的足下——他打岩锤的手太重了。
村里好些后生想跟他学这一手，但没有人学得会。
他差一点参加了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兴冲冲地应邀而来，一来就修油灯，就做锣锤，就用歪歪斜斜的字在红纸上写什么宣传队制度，事事都很投入。对什么人都笑一笑，因为太瘦，脸盘子小，笑的时候下半张脸都是两排光洁白牙。但他只参加了一天，就没有再来了，第二天还是去岭上打岩头。复查去喊他，许给他比别人高两成的工分，也没法让他回转。
主要原因，据说是他觉得新戏没有味道，他的锣鼓也没有施展天地。什么对口词、三句半、小演唱、丰收舞，这些都用不上双狮来凑兴。好容易碰上一出革命样板戏，是新四军在老百姓家里养病，才让他的双狮露个头，导演一挥手就宰了。
“我还没打完！”他不满地大叫。
“光听你打，人家还唱不唱呵？”导演是个县文化馆派来的，“这是一段文场戏，完了的时候你配一个收板就行了。”
志煌阴沉着脸，只得再等。
等到日本鬼子登场，场上热闹了，武场戏开始了，可以让志煌好好露一手了吧？没料到导演更可恶，只准他敲流水点子，最后响几下小锣。他不懂，导演就抢过锤子，敲两下给他看。“就这样，晓得不？”
“什么牌子？”
“牌子？”
“打锣鼓也没个牌子？”
“没有牌子。”
“娃崽屙屎一样，想丢一坨就丢一坨？”
“你呀你，只晓得老一套，动不动就滚绣球滚绣球。日本鬼子上场了，滚什么绣球呢？只能让他们屁滚尿流！”
志煌无话可说，只得屈就。整整一天排练下来，他的锣鼓打得七零八落，不成体统，当然让他极端失望，只得告退。他压根上看不起导演，除了薛仁贵、杨四郎、程咬金、张飞一类，他也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好戏，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很多他应该惊奇的事物。给他讲一讲电影戏特技，讲世界上最大的轮船，讲地球是圆的因此人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回到原地，讲太空中没有重力一个娃崽的小指头也举得起十万八千斤，如此等等，他统统十分冷静地用两个字总结：
“诳人。”
他并不争辩，也不生气，甚至有时候还有一丝微笑，但他舔舔嘴巴，总是自信地总结：“诳人。”
他对下放崽一般来说多两分客气，对知识颇为尊敬。他不是不好奇，不好问，恰恰相反，只要有机会，他喜欢接近我们这些读过中学的人，问出一些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只是对包括马克思著作在内的各种新事物疑心太深，对有关答案判断太快，太干脆，常常一口否决没有商量余地：
“又诳人。”
比方，他是看过电影的，但决不相信革命样板电影里的武打功夫是练得出来的。“练？拿什么练？人家是从小就抽了骨头的，只剩下皮肉。莫看他们在台子上拳打脚踢，打得你眼花，一下了台，连担空水桶都挑不起。”
在这个时候，你要说服他，让他相信那些武打演员的骨头还在，挑水肯定没有问题，比登天还要难。
火焰
这个词抽象而且模糊，很难有什么确义。如果你说你不相信鬼，没有看见过鬼，马桥人就会一口咬定：那是你“火焰”太高的缘故。
什么是火焰呢？
如果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可以换一种提问的方式：什么人的火焰高呢？马桥人会说：城里的人，读书人，发了财的人，男人，壮年人，没生病的人，公家人，在白天的人，无灾无难的人，靠近公路的人，在晴天的人，在平川地的人，亲友多的人，刚吃饱的人……当然还有不信鬼的人。
这里所涉及到的，几乎是人生问题的全部。
揣测和推导他们的意思，火焰通常是指一种状态：在人生所有相对弱势的处境里，人的火焰便低微了，熄灭了，于是眼前就有鬼魅丛生。所谓“穷人多见鬼”的俗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是读过新学的，当过教师，从来不相信鬼。一九八一年夏天她因为背上长了一个大毒疔，病得常常处于半昏迷状态，于是就看见了鬼。她半夜里惊恐地叫起来，哆哆嗦嗦退缩到床角，说门后有一个人，姓王的妇人，是要来谋害她的鬼，要我拿菜刀把那妇人杀死——这样的情况一再出现。在那一刻，我想起了“火焰”这个词。我想，她现在肯定是火焰太低了，所以看见了我无法看见的东西，进入了我无法进入的幻觉。
她后来并不记得发生过的事。
知识力无疑是火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现实生活中强势者的标志，它推动了革命、科学与经济发展，所及之处，鬼影烟消，鬼话云散，前面一片阳光。问题在于，如果像马桥人理解的那样，火焰只是相对而言，强势在更强势面前也成了弱势，那么驱鬼就差不多是一个不可过于乐观期待的目标。知识力也有受挫的时候，不够用的时候，在强大现实面前分崩瓦解的时候。我的母亲是不信鬼的。当她的理智无法抵挡一个毒疔的时候，鬼就来了。现代人也是不大相信鬼的，当他们的理智能量无法解决战争、贫困、污染、冷漠之类难题的时候，无法消除内心中沉重的焦虑的时候，即便在二十世纪最科学最发达的都市里，也会有形形色色鬼的迷信复活。即便在较为彻底的某些无鬼论者那里，在完全知识化的现代人那里，也可能有鬼的形象（请想一想现代派的绘画），可能有鬼的声音（请想一想现代派的音乐），可能有鬼的逻辑（请想一想现代派的超现实诗歌或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主义文化是这个世纪暗生的最大鬼蜮之一，是闹神闹鬼的学院版本，源于现代社会里火焰低的人：乡下的人，读书少的人，贫穷的人，女人、儿童和老人，生病的人，遭灾遭难的人，非公家人，不靠公路的人，亲友少的人，在夜晚的人，在雨天的人，不在平川地的人，正在饿着的人……还包括相信鬼的人。
查一查每一位重要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的传记，不难发现，上述火焰低的人那里，常常有他们的身影和闪亮的眼眸。
我是无鬼论者。我常常说，马桥人发现的鬼，包括他们发现的外地来鬼，都只能说马桥话，不会说普通话，更不会说英语或法语，可见没有超出发现者的知识范围。这使我有理由相信，鬼是人们自己造出来的。也许它只是一种幻觉，一种心象，在人们肉体虚弱（如我的母亲）或精神虚弱（如绝望的现代派）的时候产生，同人们做梦、醉酒、吸毒以后发生的情况差不多。
面对鬼，其实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虚弱。
这是理解火焰的思路之一。
因此，我怀疑马桥人根本没有发生过一个所谓黑丹子的故事（参见词条“走鬼亲”），根本没有什么铁香的转世。在我重返马桥的时候，复查就断然否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斥之为妖言惑众，无稽之谈。我相信复查的话。当然，我并不是怀疑那些声称亲眼看见了黑丹子的人是蓄意骗我，不，他们也许没有这个必要。我只是从他们七零八落而且互相矛盾的描述片断里，看出了这个故事的可疑。我曾追问故事的结局：黑丹子现在哪里？她还会来马桥么？……他们都支支吾吾。有的说，黑丹子吃了红鲤鱼，吃了这种鱼的人就记不得前世的事情了，因此不会再来了。有的说，黑丹子跟着她舅舅到南边沿海城市赚钱去了，已没法找到了。还有人说，黑丹子怕本义——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她没有脸面也没有勇气再来。
没有一个确切的结局。
当然也不需要一个确切的结局，让我来一一地较真。我毫不怀疑，整个故事不过是他们火焰低迷时的产物，是他们一个共同的梦幻，就像我母亲在病重时看到的一切。
人们希望看见什么的时候，这个什么总有一天就会出现。人们可以用两种手段实现之：火焰高的时候，用革命、科学和经济发展；火焰低的时候，用梦幻。
人和人是不可能一样的。如果我不能提高多数马桥人的火焰，我想，我也没理由剥夺他们梦幻的权利，没理由妨碍他们想象的铁香重返马桥，与她嫂嫂越过生死之界在荷塘边抱头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