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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脏像被牛弹了一蹄子，“怦怦”跳得差点从腔子里掉下来。
刘发山拉起陆大川问：“怎么回事？”
“有东西绊了我一下。”
刘发山看着陆大川前面说：“前面没东西呀，你脚没抬利索绊到台阶上了吧？”
“不对！”陆大川把脑门上的夜视镜戴到眼睛上，“我的妈呀！快，快，回头往下跑！”
后队变前队，我们一气往下跑了十米左右。陆大川回头再戴上夜视镜向上望了一会说：“停下来，不用跑了。”
我好奇地问陆大川怎么了？陆大川把夜视镜递给我，我戴上后看见头顶上大大小小无数个无根树，沿着台阶向上蠕动。
幸亏最后面的无根树是个小不点，要是个大家伙，或者陆大川反应慢一点，恐怕就不是被绊一跤那么简单了。
看着无根树没有发现我们，渐行渐远，慢慢地被凸出山壁的石阶挡着看不见了。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却生出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那么多妖树往上面走，是什么东西在吸引它们？
竟管心里好奇，我们还是在台阶上坐下来休息。毕竟想超到妖树前面去看个究竟是不现实的。
为了节省电源，我们关掉了所有的灯具，只折了一根冷火棒放在台阶上照明。
这时我们往上走了还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前面的无根树“走”得又特别缓慢，要走完剩下的路程似乎显得遥遥无期。陆大川为即将告罄的水壶显得忧心忡忡，不免有些后悔没把孤山洞穴金属容器中的水带一些备用。一万年前的水也是水呀，总比渴死强！
我脑子里想的更多的是那些无根树，从对它们有了基本的了解后，心底那种强烈的恐惧感消失了，可想到它们要是在上面某个地方聚集，挡住我们的出路，难免会有一场恶战，心里还是感到不安。
相比我们，陆可琴和林仙儿的状态简直可以用无忧无虑来形容了。因为她们已经缠着我继续讲述被无根树打断的科考队的故事了。
反正出了什么情况有陆大川他们，我也就没有推脱，调整好状态问：“刚才咱们说到哪了？”
林仙儿说：“调查团。”
“哦。”我想了一下接着讲了起来，“当时第一次全国人口大普查工作接近尾声，藏区方面普查人口的工作人员报上来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古老村庄，村庄里的村民身材普遍不高，并且脑袋大身子纤细，有些像传说中的外星人。本来按照普查的有关规定，对边远地区采取的是间接调查的方式取得数据，正是由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发现，有关方面才专门成立了调查团。
这个调查团总共有十二个成员。杨红旗等人取换洗衣服和武器的时候，他们连队已经派出另外两辆车去接调查团的人员和他们的装备。据杨红旗说，这些具体情况他是进入那个不为人知的村庄后才知道的。当时他坐的车和接调查团的那两辆车在路上汇合之后，黄同志只简单告诉他们的任务是保护三辆车上人员的人身安全，便把他们分为三个小组，分别安排在三辆车上。
杨红旗坐的是走在最后面的那辆车。车上有四个人，全是男的，年龄最小的三十多，最大的头发都花白了。载着他和战友们从连队里出来的那辆车打头。中间那辆车上的人员在中途休息时杨红旗才看见，除了三个战士，还有七个调查团的人。
那时候新中国成立马上五年了，全国局势已经比较稳定，即使有个别的破坏分子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跟解放军叫板，所以他们从北京到藏区的一路上除了忍受颠簸之苦和替换驾驶员开车也无所事事。总之，几天几夜后他们到达了青海军区机关。修整了一天后，从北京过来的三个驾驶员和车原地待命，军区机关另外派车把杨红旗在内的十名战士和十二位调查团成员，送到发现古老村庄的藏民家里。还给他们配了一个懂藏语的战士当翻译。
按杨红旗的回忆，我觉得他们当初走的路线和咱们走的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说的那个古老的村庄就是湖底村庄。”
“有个事先说一下，扎旺和调查团说话需要翻译，咱现在是讲故事，我就不学杨红旗讲的那样让个翻译夹在中间两头忙了，直接让扎旺说汉语讲起来省事。”我说明白这个事，接着往下讲，“到了湖边那个藏民爬下就磕头，站起来后说：‘终于到了。’杨红旗他们望着空荡荡的湖面和围绕着湖泊的秃山觉得莫名其妙。调查团一个姓王的老教授问：‘到了哪了？’那个藏民神秘地笑笑：‘村庄呀！’‘在哪？我怎么也什么没看见？’众人转着脑袋四处张望。藏民指着波澜无惊，蓝宝石似的湖水说：‘在下面。’‘湖里面！？’杨红旗他们惊叫了起来，一个个眼睛睁得大大。藏民看着他们，郑重其事的点点头。黄同志渴死的鱼一样嘴巴张了好几次，才出声：‘你和我们开玩笑了吧！村庄怎么能在湖里面？’‘发现时我也不信，可它确实在湖底，入口在山上。’藏民撂下一句话，沿着湖边走向左面的山峰。
调查团的12位成员虽然不相信湖底会有村庄，还住着人，但经过简单的讨论后还是决定跟上去一探究竟。杨红旗和他战友的任务是保护调查团的安全，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调查团做出决定后，他们手握钢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把王教授、黄同志等人围在中心，追上大步向前的藏民向着山根走去。<... -->>
我的心脏像被牛弹了一蹄子，“怦怦”跳得差点从腔子里掉下来。
刘发山拉起陆大川问：“怎么回事？”
“有东西绊了我一下。”
刘发山看着陆大川前面说：“前面没东西呀，你脚没抬利索绊到台阶上了吧？”
“不对！”陆大川把脑门上的夜视镜戴到眼睛上，“我的妈呀！快，快，回头往下跑！”
后队变前队，我们一气往下跑了十米左右。陆大川回头再戴上夜视镜向上望了一会说：“停下来，不用跑了。”
我好奇地问陆大川怎么了？陆大川把夜视镜递给我，我戴上后看见头顶上大大小小无数个无根树，沿着台阶向上蠕动。
幸亏最后面的无根树是个小不点，要是个大家伙，或者陆大川反应慢一点，恐怕就不是被绊一跤那么简单了。
看着无根树没有发现我们，渐行渐远，慢慢地被凸出山壁的石阶挡着看不见了。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却生出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那么多妖树往上面走，是什么东西在吸引它们？
竟管心里好奇，我们还是在台阶上坐下来休息。毕竟想超到妖树前面去看个究竟是不现实的。
为了节省电源，我们关掉了所有的灯具，只折了一根冷火棒放在台阶上照明。
这时我们往上走了还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前面的无根树“走”得又特别缓慢，要走完剩下的路程似乎显得遥遥无期。陆大川为即将告罄的水壶显得忧心忡忡，不免有些后悔没把孤山洞穴金属容器中的水带一些备用。一万年前的水也是水呀，总比渴死强！
我脑子里想的更多的是那些无根树，从对它们有了基本的了解后，心底那种强烈的恐惧感消失了，可想到它们要是在上面某个地方聚集，挡住我们的出路，难免会有一场恶战，心里还是感到不安。
相比我们，陆可琴和林仙儿的状态简直可以用无忧无虑来形容了。因为她们已经缠着我继续讲述被无根树打断的科考队的故事了。
反正出了什么情况有陆大川他们，我也就没有推脱，调整好状态问：“刚才咱们说到哪了？”
林仙儿说：“调查团。”
“哦。”我想了一下接着讲了起来，“当时第一次全国人口大普查工作接近尾声，藏区方面普查人口的工作人员报上来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古老村庄，村庄里的村民身材普遍不高，并且脑袋大身子纤细，有些像传说中的外星人。本来按照普查的有关规定，对边远地区采取的是间接调查的方式取得数据，正是由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发现，有关方面才专门成立了调查团。
这个调查团总共有十二个成员。杨红旗等人取换洗衣服和武器的时候，他们连队已经派出另外两辆车去接调查团的人员和他们的装备。据杨红旗说，这些具体情况他是进入那个不为人知的村庄后才知道的。当时他坐的车和接调查团的那两辆车在路上汇合之后，黄同志只简单告诉他们的任务是保护三辆车上人员的人身安全，便把他们分为三个小组，分别安排在三辆车上。
杨红旗坐的是走在最后面的那辆车。车上有四个人，全是男的，年龄最小的三十多，最大的头发都花白了。载着他和战友们从连队里出来的那辆车打头。中间那辆车上的人员在中途休息时杨红旗才看见，除了三个战士，还有七个调查团的人。
那时候新中国成立马上五年了，全国局势已经比较稳定，即使有个别的破坏分子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跟解放军叫板，所以他们从北京到藏区的一路上除了忍受颠簸之苦和替换驾驶员开车也无所事事。总之，几天几夜后他们到达了青海军区机关。修整了一天后，从北京过来的三个驾驶员和车原地待命，军区机关另外派车把杨红旗在内的十名战士和十二位调查团成员，送到发现古老村庄的藏民家里。还给他们配了一个懂藏语的战士当翻译。
按杨红旗的回忆，我觉得他们当初走的路线和咱们走的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说的那个古老的村庄就是湖底村庄。”
“有个事先说一下，扎旺和调查团说话需要翻译，咱现在是讲故事，我就不学杨红旗讲的那样让个翻译夹在中间两头忙了，直接让扎旺说汉语讲起来省事。”我说明白这个事，接着往下讲，“到了湖边那个藏民爬下就磕头，站起来后说：‘终于到了。’杨红旗他们望着空荡荡的湖面和围绕着湖泊的秃山觉得莫名其妙。调查团一个姓王的老教授问：‘到了哪了？’那个藏民神秘地笑笑：‘村庄呀！’‘在哪？我怎么也什么没看见？’众人转着脑袋四处张望。藏民指着波澜无惊，蓝宝石似的湖水说：‘在下面。’‘湖里面！？’杨红旗他们惊叫了起来，一个个眼睛睁得大大。藏民看着他们，郑重其事的点点头。黄同志渴死的鱼一样嘴巴张了好几次，才出声：‘你和我们开玩笑了吧！村庄怎么能在湖里面？’‘发现时我也不信，可它确实在湖底，入口在山上。’藏民撂下一句话，沿着湖边走向左面的山峰。
调查团的12位成员虽然不相信湖底会有村庄，还住着人，但经过简单的讨论后还是决定跟上去一探究竟。杨红旗和他战友的任务是保护调查团的安全，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调查团做出决定后，他们手握钢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把王教授、黄同志等人围在中心，追上大步向前的藏民向着山根走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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