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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要说：有些案子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提九零年代，说一个我知道的两千年后的交通案：我一位老师的朋友，不是老板，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他某日因工作原因驾车经过某山村，突然一辆摩托横刺里冲出来撞上他的车。驾摩托的是个十五岁的少年，身手奇高，摩托车报废，而他只是擦伤。然后倒霉的车主被村民围困殴打，同行的人打电话求救。武警去了，车主却解救不出来，村民们要车主拿出一百万赔偿，后来车主赔了五十万得以脱身。如此典型的碰瓷，车主被打的不成人型，那个村的人袋袋平安一点事没有。
荒唐案件时有，炮灰将这个案子写在作话中，是事后警察告诫：“出了车祸赶紧驾车逃走，千万不能停车，逃走了再报警。”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驾车逃走是违法好不好？而且转眼大帮村民涌上公路，撞死人怎么算？
。
☆、第十章、多事之日案叠案
乔若茜本想借贩卖妇女儿童案频发为民工说说话，大作用起不了，起码让彭氏重视这个问题，最好能给旗下民工结清工资。结果被石岭村案的判决激怒，一举想起买卖媳妇是民粹，和老板拖欠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进而想起“我穷我有理”也是民粹，以至于法庭判决都带着偏向性，不能忍受！
怒气加上要帮彭氏开脱，她提议“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山区恶劣的民俗上”。
然而“转移”这个词明显用的不妥，人贩子绑卖城市妇女，是源于山区有买卖妇女的传统，和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扯一块未免牵强了些。但她尽管恨“山匪”，仍下意识同情民工苦干一年拿不到血汗钱，毕竟她也是打工族中的一员，高级点罢了。遥想刚吃文字时，被压低稿费甚至拿不到稿费，对民工的不幸她无法不感同身受。因而所以，不管有关无关，明示不便就暗示，以示本记者是这么看的，其他记者大有可能也这么看，彭氏且看着办。
听话听音，高总看出乔记者心中不平，肚里也有些委屈，指出绑架案居高不下是从去年七八月开始的，那会距年终结算还早。
乔若茜一愣，拍额道：“是哦！建筑工地民工的工资不是按月结，是按工程结，或者年结，只有腊月绑架案跳升，才能和拖欠建筑工地民工的工资搭上关系。”
“建筑工地民工”她咬的挺重，潜台词无非还是和老板拖欠工资有关，因为入城农民工并不是只在建筑工地干活，各行各业多了去。
李晓蔓恨透老家恶俗，外兼自己是从山村走出的打工族一分子，很不乐意和犯罪搭界。当下抬眼道：“按月领工资的农民工也不可能跑去绑架妇女儿童，想想我们工作过的那家工厂，包食宿发工服，工人吃住都在厂里，根本就出不来，怎么作案？”
江主任接腔：“人贩子是职业犯罪分子，他们赚惯了犯罪钱，哪会辛苦打工。”
乔若茜默默，觉得小江筒子的话有一定道理，但被迫犯罪也是存在的，那种员工出不来的黑心厂并不多，而且有些雇用农民工的企业不包食宿，员工天天出厂。拖欠工资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人领不到工资怎么活？犯罪率的提升，不会与此毫无关系。
高总心知李、江所言都不大站的住脚，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转而声讨本地恶俗——他亲历了特殊年代那场以盘岭县为导~火索的贩卖女知青大案，当时他年仅十四岁，在大部队扫荡时做后勤，没见识山村被灭的修罗场，只记住了满腔义愤。
乔若茜因为蔓妹子的原故细查过该省历史，用一个文件夹收在电脑中，其中有某案，但亲历者的讲述还是值得记录，当即掏出笔和本子，这也能以示听的很认真。
李晓蔓想取录音机，被乔若茜悄悄踹了一下，“书房秘谈”录音给人的感觉可不好。
于是小李筒子有样学样用笔记录，话说她身为盘岭县人，还是头回听说这事。主要是人善遗忘，她到县城时，那起大案已过去二十年，无人再提起。而再往前在乡下，她记事时也已经是80年代，李家坳又太偏，当年知青没下放到这个村，他们也没买过被贩卖的女知青（否则全村就那么点人，多半在灭村之祸中消失），自然无人谈论。
江主任提起郭老大，说他在盘岭县福利院长大的，那时八~九岁了，应该耳闻过。
高总认为可以将郭老大例为采访对象，毕竟他自己身为分公司的老总代表彭氏形象，不方便亲自对记者呱呱本省的丑闻。于是命江主任找些六七十岁的老人，问问他们愿不愿接受采访，侧重讲五六十年代及解~放前本地绑卖女子的习俗。
乔若茜原本不愿蔓妹子和郭老乡照面，但按“转移视线”的思路，盘岭县绕不过去。她想郭老大在县城长大，多半连李家坳都没听说过，应该无大碍。于是表示为安全考虑她和李晓蔓不打算陪那些记者下县城，希望采访对象最好在省城。
高总无可无不可，彭氏又没在下属市县开发楼盘，捅翻天也和彭氏无关，他之所求只是本公司别受池鱼之殃。
江主任跑去客厅打电话找合适的长者，高总也没闲着，在书房打电话——打给省公安厅的朋友。话说要找出能令记者感兴趣的适用新案，... -->>
作者有话要说：有些案子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提九零年代，说一个我知道的两千年后的交通案：我一位老师的朋友，不是老板，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他某日因工作原因驾车经过某山村，突然一辆摩托横刺里冲出来撞上他的车。驾摩托的是个十五岁的少年，身手奇高，摩托车报废，而他只是擦伤。然后倒霉的车主被村民围困殴打，同行的人打电话求救。武警去了，车主却解救不出来，村民们要车主拿出一百万赔偿，后来车主赔了五十万得以脱身。如此典型的碰瓷，车主被打的不成人型，那个村的人袋袋平安一点事没有。
荒唐案件时有，炮灰将这个案子写在作话中，是事后警察告诫：“出了车祸赶紧驾车逃走，千万不能停车，逃走了再报警。”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驾车逃走是违法好不好？而且转眼大帮村民涌上公路，撞死人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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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多事之日案叠案
乔若茜本想借贩卖妇女儿童案频发为民工说说话，大作用起不了，起码让彭氏重视这个问题，最好能给旗下民工结清工资。结果被石岭村案的判决激怒，一举想起买卖媳妇是民粹，和老板拖欠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进而想起“我穷我有理”也是民粹，以至于法庭判决都带着偏向性，不能忍受！
怒气加上要帮彭氏开脱，她提议“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山区恶劣的民俗上”。
然而“转移”这个词明显用的不妥，人贩子绑卖城市妇女，是源于山区有买卖妇女的传统，和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扯一块未免牵强了些。但她尽管恨“山匪”，仍下意识同情民工苦干一年拿不到血汗钱，毕竟她也是打工族中的一员，高级点罢了。遥想刚吃文字时，被压低稿费甚至拿不到稿费，对民工的不幸她无法不感同身受。因而所以，不管有关无关，明示不便就暗示，以示本记者是这么看的，其他记者大有可能也这么看，彭氏且看着办。
听话听音，高总看出乔记者心中不平，肚里也有些委屈，指出绑架案居高不下是从去年七八月开始的，那会距年终结算还早。
乔若茜一愣，拍额道：“是哦！建筑工地民工的工资不是按月结，是按工程结，或者年结，只有腊月绑架案跳升，才能和拖欠建筑工地民工的工资搭上关系。”
“建筑工地民工”她咬的挺重，潜台词无非还是和老板拖欠工资有关，因为入城农民工并不是只在建筑工地干活，各行各业多了去。
李晓蔓恨透老家恶俗，外兼自己是从山村走出的打工族一分子，很不乐意和犯罪搭界。当下抬眼道：“按月领工资的农民工也不可能跑去绑架妇女儿童，想想我们工作过的那家工厂，包食宿发工服，工人吃住都在厂里，根本就出不来，怎么作案？”
江主任接腔：“人贩子是职业犯罪分子，他们赚惯了犯罪钱，哪会辛苦打工。”
乔若茜默默，觉得小江筒子的话有一定道理，但被迫犯罪也是存在的，那种员工出不来的黑心厂并不多，而且有些雇用农民工的企业不包食宿，员工天天出厂。拖欠工资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人领不到工资怎么活？犯罪率的提升，不会与此毫无关系。
高总心知李、江所言都不大站的住脚，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转而声讨本地恶俗——他亲历了特殊年代那场以盘岭县为导~火索的贩卖女知青大案，当时他年仅十四岁，在大部队扫荡时做后勤，没见识山村被灭的修罗场，只记住了满腔义愤。
乔若茜因为蔓妹子的原故细查过该省历史，用一个文件夹收在电脑中，其中有某案，但亲历者的讲述还是值得记录，当即掏出笔和本子，这也能以示听的很认真。
李晓蔓想取录音机，被乔若茜悄悄踹了一下，“书房秘谈”录音给人的感觉可不好。
于是小李筒子有样学样用笔记录，话说她身为盘岭县人，还是头回听说这事。主要是人善遗忘，她到县城时，那起大案已过去二十年，无人再提起。而再往前在乡下，她记事时也已经是80年代，李家坳又太偏，当年知青没下放到这个村，他们也没买过被贩卖的女知青（否则全村就那么点人，多半在灭村之祸中消失），自然无人谈论。
江主任提起郭老大，说他在盘岭县福利院长大的，那时八~九岁了，应该耳闻过。
高总认为可以将郭老大例为采访对象，毕竟他自己身为分公司的老总代表彭氏形象，不方便亲自对记者呱呱本省的丑闻。于是命江主任找些六七十岁的老人，问问他们愿不愿接受采访，侧重讲五六十年代及解~放前本地绑卖女子的习俗。
乔若茜原本不愿蔓妹子和郭老乡照面，但按“转移视线”的思路，盘岭县绕不过去。她想郭老大在县城长大，多半连李家坳都没听说过，应该无大碍。于是表示为安全考虑她和李晓蔓不打算陪那些记者下县城，希望采访对象最好在省城。
高总无可无不可，彭氏又没在下属市县开发楼盘，捅翻天也和彭氏无关，他之所求只是本公司别受池鱼之殃。
江主任跑去客厅打电话找合适的长者，高总也没闲着，在书房打电话——打给省公安厅的朋友。话说要找出能令记者感兴趣的适用新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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