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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在一个寒冷的圣诞之夜，一个贫苦的孩子突然来到一位农民家。这位农民富有同情心，他仁慈地接待了这个孩子。孩子临走折了支树枝插在地上，顷刻之间，就长成一棵小树，上面挂满礼物。孩子说：“愿它年年如此，报答你的恩情”
知恩图报本是人之常情，可是有时候，在不经意间，我们疏忽了这份情感。
圣诞前夜，有人告诉我，刘伯伯曾让他帮助过我。
刘伯伯是我父亲的大学同学。我对他的最初记忆是在十多年前，他和妻子张阿姨调去市里时，曾给我买过一件裙子，那件裙子的漂亮很能满足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虚荣心，我连续穿了好几个夏天。之后十多年间，他随着官位升迁，几易居住地，父亲和他也没了联系。对我来说，更是记忆的完全中断，再以后，他从北京调回市里任职，我经常从电视上看到他。但由于他的身居高位和那么多年时空的隔断，父亲一直和他没有什么交往。两年前，他得了重病，回京治疗。
现在，却突然有人告诉我，刘伯伯曾婉转地要求他的下属，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去帮助他老同学的孩子。而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的父亲也不知道。我无法想象，刘伯伯每天要面对那么繁忙的各类事务，他怎么还能关注到这样的小事情，那么多年官场的磨砺，他竟仍是性情中人。
我想在电话里对他说一声谢谢，可是却听到了他病危的消息。他已进入癌晚期，有很多的并发症，这一切对他肉体的折磨是残酷的，对他的精神又将是怎样的摧残？他怎么能舍下这辉煌的事业，这尚属壮年的生命，他怎么面对结发的妻和还需扶助的儿。他一定是不甘、不甘、不甘心呀！可是在天命面前，一切人都无能为力。
面对已气若游丝的丈夫，张阿姨的发在一夜就白了，张阿姨的心在一瞬间就已碎裂，我想去抚慰她的柔弱、她的悲伤，可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想对他们说声谢谢，却又没勇气在这个时候拨通电话，这遗憾将成为永远
我想起了陈，她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她很美丽，美丽中是深深的忧郁，被我的同学们称为“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她教我们时尚未结婚，就把全部的精力和感情投注在教学上。
她很重视我。有时一节课竟提问我两次，而且在我每篇作文的后面都写很长的评语。可我对她却很敌视，因为我们班好多同学都不喜欢她经常的忧郁和过份的细致，我也固执地认为，如果接受她的偏爱，就是“脱离群众”我宁可做同学的好同学，也不会做老师的好学生。我们无视她的语重心长、她的谆谆教诲；我们没发现，我们对唐诗、尤其是宋词的欣赏和记忆能力，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不在乎她无缘无故、不求任何回报的爱护，我回报她的只有反抗和不配合。
后来，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也是圣诞节前后的日子，我突然想起了她，感到了她曾给予过我的温暖。我才知道，她的细声软语对我们是一种怎样的呵护和指导，她的无缘无故不求回报的爱是多么的厚重。当我在世事艰难中懂得这真情可贵的时候，陈老师已随丈夫调去了另一座城市。我想对她说声谢谢，更想对她说声对不起，可是，这份感激和忏悔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当面说出呢？
还有一位是素不相识的人。他曾是市报的副刊编辑，姓鲍。在我19岁时，一时兴起，涂抹了一篇小东西寄到市报，没想到，过了不到一星期，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它，编辑这篇稿子的就是鲍喜章老师。对于他，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对我来说，却是莫大的鼓励和帮助。之后，每每我有稿子寄去，不论是刊发还是退回，我都能看到他鼓励的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编辑老师”这四个字是我在信纸上使用频率最多的称谓，那些信都是寄给鲍老师的。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在用拙劣的笔写小小的不起眼的文章，这份坚持一半应该归功于鲍老师。这十多年我已知道“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我生活的乐趣、人生的意义，在我无助时它给我依托，在我痛苦时它给我快乐，而这快乐的源头来自鲍老师最初的鼓励和帮助。
几年前，鲍老师调去了其它岗位。开始的两年，我还在圣诞节前给他寄张贺卡。后来，我以忙为借口，以为了真正融入生活为理由，把诸如写信、寄贺卡这类的闲情逸致都从快节奏的生活中删除，我的生活开始变得简单，我的语言变得简洁，我尽量简化生活的细节和程序，却不知，幸福潜藏在细节里，快乐蕴涵在过程中。我和鲍老师就这样的渐渐失去了联系，而在这以后，我才发现，我曾在纸上对他说过很多，但却从未对他说过一声谢谢，这真是我的无知和无礼。
圣诞树年年挂满礼物，美丽着人们对新一年的梦想，那神奇的传说使我们记取感恩的情谊。我想起了这些在流走的岁月中给予过我帮助的人，曾接受了涌泉之恩，却无滴水相报，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有，在心中常有一棵挂满礼物的圣诞树，用以感激，用以报答。
传说，在一个寒冷的圣诞之夜，一个贫苦的孩子突然来到一位农民家。这位农民富有同情心，他仁慈地接待了这个孩子。孩子临走折了支树枝插在地上，顷刻之间，就长成一棵小树，上面挂满礼物。孩子说：“愿它年年如此，报答你的恩情”
知恩图报本是人之常情，可是有时候，在不经意间，我们疏忽了这份情感。
圣诞前夜，有人告诉我，刘伯伯曾让他帮助过我。
刘伯伯是我父亲的大学同学。我对他的最初记忆是在十多年前，他和妻子张阿姨调去市里时，曾给我买过一件裙子，那件裙子的漂亮很能满足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虚荣心，我连续穿了好几个夏天。之后十多年间，他随着官位升迁，几易居住地，父亲和他也没了联系。对我来说，更是记忆的完全中断，再以后，他从北京调回市里任职，我经常从电视上看到他。但由于他的身居高位和那么多年时空的隔断，父亲一直和他没有什么交往。两年前，他得了重病，回京治疗。
现在，却突然有人告诉我，刘伯伯曾婉转地要求他的下属，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去帮助他老同学的孩子。而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的父亲也不知道。我无法想象，刘伯伯每天要面对那么繁忙的各类事务，他怎么还能关注到这样的小事情，那么多年官场的磨砺，他竟仍是性情中人。
我想在电话里对他说一声谢谢，可是却听到了他病危的消息。他已进入癌晚期，有很多的并发症，这一切对他肉体的折磨是残酷的，对他的精神又将是怎样的摧残？他怎么能舍下这辉煌的事业，这尚属壮年的生命，他怎么面对结发的妻和还需扶助的儿。他一定是不甘、不甘、不甘心呀！可是在天命面前，一切人都无能为力。
面对已气若游丝的丈夫，张阿姨的发在一夜就白了，张阿姨的心在一瞬间就已碎裂，我想去抚慰她的柔弱、她的悲伤，可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想对他们说声谢谢，却又没勇气在这个时候拨通电话，这遗憾将成为永远
我想起了陈，她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她很美丽，美丽中是深深的忧郁，被我的同学们称为“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她教我们时尚未结婚，就把全部的精力和感情投注在教学上。
她很重视我。有时一节课竟提问我两次，而且在我每篇作文的后面都写很长的评语。可我对她却很敌视，因为我们班好多同学都不喜欢她经常的忧郁和过份的细致，我也固执地认为，如果接受她的偏爱，就是“脱离群众”我宁可做同学的好同学，也不会做老师的好学生。我们无视她的语重心长、她的谆谆教诲；我们没发现，我们对唐诗、尤其是宋词的欣赏和记忆能力，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不在乎她无缘无故、不求任何回报的爱护，我回报她的只有反抗和不配合。
后来，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也是圣诞节前后的日子，我突然想起了她，感到了她曾给予过我的温暖。我才知道，她的细声软语对我们是一种怎样的呵护和指导，她的无缘无故不求回报的爱是多么的厚重。当我在世事艰难中懂得这真情可贵的时候，陈老师已随丈夫调去了另一座城市。我想对她说声谢谢，更想对她说声对不起，可是，这份感激和忏悔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当面说出呢？
还有一位是素不相识的人。他曾是市报的副刊编辑，姓鲍。在我19岁时，一时兴起，涂抹了一篇小东西寄到市报，没想到，过了不到一星期，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它，编辑这篇稿子的就是鲍喜章老师。对于他，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对我来说，却是莫大的鼓励和帮助。之后，每每我有稿子寄去，不论是刊发还是退回，我都能看到他鼓励的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编辑老师”这四个字是我在信纸上使用频率最多的称谓，那些信都是寄给鲍老师的。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在用拙劣的笔写小小的不起眼的文章，这份坚持一半应该归功于鲍老师。这十多年我已知道“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我生活的乐趣、人生的意义，在我无助时它给我依托，在我痛苦时它给我快乐，而这快乐的源头来自鲍老师最初的鼓励和帮助。
几年前，鲍老师调去了其它岗位。开始的两年，我还在圣诞节前给他寄张贺卡。后来，我以忙为借口，以为了真正融入生活为理由，把诸如写信、寄贺卡这类的闲情逸致都从快节奏的生活中删除，我的生活开始变得简单，我的语言变得简洁，我尽量简化生活的细节和程序，却不知，幸福潜藏在细节里，快乐蕴涵在过程中。我和鲍老师就这样的渐渐失去了联系，而在这以后，我才发现，我曾在纸上对他说过很多，但却从未对他说过一声谢谢，这真是我的无知和无礼。
圣诞树年年挂满礼物，美丽着人们对新一年的梦想，那神奇的传说使我们记取感恩的情谊。我想起了这些在流走的岁月中给予过我帮助的人，曾接受了涌泉之恩，却无滴水相报，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有，在心中常有一棵挂满礼物的圣诞树，用以感激，用以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