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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怎能使群马为我所用?”于是太公下令诛狂矞、华士兄弟，从此再无违抗命令法规之事发生，局面迅速安定。五个月后即向周公“报政”，即汇报封齐定国后的安定局面，周公闻报十分惊讶，在这样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土著人性格难驯的地域，在这么短的时间能使大片疆域安定，确实是一个奇迹。据记载，齐国初封面积已达方500里。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称： “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周公问治齐之方略。太公回答说： “尊贤尚功，因俗简礼，凡是有德有能的人，不管氏族同异，愿为齐出力的，均安排合适的位置，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东夷传统礼俗，允许沿袭使用，若有改变，也是向利于民的方向发展。所以很快就得到士民们的拥护，实现了朝野归心。”周公听了太公的话，感慨地说： “为政简易，便民顺情行政，民人自然乐于接受并为之效力，鲁国的后代恐怕要面北朝齐了。”
太公安定了大局之后，立即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营丘经济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好， 《史记?货殖列传》载：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而人民寡。” 《盐铁论》则说： “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对经济的发展不利。太公以其超人的谋略智慧，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务实求功的基本指导思想。制定了三大基本国策： “举贤尚功”， “因俗简礼”， “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
举贤尚功，就是选拔有才德、有建树的人，给爵位，授实权，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均用其所长，并督创实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太公这条“举贤尚功”的用人路线，是他超越时代的先进思想的表现，突破西周“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举贤任能不计亲疏，唯才是举，从而为后来“齐日大至于霸”的业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因俗简礼，就是因东夷土著之俗，简化西周的繁礼，以适应当地的民情。齐地是中国早期开发区，伏羲、炎帝、蚩尤、共工均曾居于此，所以这里虽农业滞后但却是制造舟车、冶铸兵器的肇始之地，有尚武重仁的传统，蕴藏着全面发展的无穷潜力。太公深知，要发挥这一优势，就要调动广大士民的积极性。因此，太公采取了“敬其众，合其亲，因其明，顺其常”的策略，要求官吏们对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同上)以争取民心，激发士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周礼，既保持了它的权威性，又简化了一些繁琐程序，从齐地民俗的特点出发，两相结合，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于周礼的新制，从而调动了齐民兴齐建国最大的积极性，开改革开放的先河。
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太公封齐之初，营丘一带原是一片荒凉的草莱之地，虽然齐无膏壤千里，但也有自己的优势。营丘西境有盛产高品位的优质铁矿石的商山，因出铁矿著名又叫铁山。迤东有杜山，储铜矿丰富。北境靠清河临济水，两水入海处构成了天然的鱼盐产区，地潟卤宜种桑麻，纺织品早已知名，从而构成了齐地发达的丝麻纺织业。太公依此制定了有利于发挥这些优势的经济政策，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实行农、工、商并举。他在注重发展麦、黍、稻生产的同时，又大力发展桑麻种植。舟车兵器制造，劝女工极技巧。 《论衡》说： “齐女世刺绣，恒女无不 能。”说明当时已有规模可观的纺织、刺绣手工业。与开发矿业和冶铁相匹配的，就是煮盐捕捞，向河海求利，盐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市场广阔，因而很快成了齐国的支柱产业。河海之利进一步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农、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太公把“通末业”作为富民强国的根本保障之一。 “末”即指工商业，这里特指商业。太公一方面重视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发展桑蚕丝织，发展鱼盐捕捞，积累了大批的商品资源。另一方面，重商业贸易，必使齐国货物遍利天下，发展与各国的通商贸易，以实现财蓄货殖、富民强国的目标。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使一个“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变成“世为强国”的大齐。
太公封齐治齐，正欲大展鸿图之时，接到西周讣告：武王驾崩。太公看罢，十分震惊。刚灭殷二年，天下未稳，世子姬诵年仅10岁，难以临朝执政，若不及时定王权、安天下，新生的政权将吉凶难料。此时可谓西周的存亡之际，事关重大，不容迟缓，太公当即赴京奔丧。至周廷先见了留朝辅政的周公，二人对王权有所安排后，又与诸重臣商议立王与治丧事宜。大家议定，立世子诵为王，即成王。在其年幼不能摄政期间，暂由周公摄政，待成王年长后还政于王。成王即位，诏告天下，改元更始。夏六月，安葬武王遗体于毕地(今陕西省咸阳市北)，大事既定，太公匆匆返齐。
太公返齐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管叔、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蜚语说： “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也就是说周公摄政实为夺权，将来还政于成王，不过是一句空话。这流言影响极广，使朝野人心浮动。周公于是对太公、召公说： “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行王政，是恐怕天下叛周，没有脸告慰先王在天之灵，所以才辅佐成王。” 《齐太公世家》中也记载当“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之时，成王曾命太公“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太公深知，管、蔡、霍三人为武王胞弟，因是王室中最可靠的人，才让他们监视殷纣王子武庚，故称“三监”，他们若对周公疑心并妄动为 乱，诸侯有人乘势而起，后果将不堪设想。太公接周公书信，知道事情严重，一面表示支持周公，一面部署力量，以备不测。
成王元年， “三监”果然与殷纣王子武庚内外勾结叛周，由于武庚的乘势而入，这场西周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性质上变成了殷商遗民复仇、旧朝复辟的叛乱了。特别是乱发京畿，外邦诸侯有人响应，形势就更加严峻。武庚起于殷(今河南汲县境)，管叔发于庸(今河南郑州市北)，蔡叔发于卫，霍叔起于邶，对周室王城形成三面进攻之势。而南境淮上九伯皆叛，东夷实力强大的“五侯”蒲姑和奄、熊、盈、徐也先后相应起事。
太公以其雄韬伟略，与周公兵分内外，两线出击。周公率京畿之兵，伐诛武庚“三监”；太公奉成王诏书讨伐五侯九伯。3年败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太公继以齐军降淮上九伯，并迁其君；灭蒲姑平息东夷五侯之乱。武庚残部窜入东海上，靠将领飞廉骁勇顽抗，太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擒杀了武庚。之后太公顺势一鼓作气，又平定了不顺者50余国，从而使周转危为安。正是太公立下了二次安周大功，所以齐成为专征伐大权的东方主盟国家。
平叛胜利之后，周成王把蒲姑领地又封给太公，使齐国版图大大超过了500里。而齐专征伐大权，权力所及， “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于无棣”，成为雄踞东方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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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怎能使群马为我所用?”于是太公下令诛狂矞、华士兄弟，从此再无违抗命令法规之事发生，局面迅速安定。五个月后即向周公“报政”，即汇报封齐定国后的安定局面，周公闻报十分惊讶，在这样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土著人性格难驯的地域，在这么短的时间能使大片疆域安定，确实是一个奇迹。据记载，齐国初封面积已达方500里。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称： “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周公问治齐之方略。太公回答说： “尊贤尚功，因俗简礼，凡是有德有能的人，不管氏族同异，愿为齐出力的，均安排合适的位置，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东夷传统礼俗，允许沿袭使用，若有改变，也是向利于民的方向发展。所以很快就得到士民们的拥护，实现了朝野归心。”周公听了太公的话，感慨地说： “为政简易，便民顺情行政，民人自然乐于接受并为之效力，鲁国的后代恐怕要面北朝齐了。”
太公安定了大局之后，立即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营丘经济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好， 《史记?货殖列传》载：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而人民寡。” 《盐铁论》则说： “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对经济的发展不利。太公以其超人的谋略智慧，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务实求功的基本指导思想。制定了三大基本国策： “举贤尚功”， “因俗简礼”， “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
举贤尚功，就是选拔有才德、有建树的人，给爵位，授实权，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均用其所长，并督创实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太公这条“举贤尚功”的用人路线，是他超越时代的先进思想的表现，突破西周“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举贤任能不计亲疏，唯才是举，从而为后来“齐日大至于霸”的业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因俗简礼，就是因东夷土著之俗，简化西周的繁礼，以适应当地的民情。齐地是中国早期开发区，伏羲、炎帝、蚩尤、共工均曾居于此，所以这里虽农业滞后但却是制造舟车、冶铸兵器的肇始之地，有尚武重仁的传统，蕴藏着全面发展的无穷潜力。太公深知，要发挥这一优势，就要调动广大士民的积极性。因此，太公采取了“敬其众，合其亲，因其明，顺其常”的策略，要求官吏们对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同上)以争取民心，激发士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周礼，既保持了它的权威性，又简化了一些繁琐程序，从齐地民俗的特点出发，两相结合，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于周礼的新制，从而调动了齐民兴齐建国最大的积极性，开改革开放的先河。
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太公封齐之初，营丘一带原是一片荒凉的草莱之地，虽然齐无膏壤千里，但也有自己的优势。营丘西境有盛产高品位的优质铁矿石的商山，因出铁矿著名又叫铁山。迤东有杜山，储铜矿丰富。北境靠清河临济水，两水入海处构成了天然的鱼盐产区，地潟卤宜种桑麻，纺织品早已知名，从而构成了齐地发达的丝麻纺织业。太公依此制定了有利于发挥这些优势的经济政策，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实行农、工、商并举。他在注重发展麦、黍、稻生产的同时，又大力发展桑麻种植。舟车兵器制造，劝女工极技巧。 《论衡》说： “齐女世刺绣，恒女无不 能。”说明当时已有规模可观的纺织、刺绣手工业。与开发矿业和冶铁相匹配的，就是煮盐捕捞，向河海求利，盐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市场广阔，因而很快成了齐国的支柱产业。河海之利进一步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农、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太公把“通末业”作为富民强国的根本保障之一。 “末”即指工商业，这里特指商业。太公一方面重视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发展桑蚕丝织，发展鱼盐捕捞，积累了大批的商品资源。另一方面，重商业贸易，必使齐国货物遍利天下，发展与各国的通商贸易，以实现财蓄货殖、富民强国的目标。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使一个“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变成“世为强国”的大齐。
太公封齐治齐，正欲大展鸿图之时，接到西周讣告：武王驾崩。太公看罢，十分震惊。刚灭殷二年，天下未稳，世子姬诵年仅10岁，难以临朝执政，若不及时定王权、安天下，新生的政权将吉凶难料。此时可谓西周的存亡之际，事关重大，不容迟缓，太公当即赴京奔丧。至周廷先见了留朝辅政的周公，二人对王权有所安排后，又与诸重臣商议立王与治丧事宜。大家议定，立世子诵为王，即成王。在其年幼不能摄政期间，暂由周公摄政，待成王年长后还政于王。成王即位，诏告天下，改元更始。夏六月，安葬武王遗体于毕地(今陕西省咸阳市北)，大事既定，太公匆匆返齐。
太公返齐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管叔、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蜚语说： “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也就是说周公摄政实为夺权，将来还政于成王，不过是一句空话。这流言影响极广，使朝野人心浮动。周公于是对太公、召公说： “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行王政，是恐怕天下叛周，没有脸告慰先王在天之灵，所以才辅佐成王。” 《齐太公世家》中也记载当“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之时，成王曾命太公“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太公深知，管、蔡、霍三人为武王胞弟，因是王室中最可靠的人，才让他们监视殷纣王子武庚，故称“三监”，他们若对周公疑心并妄动为 乱，诸侯有人乘势而起，后果将不堪设想。太公接周公书信，知道事情严重，一面表示支持周公，一面部署力量，以备不测。
成王元年， “三监”果然与殷纣王子武庚内外勾结叛周，由于武庚的乘势而入，这场西周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性质上变成了殷商遗民复仇、旧朝复辟的叛乱了。特别是乱发京畿，外邦诸侯有人响应，形势就更加严峻。武庚起于殷(今河南汲县境)，管叔发于庸(今河南郑州市北)，蔡叔发于卫，霍叔起于邶，对周室王城形成三面进攻之势。而南境淮上九伯皆叛，东夷实力强大的“五侯”蒲姑和奄、熊、盈、徐也先后相应起事。
太公以其雄韬伟略，与周公兵分内外，两线出击。周公率京畿之兵，伐诛武庚“三监”；太公奉成王诏书讨伐五侯九伯。3年败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太公继以齐军降淮上九伯，并迁其君；灭蒲姑平息东夷五侯之乱。武庚残部窜入东海上，靠将领飞廉骁勇顽抗，太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擒杀了武庚。之后太公顺势一鼓作气，又平定了不顺者50余国，从而使周转危为安。正是太公立下了二次安周大功，所以齐成为专征伐大权的东方主盟国家。
平叛胜利之后，周成王把蒲姑领地又封给太公，使齐国版图大大超过了500里。而齐专征伐大权，权力所及， “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于无棣”，成为雄踞东方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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