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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还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
康有为这种半桶水的论点,让起初支持他办法的维新人士大失所望,李经述等维新人士对他群起攻击。
康有为便在《国闻报》上刊文《答人论议院书》解释,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
这文章的意思是说,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
李经述原本还心存一丝幻想,觉得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会有点效果,这时更加认清了康有为无耻无知的真面目,于是宣布跟权欲熏心的康有为划清界限。
康有为的堂弟康广仁为此还专门去找李经述,想说服他支持康有为:“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望兄长能施以援手,此乃万民之幸甚!”
李经述请康广仁转告康有为:“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少一些权力私心,多一分办洋务的实际行动,兴工商和教育,则自然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人会多起来。”但是,康有为觉得只有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他才能实现自己的大同理想,他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
康有为跟光绪皇帝和荣禄等大臣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
荣禄又不傻,康有为说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康有为这明显是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级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因为按照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就等于搞了政变,将旧官僚体系完全架空。
光绪皇帝也很年轻幼稚,他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很感兴趣。从这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力斗争的深渊。
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慈禧向礼亲王、总理大臣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
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只好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都是盖头不换面的政变,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
李经述看邸报,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康有为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夺权,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人进入制度局、懋勤殿,就知道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必定失败,他们离死期不远了。
那天,光绪皇帝经不住康有为的再三蛊惑,再次跑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亲爸爸,这制度之变,乃是变法之关键,儿臣无实权,展不开手脚……”
光绪皇帝的话还没说完,慈禧太后不答,一直在喝茶,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心生恐惧而未敢再申说。
过了半响,慈禧脸色才恢复平静,说:“皇上想做什么,就去做么,以后不用事事来着园子里问哀家,哀家想清静清静。”
慈禧的意思,是试试放手让光绪皇帝干,看他到底要怎么折腾!得了慈禧太后的这话,光绪皇帝喜极而泣,去放手改革了。
,康有为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还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
康有为这种半桶水的论点,让起初支持他办法的维新人士大失所望,李经述等维新人士对他群起攻击。
康有为便在《国闻报》上刊文《答人论议院书》解释,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
这文章的意思是说,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
李经述原本还心存一丝幻想,觉得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会有点效果,这时更加认清了康有为无耻无知的真面目,于是宣布跟权欲熏心的康有为划清界限。
康有为的堂弟康广仁为此还专门去找李经述,想说服他支持康有为:“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望兄长能施以援手,此乃万民之幸甚!”
李经述请康广仁转告康有为:“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少一些权力私心,多一分办洋务的实际行动,兴工商和教育,则自然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人会多起来。”但是,康有为觉得只有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他才能实现自己的大同理想,他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
康有为跟光绪皇帝和荣禄等大臣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
荣禄又不傻,康有为说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康有为这明显是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级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因为按照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就等于搞了政变,将旧官僚体系完全架空。
光绪皇帝也很年轻幼稚,他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很感兴趣。从这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力斗争的深渊。
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慈禧向礼亲王、总理大臣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
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只好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都是盖头不换面的政变,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
李经述看邸报,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康有为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夺权,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人进入制度局、懋勤殿,就知道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必定失败,他们离死期不远了。
那天,光绪皇帝经不住康有为的再三蛊惑,再次跑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亲爸爸,这制度之变,乃是变法之关键,儿臣无实权,展不开手脚……”
光绪皇帝的话还没说完,慈禧太后不答,一直在喝茶,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心生恐惧而未敢再申说。
过了半响,慈禧脸色才恢复平静,说:“皇上想做什么,就去做么,以后不用事事来着园子里问哀家,哀家想清静清静。”
慈禧的意思,是试试放手让光绪皇帝干,看他到底要怎么折腾!得了慈禧太后的这话,光绪皇帝喜极而泣,去放手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