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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所有的公交站都张贴着一张女人脖子的海报，脖子上有两个枪洞，下面的洞上淌着一滴血。这是互联网公司的广告。另外一张海报上，一只高跟鞋踩在一只男人的手上。这让我不得不说两句了。踩在一只手上的鞋有什么美可言？这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因此构成最粗暴的伤害和毫无道理的侵犯，是玩弄折磨与死亡的荒唐游戏。在我看来，这样的广告只会贬低自己的产品。我绝不会去买讲述着践踏一只手的故事的优雅的鞋。被践踏的手无法与鞋再分开，甚至比鞋还大，不断折磨着我的记忆。鞋的颜色和接缝都已模糊，只有被踩的手十分清晰。我不必再看一眼广告牌，就能清晰地看到男人的手被踏的样子。记忆的选择并不奇怪，它非此不可：在残酷面前美不再坚持，而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变得猥亵。正如外表漂亮者羞辱他人，美丽的风景之上遍布着人类的痛苦，也正如柏油路上的蜥蜴头皮鞋，即便美丽的鞋啪嗒啪嗒让我忍不住回头。这则鞋的广告总让我想起过去，在独裁统治下，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如何被折磨，被践踏。在我的想象中，广告上这只优雅的蜥蜴头皮鞋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永远不想去拥有它，也绝不会接受别人的馈赠。我不能保证这只鞋，在我不经意间，不再重复它践踏一只手的习惯。
构思该广告的人，一定不了解暴力会使人疼痛、会致人伤残。载满这样故事的一只鞋，不会使美更精致，而是借暴力对美的一种瓦解。广告原本应提升产品的声誉，但这则广告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在等公交车，推着婴儿车经过，或提着购物袋走过时，广告牌静止的样子成了眼睛每天不变的节目，盘踞在脑中挥之不去。人们心目中致使他人痛苦的底线一天天降低，国民对暴力的认知标准也随之降低。广告牌执著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禁要问鞋厂和广告商：你们能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你们要走向哪里？你们的蜥蜴头皮鞋的终点又在哪里？
我每天都暗下决心不去理会这则广告，却总是忍不住要去看它，它颇具反讽意味地在我身上作用着。我如此喜欢的蜥蜴头皮鞋，被这则广告名誉扫地，商家大概也不再指望我成为他们的客户了。我担心广告商并不是一无所知，而只是太现实：反正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坏的一面，他们不会反感，还有可能成为客户。至于少数几个较真儿的，放弃了也不可惜。
父亲出门前，我常看他往鞋上吐唾沫，然后用抹布蘸着唾沫把鞋擦干净。被口水吐过的鞋锃光瓦亮。人们习惯在蚊子叮咬过的地方，刺扎过的地方，在烧伤和被擦破的胳膊和膝盖上吐唾沫，用唾沫擦袜子和大衣上的污点，和粘在皮肤上的脏东西。我小时候常想，口水真是万能的好东西，而且沾在皮肤上夏凉冬热。后来，读到有关党卫队和国防军（1935—1945）的描写，提到他们纪律如何严明，靴子必须保持光亮时，我想，父亲往鞋上吐口水的习惯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正是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最能让人看出他身体里的那个党卫军士兵。我的几个大学前在罗马尼亚部队当兵的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颓败的罗马尼亚军队，士兵们同样热衷于这种擦鞋方式。没有子弹可供训练，子弹太贵了。擦鞋没有鞋油，但有口水。训练射击的时间越少，练习擦鞋的时间就越多。一个中提琴手朋友奉命为他的上级擦了三天鞋，直擦到嗓子吐干，手上起满了泡，之后的几个星期都拉不了琴。
最近，我读到些有关士兵和口水的另外的故事，是彼得纳达斯（peternadas）描写的1968年匈牙利部队和华沙公约国武装入侵捷克的情景。布拉格春天被镇压“匈牙利军车在前往布拉格途中，挡风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失灵了。匈牙利士兵在挡风玻璃后面颤抖着、哭泣着？”这里，口水成为平民对抗军队的一种武器。
在村里，如果孩子长得和父母特别相像，大家会习惯说：这孩子像是从父亲（或母亲）脸上吐出来的一样。我出生的小地方，和口水一定有一种奇怪的天然关系，原本贬义的词在我们这里成了中性的甚至是褒义的。不过，我们在形容一个人时也会这么说：他简直坏得像唾沫：一句最简短却是最恶毒的骂人话。吐口水和说话大有关系。纳达斯的例子说明，在词语不足以表达对他人的蔑视时，口水是更加有力的武器。朝某人吐口水比骂人更厉害，那是一种激烈的身体冲突。罗马尼亚语和大多数其他拉丁语种一样，听上去灵巧而柔软。一个词可以在韵律中轻快地飞进另一个词，任何一种情况都有适合它的韵律、格言和固定用法。流畅的话语在跌宕起伏和起承转合中穿过每一个日子。与听笑话一样，我们总要多听一遍才知道自己能否接受。“吉卜赛人从远处看是人”还有，当春天来临，白昼一天天长起来时，他们说“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出一只鸡脚来”反之，到了秋天，就是“白昼一天比一天短了一只鸡脚”语言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它在耳朵无花果（德语：耳光）和天鹅绒爪子（德语：柔软的小爪子）之间荡来荡去。
德国南部的一个熟人曾向我提起他的一段童年往事。战后，小孩子们在除夕夜流行玩一种长捻儿爆竹，叫犹太屁（judenfuerze），但他一直听成是柔道屁（judofuerze），他以为这种爆竹和柔道运动有什么关系。十七岁之前他一直都这么认为。每次在商店购买或者央求大人时都叫它柔道屁，父母和卖炮的人从来也没有纠正过他。等了解了它真实名字的时候，他为自己在每个除夕夜燃放的爆竹感到羞耻。这时，父亲已经过世，母亲还在，但他一直无法启齿去质问她，为什么在经历了奥斯维辛之后，她还能随随便便叫出这种反犹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张不开口，他只是耸耸肩。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聆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是美的也许是丑的，或好或坏。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
，柏林所有的公交站都张贴着一张女人脖子的海报，脖子上有两个枪洞，下面的洞上淌着一滴血。这是互联网公司的广告。另外一张海报上，一只高跟鞋踩在一只男人的手上。这让我不得不说两句了。踩在一只手上的鞋有什么美可言？这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因此构成最粗暴的伤害和毫无道理的侵犯，是玩弄折磨与死亡的荒唐游戏。在我看来，这样的广告只会贬低自己的产品。我绝不会去买讲述着践踏一只手的故事的优雅的鞋。被践踏的手无法与鞋再分开，甚至比鞋还大，不断折磨着我的记忆。鞋的颜色和接缝都已模糊，只有被踩的手十分清晰。我不必再看一眼广告牌，就能清晰地看到男人的手被踏的样子。记忆的选择并不奇怪，它非此不可：在残酷面前美不再坚持，而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变得猥亵。正如外表漂亮者羞辱他人，美丽的风景之上遍布着人类的痛苦，也正如柏油路上的蜥蜴头皮鞋，即便美丽的鞋啪嗒啪嗒让我忍不住回头。这则鞋的广告总让我想起过去，在独裁统治下，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如何被折磨，被践踏。在我的想象中，广告上这只优雅的蜥蜴头皮鞋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永远不想去拥有它，也绝不会接受别人的馈赠。我不能保证这只鞋，在我不经意间，不再重复它践踏一只手的习惯。
构思该广告的人，一定不了解暴力会使人疼痛、会致人伤残。载满这样故事的一只鞋，不会使美更精致，而是借暴力对美的一种瓦解。广告原本应提升产品的声誉，但这则广告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在等公交车，推着婴儿车经过，或提着购物袋走过时，广告牌静止的样子成了眼睛每天不变的节目，盘踞在脑中挥之不去。人们心目中致使他人痛苦的底线一天天降低，国民对暴力的认知标准也随之降低。广告牌执著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禁要问鞋厂和广告商：你们能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你们要走向哪里？你们的蜥蜴头皮鞋的终点又在哪里？
我每天都暗下决心不去理会这则广告，却总是忍不住要去看它，它颇具反讽意味地在我身上作用着。我如此喜欢的蜥蜴头皮鞋，被这则广告名誉扫地，商家大概也不再指望我成为他们的客户了。我担心广告商并不是一无所知，而只是太现实：反正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坏的一面，他们不会反感，还有可能成为客户。至于少数几个较真儿的，放弃了也不可惜。
父亲出门前，我常看他往鞋上吐唾沫，然后用抹布蘸着唾沫把鞋擦干净。被口水吐过的鞋锃光瓦亮。人们习惯在蚊子叮咬过的地方，刺扎过的地方，在烧伤和被擦破的胳膊和膝盖上吐唾沫，用唾沫擦袜子和大衣上的污点，和粘在皮肤上的脏东西。我小时候常想，口水真是万能的好东西，而且沾在皮肤上夏凉冬热。后来，读到有关党卫队和国防军（1935—1945）的描写，提到他们纪律如何严明，靴子必须保持光亮时，我想，父亲往鞋上吐口水的习惯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正是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最能让人看出他身体里的那个党卫军士兵。我的几个大学前在罗马尼亚部队当兵的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颓败的罗马尼亚军队，士兵们同样热衷于这种擦鞋方式。没有子弹可供训练，子弹太贵了。擦鞋没有鞋油，但有口水。训练射击的时间越少，练习擦鞋的时间就越多。一个中提琴手朋友奉命为他的上级擦了三天鞋，直擦到嗓子吐干，手上起满了泡，之后的几个星期都拉不了琴。
最近，我读到些有关士兵和口水的另外的故事，是彼得纳达斯（peternadas）描写的1968年匈牙利部队和华沙公约国武装入侵捷克的情景。布拉格春天被镇压“匈牙利军车在前往布拉格途中，挡风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失灵了。匈牙利士兵在挡风玻璃后面颤抖着、哭泣着？”这里，口水成为平民对抗军队的一种武器。
在村里，如果孩子长得和父母特别相像，大家会习惯说：这孩子像是从父亲（或母亲）脸上吐出来的一样。我出生的小地方，和口水一定有一种奇怪的天然关系，原本贬义的词在我们这里成了中性的甚至是褒义的。不过，我们在形容一个人时也会这么说：他简直坏得像唾沫：一句最简短却是最恶毒的骂人话。吐口水和说话大有关系。纳达斯的例子说明，在词语不足以表达对他人的蔑视时，口水是更加有力的武器。朝某人吐口水比骂人更厉害，那是一种激烈的身体冲突。罗马尼亚语和大多数其他拉丁语种一样，听上去灵巧而柔软。一个词可以在韵律中轻快地飞进另一个词，任何一种情况都有适合它的韵律、格言和固定用法。流畅的话语在跌宕起伏和起承转合中穿过每一个日子。与听笑话一样，我们总要多听一遍才知道自己能否接受。“吉卜赛人从远处看是人”还有，当春天来临，白昼一天天长起来时，他们说“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出一只鸡脚来”反之，到了秋天，就是“白昼一天比一天短了一只鸡脚”语言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它在耳朵无花果（德语：耳光）和天鹅绒爪子（德语：柔软的小爪子）之间荡来荡去。
德国南部的一个熟人曾向我提起他的一段童年往事。战后，小孩子们在除夕夜流行玩一种长捻儿爆竹，叫犹太屁（judenfuerze），但他一直听成是柔道屁（judofuerze），他以为这种爆竹和柔道运动有什么关系。十七岁之前他一直都这么认为。每次在商店购买或者央求大人时都叫它柔道屁，父母和卖炮的人从来也没有纠正过他。等了解了它真实名字的时候，他为自己在每个除夕夜燃放的爆竹感到羞耻。这时，父亲已经过世，母亲还在，但他一直无法启齿去质问她，为什么在经历了奥斯维辛之后，她还能随随便便叫出这种反犹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张不开口，他只是耸耸肩。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聆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是美的也许是丑的，或好或坏。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