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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四月,我和华南应邀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南三区图书储运培训班的学习。那年我32岁,刚好由路线调研员的岗位调任公司的质量管理科长;工作十分繁忙。参加这样的学习,本身就是荣誉,机会更是难得。就说华南把,当了十几年的打包工人,做梦都没想过会有外出的可能,如今成了主管,就赶上了这样的好事;看着别人羡慕的眼光,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幻想;老早就开始进行准备。可我却高兴不起来:一年有半年在外调研的工作,已使我对出差失去了兴趣。我舍不得手头的工作。况且,一想起此去需要一个月的功夫,心里就更加的不是滋味;尽管我没有去过重庆。
映像之中,重庆是个山城,有个万恶的“渣滓洞”还有就是这些年听到的有关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美好传闻;其它的,我是一点说不上来。
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记不清华南跟我讲了多少的话,他兴奋的叫我感到惊异。华南长我几岁,瘦高的个,相貌英俊;据说还当过军人。在单位,我知道他包装活干的漂亮、喜欢跳舞、是个女人“迷”还知道他喜爱追着领导聊天,嘴巴像个喷泉,唇边冒着白色的泡沫。我唯一的感觉:这人是个好人,但与他谈话一定要有警惕。
到达九龙坡的时候,已快接近傍晚,漫天灰蒙蒙的。重庆发行所的周勇正焦急地在那里等候,小伙子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新华书店储运培训班”就跟我在北京火车站张望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书店同仁一模一样。见到我们在招手,周勇赶忙让同来的人接过我们的行李,热情地招呼我们上车。我也好像见到了久别的朋友,一点没有客气。我问他学员是不是已经到的差不多了?他说是的,只有山东和吉林的还未到达,说一会还要回来接山东的学员。举办这种大范围的活动最辛苦的要算会务,我想。
也不知车子拐了几道弯,爬了几个坡,走了多少的里程,就驶进了路北的一个位于半山的大院子。立在门口的牌子告诉我:这就是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了。
真像来过这里的同事说过的那样,这是个依山而建,花草环绕的优美处所。进门一条大道直奔北面的山顶,路的西面是一座座错落有致色彩鲜艳的洋楼,从山底排列到了山顶,被蜿蜒曲折的石梯贯通在一起;每楼的前面是大片的花园,紧连着前楼的楼顶;楼群的中央是一个刚刚建起的青砖红瓦的大楼。不用说这一定是办公和生活的区域。大道的东侧,与新建的大楼正对着的是宽阔的球场,有人正在那里投篮;球场的下面是一个宽大的厂房,像是包装发货的地方;厂房的东侧一条道路直通山顶上的一座三层的高楼,按照经验推算那里应该就是库区。
车子一直开到山顶才停下。这里果然是书库。我们的宿舍就设在书库二楼的一个用石膏板围成的房子里。这里已经住下了许多的同学,他们都是来自南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书店的佼佼者,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女宿舍就在三楼,可我却一次也没有去过,不像华南有事没事就到那里坐坐。
放下行李,周勇带着我们去签到,顺便买些饭票。签到处就在新盖的大楼里。周勇介绍说大楼的地下就是舞厅,晚上可以娱乐。华南的双眼立马放出光来。接待室里我们见到了四川省新华书店的周总;和重庆发行所的副经理王科俊,他承担着这次培训班的管理任务。令我惊喜的是:湖南省新华书店储运科长文慧安也在这里,我在长沙见过他两次。这位瘦高的长着硕大的扇风耳的老者,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图书储运事业,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着这个行业的理论和实践。寒暄之后,我方知道他是应邀前来给我们这些学员讲课。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吃过晚饭,我才开始整理床被,嘴里的麻辣味道还没有散去。与我的床位紧挨着的是上海发行所的许文治,文质彬彬的一个人,正在那里读书。和他同单位的两位副科长也不知到那里去热闹。
晚上八点钟的光影,一位操着四川口音的男子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叫张诚。我猛然想起我的上司曾经跟我提起过这人:他是重庆发行所的储运部经理,是个精明能干的家伙;对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颇有自己的主张。
“久仰,久仰,”我急忙伸过手去。
“久仰就不必了。胡科长,我们是朋友吗?”
“当然。”
“我想求您办一件事情,您是否可以帮忙?”
“没问题!”储运人的豪爽我又冒了出来。
“明天培训班开学典礼,由您代表学员发言。谢谢您的合作!”
这事来的突然,可我已经不好推诿,虽有被欺骗的感觉,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心想:“这家伙实在是猾头!”相互问候了几句,张诚说他还有事情,改日一定请我喝酒。实际上,第二天他就被领导派去出差。期间,我也再没有见到过他。
现写稿子已经来不及。况且这些年的调研工作已使我养成了发言不用稿子的习惯,只好连夜来打腹稿。这次培训班是四川省新华书店和重庆发行所联合举办,一般省、市级的主管领导都要到场祝贺。我想,首先是要感谢各级领导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难得机会,感谢他们搭建了一个结识新朋友的平台。第二,是要赞颂重庆发行所风格独具的优美环境,和她在业界的良好口碑,以及她为学员们学习和生活所做出的精心的安排。第三,自然是号召学员们努力地学习,紧密的团结,不辜负所在单位的期望,预祝培训班圆满结束。当然,这仅仅是个提纲,真正讲起话来恐怕二三十分钟也拿不下来。感觉胸有成竹,同时又觉得这纯粹是套话。可不讲这些,又说点什么呢?之后,我便一觉睡了过去。
开学典礼在新建大楼的礼堂举行。我也终于全面地见到了我同期的同学。他们精神饱满、热情洋溢;特别是那些女生,一个个光鲜亮丽,又不失书店人的文雅气质,让我感到了集体的温暖和某种从未有过的亲情。与他们相比,我这个一向不修边幅的人却显得有些重视的缺失。如我所料,会议由王科俊主持,市委宣传部长到场祝贺,省店的周总做了概括性的发言。会议的气氛严肃而又热烈。我抖着胆子,代表学员表达了我们的心情,甚至赢得了阵阵的掌声和羡慕的眼光。与我同时的,还有一位学生代表,她是广东省新华书店的谢小兰,一位美丽端庄的中年女性。尽管她早已备好讲稿,激动还是让她紧张,但她的发言是真实的,是一种由心底发出的声音!
学员三十几人,一共分成两班,民主选举班长,更是让人始料不及:我和华南分别被推举为班长。我再三推辞。王科俊说这是民意。我只好又一次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我想:都是自己的发言惹得祸。而华南呢?一定是他的“国标舞”赢得了女同学们的青睐。但愿不要应为我们是首都的学员而另眼相待。因为我知道,与兄弟省、市书店的同事相比,我们的水平差的很远。我甚至有些担心起来,生怕完成不了这样的重任。特别是华南,他说他根本没有同类活动经验。可不管咋想,为举办者分担一些操劳终归不是一件坏事。
学习并不轻松。前半段的时间上下午都有课程。由文慧安和四川省店的老经理轮流传授图书储运的操作;外聘的几位大学的教授和讲师讲述物流的原理和经济学的应用。课堂是那样的安静,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讲台,手下迅速的书写着笔记。这是我从小学到大学从未见过的纪律。工作的实践教育我知道,书店人都是这个品行:干工作争先恐后,学业务更是你追我赶!正是这新、老一代的书店人用自己的心血顽强地支撑起新中国文化的传播!正像我们的经理,一位从延安窑洞走来的老人曾自豪地高喊:“全国每六本书中就有一本是从我们的手里发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书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后半段的安排,则是每天都有的分组讨论。一个长条的桌子,围坐着十几个人。我这个班长自然也就成了讨论的主持。学员都很自觉,根本无需组织。大家讲述着各自的经验、疑难、方法和建议;共同探讨着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给书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努力!等等。气氛异常的活跃,甚至发生争论;场面却是井然有序,仿佛大师笔下的草书:放的出,收的回。王科俊也时常过来坐坐,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微笑地离开。
最难的课程?莫过于要每人交一篇论文。这让毫无准备的学员一下子紧张起来,心里始终像压着块石头。我甚至觉得这样的培训严格的有些过头。
人群之中,难免会有问题,难免会有矛盾。上海发行所的金宝奇,一位热爱管事的副科级干部,主动过来找我,说他们班的讨论不像我们这里精彩,安静的让他痛心;他怀疑华南的组织能力,问我华南跟他是否同样的职务?一派不服气的样子。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于经验,我劝他不要介意,协助协助华南,一切无事才好。他不情愿地走开。说真的,当初我就主张这个班长由他来做最好,按照当时文化部的规定,新华书店南三区的图书储运是由上海发行所负责管理,他们与各店的关系似乎比我们更加的亲密。可万事不可皆随人愿,正像人们不能判断股票的涨跌一样。
一日,吉林的老宋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我的面前,他说他不想再学下去,压力太大,无法完成论文,要我帮他联系返程的火车。我吃了一惊。同来的小于急忙把我拉到一边,说老宋是省店干活不要命的汉子;这次领导派他过来,一是要他长长见识,二有要他修养的意思。听后,我劝告老宋不可冒然回去,这样无法向单位交代,也辜负了领导的一片好心。关于论文,我一口答应帮他整理,甚至可以代笔。见他还在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没事,我跟你们领导是朋友,一切包在我身上!”他终于把心放在了怀里。
安徽的李晓玲则是另外的一种遭遇。这位来自巢湖基层点书店的漂亮大姐热情的有些过头,是学员当中最活跃的分子;穿着亮丽的旗袍,... -->>
一九九一年四月,我和华南应邀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南三区图书储运培训班的学习。那年我32岁,刚好由路线调研员的岗位调任公司的质量管理科长;工作十分繁忙。参加这样的学习,本身就是荣誉,机会更是难得。就说华南把,当了十几年的打包工人,做梦都没想过会有外出的可能,如今成了主管,就赶上了这样的好事;看着别人羡慕的眼光,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幻想;老早就开始进行准备。可我却高兴不起来:一年有半年在外调研的工作,已使我对出差失去了兴趣。我舍不得手头的工作。况且,一想起此去需要一个月的功夫,心里就更加的不是滋味;尽管我没有去过重庆。
映像之中,重庆是个山城,有个万恶的“渣滓洞”还有就是这些年听到的有关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美好传闻;其它的,我是一点说不上来。
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记不清华南跟我讲了多少的话,他兴奋的叫我感到惊异。华南长我几岁,瘦高的个,相貌英俊;据说还当过军人。在单位,我知道他包装活干的漂亮、喜欢跳舞、是个女人“迷”还知道他喜爱追着领导聊天,嘴巴像个喷泉,唇边冒着白色的泡沫。我唯一的感觉:这人是个好人,但与他谈话一定要有警惕。
到达九龙坡的时候,已快接近傍晚,漫天灰蒙蒙的。重庆发行所的周勇正焦急地在那里等候,小伙子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新华书店储运培训班”就跟我在北京火车站张望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书店同仁一模一样。见到我们在招手,周勇赶忙让同来的人接过我们的行李,热情地招呼我们上车。我也好像见到了久别的朋友,一点没有客气。我问他学员是不是已经到的差不多了?他说是的,只有山东和吉林的还未到达,说一会还要回来接山东的学员。举办这种大范围的活动最辛苦的要算会务,我想。
也不知车子拐了几道弯,爬了几个坡,走了多少的里程,就驶进了路北的一个位于半山的大院子。立在门口的牌子告诉我:这就是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了。
真像来过这里的同事说过的那样,这是个依山而建,花草环绕的优美处所。进门一条大道直奔北面的山顶,路的西面是一座座错落有致色彩鲜艳的洋楼,从山底排列到了山顶,被蜿蜒曲折的石梯贯通在一起;每楼的前面是大片的花园,紧连着前楼的楼顶;楼群的中央是一个刚刚建起的青砖红瓦的大楼。不用说这一定是办公和生活的区域。大道的东侧,与新建的大楼正对着的是宽阔的球场,有人正在那里投篮;球场的下面是一个宽大的厂房,像是包装发货的地方;厂房的东侧一条道路直通山顶上的一座三层的高楼,按照经验推算那里应该就是库区。
车子一直开到山顶才停下。这里果然是书库。我们的宿舍就设在书库二楼的一个用石膏板围成的房子里。这里已经住下了许多的同学,他们都是来自南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书店的佼佼者,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女宿舍就在三楼,可我却一次也没有去过,不像华南有事没事就到那里坐坐。
放下行李,周勇带着我们去签到,顺便买些饭票。签到处就在新盖的大楼里。周勇介绍说大楼的地下就是舞厅,晚上可以娱乐。华南的双眼立马放出光来。接待室里我们见到了四川省新华书店的周总;和重庆发行所的副经理王科俊,他承担着这次培训班的管理任务。令我惊喜的是:湖南省新华书店储运科长文慧安也在这里,我在长沙见过他两次。这位瘦高的长着硕大的扇风耳的老者,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图书储运事业,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着这个行业的理论和实践。寒暄之后,我方知道他是应邀前来给我们这些学员讲课。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吃过晚饭,我才开始整理床被,嘴里的麻辣味道还没有散去。与我的床位紧挨着的是上海发行所的许文治,文质彬彬的一个人,正在那里读书。和他同单位的两位副科长也不知到那里去热闹。
晚上八点钟的光影,一位操着四川口音的男子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叫张诚。我猛然想起我的上司曾经跟我提起过这人:他是重庆发行所的储运部经理,是个精明能干的家伙;对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颇有自己的主张。
“久仰,久仰,”我急忙伸过手去。
“久仰就不必了。胡科长,我们是朋友吗?”
“当然。”
“我想求您办一件事情,您是否可以帮忙?”
“没问题!”储运人的豪爽我又冒了出来。
“明天培训班开学典礼,由您代表学员发言。谢谢您的合作!”
这事来的突然,可我已经不好推诿,虽有被欺骗的感觉,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心想:“这家伙实在是猾头!”相互问候了几句,张诚说他还有事情,改日一定请我喝酒。实际上,第二天他就被领导派去出差。期间,我也再没有见到过他。
现写稿子已经来不及。况且这些年的调研工作已使我养成了发言不用稿子的习惯,只好连夜来打腹稿。这次培训班是四川省新华书店和重庆发行所联合举办,一般省、市级的主管领导都要到场祝贺。我想,首先是要感谢各级领导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难得机会,感谢他们搭建了一个结识新朋友的平台。第二,是要赞颂重庆发行所风格独具的优美环境,和她在业界的良好口碑,以及她为学员们学习和生活所做出的精心的安排。第三,自然是号召学员们努力地学习,紧密的团结,不辜负所在单位的期望,预祝培训班圆满结束。当然,这仅仅是个提纲,真正讲起话来恐怕二三十分钟也拿不下来。感觉胸有成竹,同时又觉得这纯粹是套话。可不讲这些,又说点什么呢?之后,我便一觉睡了过去。
开学典礼在新建大楼的礼堂举行。我也终于全面地见到了我同期的同学。他们精神饱满、热情洋溢;特别是那些女生,一个个光鲜亮丽,又不失书店人的文雅气质,让我感到了集体的温暖和某种从未有过的亲情。与他们相比,我这个一向不修边幅的人却显得有些重视的缺失。如我所料,会议由王科俊主持,市委宣传部长到场祝贺,省店的周总做了概括性的发言。会议的气氛严肃而又热烈。我抖着胆子,代表学员表达了我们的心情,甚至赢得了阵阵的掌声和羡慕的眼光。与我同时的,还有一位学生代表,她是广东省新华书店的谢小兰,一位美丽端庄的中年女性。尽管她早已备好讲稿,激动还是让她紧张,但她的发言是真实的,是一种由心底发出的声音!
学员三十几人,一共分成两班,民主选举班长,更是让人始料不及:我和华南分别被推举为班长。我再三推辞。王科俊说这是民意。我只好又一次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我想:都是自己的发言惹得祸。而华南呢?一定是他的“国标舞”赢得了女同学们的青睐。但愿不要应为我们是首都的学员而另眼相待。因为我知道,与兄弟省、市书店的同事相比,我们的水平差的很远。我甚至有些担心起来,生怕完成不了这样的重任。特别是华南,他说他根本没有同类活动经验。可不管咋想,为举办者分担一些操劳终归不是一件坏事。
学习并不轻松。前半段的时间上下午都有课程。由文慧安和四川省店的老经理轮流传授图书储运的操作;外聘的几位大学的教授和讲师讲述物流的原理和经济学的应用。课堂是那样的安静,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讲台,手下迅速的书写着笔记。这是我从小学到大学从未见过的纪律。工作的实践教育我知道,书店人都是这个品行:干工作争先恐后,学业务更是你追我赶!正是这新、老一代的书店人用自己的心血顽强地支撑起新中国文化的传播!正像我们的经理,一位从延安窑洞走来的老人曾自豪地高喊:“全国每六本书中就有一本是从我们的手里发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书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后半段的安排,则是每天都有的分组讨论。一个长条的桌子,围坐着十几个人。我这个班长自然也就成了讨论的主持。学员都很自觉,根本无需组织。大家讲述着各自的经验、疑难、方法和建议;共同探讨着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给书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努力!等等。气氛异常的活跃,甚至发生争论;场面却是井然有序,仿佛大师笔下的草书:放的出,收的回。王科俊也时常过来坐坐,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微笑地离开。
最难的课程?莫过于要每人交一篇论文。这让毫无准备的学员一下子紧张起来,心里始终像压着块石头。我甚至觉得这样的培训严格的有些过头。
人群之中,难免会有问题,难免会有矛盾。上海发行所的金宝奇,一位热爱管事的副科级干部,主动过来找我,说他们班的讨论不像我们这里精彩,安静的让他痛心;他怀疑华南的组织能力,问我华南跟他是否同样的职务?一派不服气的样子。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于经验,我劝他不要介意,协助协助华南,一切无事才好。他不情愿地走开。说真的,当初我就主张这个班长由他来做最好,按照当时文化部的规定,新华书店南三区的图书储运是由上海发行所负责管理,他们与各店的关系似乎比我们更加的亲密。可万事不可皆随人愿,正像人们不能判断股票的涨跌一样。
一日,吉林的老宋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我的面前,他说他不想再学下去,压力太大,无法完成论文,要我帮他联系返程的火车。我吃了一惊。同来的小于急忙把我拉到一边,说老宋是省店干活不要命的汉子;这次领导派他过来,一是要他长长见识,二有要他修养的意思。听后,我劝告老宋不可冒然回去,这样无法向单位交代,也辜负了领导的一片好心。关于论文,我一口答应帮他整理,甚至可以代笔。见他还在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没事,我跟你们领导是朋友,一切包在我身上!”他终于把心放在了怀里。
安徽的李晓玲则是另外的一种遭遇。这位来自巢湖基层点书店的漂亮大姐热情的有些过头,是学员当中最活跃的分子;穿着亮丽的旗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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