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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1月7日是母亲离开我十周年的祭日。她的去世，留给我一个终身都无法弥补的遗憾，那就是在她病危的时候，我当儿子的无能竭尽全力挽留她和我多相守一天。我在这个十年间，这份遗憾深深地使我思念母亲，她在世时的事情历历在目，在此时此刻，我就用对母亲的回忆，来作为我对她的怀念和深爱，当成花环奉献在她的坟前，以弥补一点点无能的遗憾吧！
我的母亲出生在1931年的宜宾，一个家庭小手业家庭，外婆是个家庭妇女靠帮人做鞋底，袜底，外公靠教点私塾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母亲占老大，对贫苦人家的孩子来说，正如常言道：“出林笋子先遭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除了帮外婆做手工活外，还和二舅一起走路去赵场买些东西到宜宾来卖，赚点小钱帮助家庭。大概是她19岁，由父母包办了一个婚姻，嫁给了那个姓赵的男人，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年，生了一儿一女。后来解放了，不知道为什么，听母亲说他打了解放军，就被捕了，母亲在家庭的压力下也就和他离婚了，大女儿改名跟母亲姓，儿子判给了那个男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飞机经常空袭宜宾，母亲一家都逃到了外婆的老家—赵场。那时我的三舅得了眼疥，双眼睛看不见，母亲背着他跑警报。母亲听别人说，用白牛的虱子血来滴眼睛可以治好，母亲就到乡下去找，帮三舅滴眼睛，直到滴好。后来，外公调到了温江公路养路段工作，一家人就迁往成都的新津县定居，母亲和三舅留在了宜宾。我的那个大姐也跟了婆婆去了新津，由外婆外公抚养。三舅那时年轻不懂事，喜欢去赌，有一次他把家里的两个桢楠木的大衣柜都输了。母亲知道后，又用钱去把柜子买回来，因为它们是外公的传家宝。多年后，三舅又需要用那柜子，母亲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一个。
后来，母亲跟着外公去屏山修公路，又在修宜塘公路期间认识了我的父亲，由外公同意下母亲和我的父亲结了婚，1958年有了我，母亲修路结束后，由于一直在军分区幼儿园工作，我还好，没有在1960年中国的大饥荒中饿死。1966年家里又有了我的妹妹。母亲为了这个家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因为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少回家，有时一年过年回来一次，感觉他不太顾家。有一年的夏天，父亲带回家一个阿姨，说是来治病的，住在我们家十好几天。后来，母亲在一次和父亲的争吵中，我才隐隐地意识到，那个阿姨是我父亲在外面的相好。对此单位的调查组到了我们家，他们讯问母亲，父亲是否有那样的生活作风问题？母亲誓口否认，保护了父亲。因为那个年代有这样的问题轻则开除工作，重则判刑。妹妹两岁了，由于母亲要上班，我那时上小学，没有人带妹妹，所以父亲就把妹妹带去跟他一起。母亲为了我能读上那时的宜宾重点小学，她几次去找了军分区的领导开介绍信，才上了那所小学。母亲起先在宜宾军分区的幼儿园当浆洗工，兼做一些厨房的杂活，因为工作上的事，由于她的正直和要强和那个园长产生了点矛盾。后来，那位领导就公报私仇，安排母亲去了建筑工地做小工。那正是宜宾“文革”的派性武斗最激烈的时期，母亲每天仍然坚持去翠屏山后山的工地上班，邻居们都劝她不要冒险去上班，她就是不听。早晨，她从沿水溪一路到工地，到处都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尸体，好恐怖啊！母亲仍然勇敢地穿过这些腐臭气，走向工地坚持上班。有一天，妈妈被工地上的五个叔叔用担架抬回家来，我看见妈妈的头上回还有些血迹，我知道母亲在工地受伤了。我只是呆呆地看着不知道怎么办，只觉得好悲伤，想哭又不能哭。后来她身体恢复了健康，又在军分区的木工场当炊事员，干了大概两年，工程结束了，所有人员都下了，母亲也就失业了。父亲就叫母亲把我们一家都迁到他那里去，母亲坚持不迁，她想那样对儿女今后读书有利，只是去了父亲那里做些小工，维持家庭的生活。
大概是1971年吧，在新津的外婆一家准备迁回宜宾定居。当时我的幺舅，小姨都没有工作，他们先期来到了宜宾，就住在我们家。母亲那时的工资也很少，父亲每月寄十五元钱回家来，母亲没有任何怨言，把她的弟妹安顿好，还给幺舅买烟抽。小姨说要买自行车，母亲又垫钱，找关系给她买好，送到温江去。外婆外公要坐藤椅，母亲也从宜宾买好，送到新津，过时过节，也没有忘记给外婆外公寄一十、二十元钱，表示她自己的孝心。母亲对她的婆婆也是够孝道的了，我记得那是“生活关”困难时期，母亲在军分区得了一张在“岷江餐厅”的进餐券，她就让奶奶去吃，奶奶要我一起去，母亲说“小孩子有吃在后头。”就把我拉走了。奶奶住在乡下，父亲因为工作很少去看望奶奶，母亲就常常给奶奶送肉送油去，关心奶奶的生活，奶奶有时采点草药来城里卖，母亲就留她在家吃顿饭。奶奶在农村，因为没有劳动力，年终就要补生产队的钱，才能分一年的口粮，母亲又去帮奶奶补上。大概是在1968年奶奶死了，农村的亲戚来告诉我母亲，父亲还是没有回去看奶奶最后一眼。母亲个人到了农村把奶奶安埋好，没有让父亲担心，也没有听母亲为此埋怨过父亲。虽然母亲尽了自己的力量表示自己那份对家人的爱心，但是，由于在家里只有母亲没有读书，文化水平最低，他们还是在心底里瞧不起母亲。我记得，有一年过年二舅来看母亲，二舅打发了我两元钱，后来，二姆好几年了都还在说母亲没有教育好我，随便要别人的钱，让母亲很生气。所以母亲教育我们“人穷，志不能短。”“别人的就是别人的，再好也是别人的。”“要有自己有，说话才硬揍。”我们家一直都很穷，没有多少宽余的钱，母亲常教育我们，用钱要：“量入为出，计划开支，约有节余。”“平时省来急时用。”“三穷三富不到老。”“今当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这些对于我今后管理家庭经济都有很大的帮助，为我战胜生活中的困难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我们住在一个老四合院里，一共有五家人，厨房和堆柴火都是共用的，因此有时我家的东西被别人拿了些去，母亲也不太计较。她说：“与人相处要吃得亏，才打得堆，斤斤计较是搞不好邻居关系的。”而且对邻居有困难时母亲总是尽量帮助他们，也不求什么回报。但是如果邻居帮助过母亲，她常常在记在心里，对我们说：“知恩要图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有时我们借了邻居的东西，母亲要求我们要记住还，她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而对别人借了我家的东西，母亲也不问，别人忘了就算了，如果下次那人来给母亲借东西，母亲还是尽量帮助，也不提以前的事。母亲常常说：“远亲当不如近邻，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样，虽然我母亲的个性很强，也没有和邻居发生什么大矛盾，更没有和院里的人吵过架。我们那院子里的几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样，都无偿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大家都像亲人一样互相称呼，过得很和睦又快乐，关系也很融洽。那种不是亲人的亲情真让人永远怀念。
1972年了，宜宾市藤器社（现在的塑料二厂）找一个炊事员，由居民委员会的丁主任介绍，母亲才有了固定的正式工作，结束了临时工的身份，母亲才安心下来。把妹妹也从父... -->>
今年的1月7日是母亲离开我十周年的祭日。她的去世，留给我一个终身都无法弥补的遗憾，那就是在她病危的时候，我当儿子的无能竭尽全力挽留她和我多相守一天。我在这个十年间，这份遗憾深深地使我思念母亲，她在世时的事情历历在目，在此时此刻，我就用对母亲的回忆，来作为我对她的怀念和深爱，当成花环奉献在她的坟前，以弥补一点点无能的遗憾吧！
我的母亲出生在1931年的宜宾，一个家庭小手业家庭，外婆是个家庭妇女靠帮人做鞋底，袜底，外公靠教点私塾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母亲占老大，对贫苦人家的孩子来说，正如常言道：“出林笋子先遭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除了帮外婆做手工活外，还和二舅一起走路去赵场买些东西到宜宾来卖，赚点小钱帮助家庭。大概是她19岁，由父母包办了一个婚姻，嫁给了那个姓赵的男人，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年，生了一儿一女。后来解放了，不知道为什么，听母亲说他打了解放军，就被捕了，母亲在家庭的压力下也就和他离婚了，大女儿改名跟母亲姓，儿子判给了那个男人。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飞机经常空袭宜宾，母亲一家都逃到了外婆的老家—赵场。那时我的三舅得了眼疥，双眼睛看不见，母亲背着他跑警报。母亲听别人说，用白牛的虱子血来滴眼睛可以治好，母亲就到乡下去找，帮三舅滴眼睛，直到滴好。后来，外公调到了温江公路养路段工作，一家人就迁往成都的新津县定居，母亲和三舅留在了宜宾。我的那个大姐也跟了婆婆去了新津，由外婆外公抚养。三舅那时年轻不懂事，喜欢去赌，有一次他把家里的两个桢楠木的大衣柜都输了。母亲知道后，又用钱去把柜子买回来，因为它们是外公的传家宝。多年后，三舅又需要用那柜子，母亲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一个。
后来，母亲跟着外公去屏山修公路，又在修宜塘公路期间认识了我的父亲，由外公同意下母亲和我的父亲结了婚，1958年有了我，母亲修路结束后，由于一直在军分区幼儿园工作，我还好，没有在1960年中国的大饥荒中饿死。1966年家里又有了我的妹妹。母亲为了这个家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因为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少回家，有时一年过年回来一次，感觉他不太顾家。有一年的夏天，父亲带回家一个阿姨，说是来治病的，住在我们家十好几天。后来，母亲在一次和父亲的争吵中，我才隐隐地意识到，那个阿姨是我父亲在外面的相好。对此单位的调查组到了我们家，他们讯问母亲，父亲是否有那样的生活作风问题？母亲誓口否认，保护了父亲。因为那个年代有这样的问题轻则开除工作，重则判刑。妹妹两岁了，由于母亲要上班，我那时上小学，没有人带妹妹，所以父亲就把妹妹带去跟他一起。母亲为了我能读上那时的宜宾重点小学，她几次去找了军分区的领导开介绍信，才上了那所小学。母亲起先在宜宾军分区的幼儿园当浆洗工，兼做一些厨房的杂活，因为工作上的事，由于她的正直和要强和那个园长产生了点矛盾。后来，那位领导就公报私仇，安排母亲去了建筑工地做小工。那正是宜宾“文革”的派性武斗最激烈的时期，母亲每天仍然坚持去翠屏山后山的工地上班，邻居们都劝她不要冒险去上班，她就是不听。早晨，她从沿水溪一路到工地，到处都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尸体，好恐怖啊！母亲仍然勇敢地穿过这些腐臭气，走向工地坚持上班。有一天，妈妈被工地上的五个叔叔用担架抬回家来，我看见妈妈的头上回还有些血迹，我知道母亲在工地受伤了。我只是呆呆地看着不知道怎么办，只觉得好悲伤，想哭又不能哭。后来她身体恢复了健康，又在军分区的木工场当炊事员，干了大概两年，工程结束了，所有人员都下了，母亲也就失业了。父亲就叫母亲把我们一家都迁到他那里去，母亲坚持不迁，她想那样对儿女今后读书有利，只是去了父亲那里做些小工，维持家庭的生活。
大概是1971年吧，在新津的外婆一家准备迁回宜宾定居。当时我的幺舅，小姨都没有工作，他们先期来到了宜宾，就住在我们家。母亲那时的工资也很少，父亲每月寄十五元钱回家来，母亲没有任何怨言，把她的弟妹安顿好，还给幺舅买烟抽。小姨说要买自行车，母亲又垫钱，找关系给她买好，送到温江去。外婆外公要坐藤椅，母亲也从宜宾买好，送到新津，过时过节，也没有忘记给外婆外公寄一十、二十元钱，表示她自己的孝心。母亲对她的婆婆也是够孝道的了，我记得那是“生活关”困难时期，母亲在军分区得了一张在“岷江餐厅”的进餐券，她就让奶奶去吃，奶奶要我一起去，母亲说“小孩子有吃在后头。”就把我拉走了。奶奶住在乡下，父亲因为工作很少去看望奶奶，母亲就常常给奶奶送肉送油去，关心奶奶的生活，奶奶有时采点草药来城里卖，母亲就留她在家吃顿饭。奶奶在农村，因为没有劳动力，年终就要补生产队的钱，才能分一年的口粮，母亲又去帮奶奶补上。大概是在1968年奶奶死了，农村的亲戚来告诉我母亲，父亲还是没有回去看奶奶最后一眼。母亲个人到了农村把奶奶安埋好，没有让父亲担心，也没有听母亲为此埋怨过父亲。虽然母亲尽了自己的力量表示自己那份对家人的爱心，但是，由于在家里只有母亲没有读书，文化水平最低，他们还是在心底里瞧不起母亲。我记得，有一年过年二舅来看母亲，二舅打发了我两元钱，后来，二姆好几年了都还在说母亲没有教育好我，随便要别人的钱，让母亲很生气。所以母亲教育我们“人穷，志不能短。”“别人的就是别人的，再好也是别人的。”“要有自己有，说话才硬揍。”我们家一直都很穷，没有多少宽余的钱，母亲常教育我们，用钱要：“量入为出，计划开支，约有节余。”“平时省来急时用。”“三穷三富不到老。”“今当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这些对于我今后管理家庭经济都有很大的帮助，为我战胜生活中的困难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我们住在一个老四合院里，一共有五家人，厨房和堆柴火都是共用的，因此有时我家的东西被别人拿了些去，母亲也不太计较。她说：“与人相处要吃得亏，才打得堆，斤斤计较是搞不好邻居关系的。”而且对邻居有困难时母亲总是尽量帮助他们，也不求什么回报。但是如果邻居帮助过母亲，她常常在记在心里，对我们说：“知恩要图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有时我们借了邻居的东西，母亲要求我们要记住还，她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而对别人借了我家的东西，母亲也不问，别人忘了就算了，如果下次那人来给母亲借东西，母亲还是尽量帮助，也不提以前的事。母亲常常说：“远亲当不如近邻，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样，虽然我母亲的个性很强，也没有和邻居发生什么大矛盾，更没有和院里的人吵过架。我们那院子里的几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样，都无偿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大家都像亲人一样互相称呼，过得很和睦又快乐，关系也很融洽。那种不是亲人的亲情真让人永远怀念。
1972年了，宜宾市藤器社（现在的塑料二厂）找一个炊事员，由居民委员会的丁主任介绍，母亲才有了固定的正式工作，结束了临时工的身份，母亲才安心下来。把妹妹也从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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