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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兵连对于新兵来说，也只仅仅是对部队生活的一个适应过程，是走上军人的第一步。刚来咋到总认为艰苦，难以坚持，大家盼望着早日结束新兵生活，到老连队去。日子像是凝固了一样，三个月的时间显得那么漫长，那么遥远，在期待中终于盼到了新兵生活结束。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柳树刚刚吐芽，那叶子象春茶，既细又尖，只等待采茶姑娘的纤纤细手来采摘；低飞的小燕子时而俯冲时而攀升，时而叼一口细泥飞到屋里筑巢；阳光照到身上暖融融的，我们背着背包，带着所有的生活用具，列队在村子里的一个打谷场上，等待分配到老兵连队。
叫到名字的第一批有十几个人，他们有的去了师里的后勤部门，有的去了团里后勤上，一个个兴高采烈的随着带兵的头儿走了。接下来是大批到步兵连的，一下子走了几十个，剩下我们最后的十几个人被分配到团直属连队，我被分配到了八二无后坐力炮连，带我们走的是个姓孟的排长，个子估计不到一米六五，黑脸膛，小瘦脸，细细的小长眼睛倒是挺精神的，好像能看到你的心里。在我的心目中，军官应该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一表人才，看到这样一个军官，感觉挺不舒服，不免产生一种鄙视的心里。然而，一句话改变了我对他的映像“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将来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出发”简单的几句话说的大伙儿心里暖融融的，一下子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高大了许多。
孟排长带领我们一行四人边走边聊，十几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连队驻地“朝阳村”该村离县城只有二里远，是一个大村子，有三千多人，据指导员介绍，村里情况复杂，解放前阎锡山部队师长以上的将领就有四人，团级以下军官好几十人，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在少数，还经常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曾经有人袭击我们武器库站岗哨兵，往战士们吃的水里投毒，还有一些坏女人想方设法勾引我们战士，是一个水很深的大染缸，要求每位战士必须提高革命的警惕，防止上当，防止被坏人拉下水。
我被分配在二排四班，排长是68年的老兵，河北人，个子和孟排长差不多，也是不到1。68米，眼睛挺大的，和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他单独一人一张床，我们班六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我们班分来新兵三个人，和我一个县来的一人，四川遂宁一人。我们刚到的第二天，部队就举行了隆重的欢送老兵退役仪式，全连集中在一起，连里所有领导都到了，第一次看到了连长的英姿，黑黑的脸膛，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满脸老腮胡子，地道的河南腔调，讲话大嗓门，使我一下子想起了电影里的匪兵连长，腰挎手枪，敞着怀，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个大烟锅，不知为什么，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当然是一闪而过。副连长也是河南人，长的有点象“沙家浜”里的刁德一，阴险、毒辣，还不善言谈，让人生畏；指导员也是满口的河南腔，个子不高，圆圆的大脸盘，一副弥勒佛样子，说话慢条斯理，有点老谋神算的样子。再看全连的战士们，不知道是怎样分配的，一律的小个子，象我这样1。75米的个子，像是羊群里的一头大象，真所谓鹤立鸡群，我说不上自豪，也说不上悲哀。这就是我盼望已久的部队吗？靠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吗？在新兵连给我们讲传统的时候，我们是一支英雄部队啊！抗日战争时期，驰骋在华北大平原上，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淮海战役，抗美援朝，被授予“大功团”称号。但是，眼前的情景让我有点失望，我头脑里原来对部队美好的映像一下子消失殆尽。
欢送走老兵，部队开始走上正规，除每天早操走走队列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部队搞营房建设。我们所在的部队是换防从河北邯郸调到山西的，营房地址选在距县城一公里的火车站南边，占地三百多亩，我们住的村子离施工现场很近，我们连的任务是为施工队伍当小工，负责调灰、搬砖，帮助施工队往墙上抹底灰，比起烧砖，到山上开炮炸石头的连队要轻松的多，也舒服的多。虽说到了夏天，因我们是室内劳动，免受了烈日暴晒，风吹雨淋，算是比较好的工作。
白天施工，晚上站岗是少不了的，主要是武器库和伙房，连里一再要求绝对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每次站岗一个半小时，要说时间不算太长，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站头班岗最好，不影响休息，什么事也不误，第二班最不好，刚睡下还没有睡实在就被叫醒，夏天还无所谓，冬天最难受，因此，谁也不愿站二班岗，但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军人唯有服从命令。
记得有一次我和班里的一个老兵一起站的是第三班岗，在院里溜了一会，估计老兵瞌睡虫来了想睡觉，告诉我不要乱跑，就在武器库和伙房的中间站着，他要到房顶上看看。忻州地区老百姓住的房子都是那种矮小的平房，一是保温，二是造价很低，房顶全部是平的，收秋打夏收获的粮食都要在房顶上晾晒，夏天热的时候人们就在房顶上睡觉。老兵上到房顶，在上面站了一会，就坐到房檐边上，两手抱抢，两条腿吊到下面，一会就听见“呼噜”声。可能是做梦也可能是受了惊吓，或者睡的太死，只听见“扑通”一声，老兵连枪带人从房顶上摔了下来，我一看是老兵摔倒院子中间，赶忙过去扶他，老兵这时候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头脑很清醒，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看看枪摔坏了没有”我佩服老兵爱护武器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精神，遵照老兵指示，我一看枪托的木头部分摔坏，刺刀和枪分了家。这时候老兵也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瘸一拐的走到我身边，我最怕的是老兵摔断胳膊或者腿，我帮他活动了活动，好在没有伤到骨头。老兵让我保密，谁也不让告诉，我一个新兵，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老兵的要求办。枪摔坏了怎么向连里交代？老兵说他向连长汇报。下一班接岗，连枪带子弹都要交接，接班的一看枪坏了，死活不接，无奈老兵把我叫到一边，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让我先回去报告排长。我把排长从睡梦中叫醒，按照老兵的吩咐向排长作了汇报，排长和我一起又返回武器库，先让下一班接了岗，事故第二天处理。
针对这一件事情，连里大会小会不知开了多少次，老兵最后还是如实交代了全部经过，连里给老兵一个记过处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虽没有因此事受到牵连，但在我心目中有了一道阴影，一辈子为此事懊恼。
尽管全团都在施工，可宣传部门对部队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没有放松，经常举办读书会、赛歌会、黑板报比赛。我们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参军的还很少，象我这样文化程度的人也算是凤毛麟角，很自然的连队好多宣传方面的工作都落在了我的头上，最起码减少了许多体力劳动，有时候一干就是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工作，既发挥了我的特长，又锻炼我的写作才能，尤其是黑板报，每周换一次，黑板报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字写得又漂亮，基本每次评比都在前几名，时间一长，团里宣传股的丁干事就和我混的很熟，丁干事是天津人，精干利落，尤其穿着很讲究，虽说大家穿的都是军装，但丁干事的军装既干净又整洁，裤子洗好后每次都要在枕头下边压上几天，裤缝笔直，皮鞋擦得铮亮。天津人的小嘴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能说，什么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有时候云里雾里，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是战士，只能听他胡吹乱侃，还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一天，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说让到团政治处报到，具体工作报到后安排。第一感觉是好事，一个新兵没有考虑那么多，肯定不会是提干，估计是搞宣传工作，不论干什么比在连队施工要好得多，于是我痛快的答应了，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五
人逢喜事精神爽，感觉天也蓝了，地也绿了，施工的工地虽说到处都是砖瓦、黄沙，水泥，一片一片的泥水，一堆一堆的石料，这时候在我眼里已经变的那么亲切可爱，所有的人都那么和蔼可亲，连哪两个小个子排长在我眼里变的高大起来。我从连部出来及时回到驻地，收拾东西，整理背包，冲冲的和几位老乡做了简单的告别。没有想到和我一起站岗的老兵听说我要调走，专门跑到军人服务社买了个笔记本送给我，并郑重地签下他的大名，至今我还保存着老兵送给我的笔记本，那是因为我们俩有一夜不平凡的经历。
在八二无后座力炮连待了仅仅半年时间，战友们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建立的那么深厚，我也没有作出多大贡献，但毕竟那是我从军后第一个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哪里有可敬的连队首长，有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方言的战友，和他们共同磨爬滚打了半年之久，心里总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怀。我接到的是命令，无论是刀山还是火海必须服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连队到团政治处报了到。
营房还没有建好，团部就驻扎在刚建好的家属区，院子不算太大，有十几排平房，政治处在院子的南部一排平房里，我找到政治处办公室，只见里面坐着一个年纪不大，个子不高，穿四个兜衣服干部模样的人。我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进去后，给那位干部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问我有什么事，我赶忙向前一步说接到政治处通知让我前来报到的。他翻开记录本看了看，把我领到隔壁房间一个姓刘的副主任房间，刘副主任操着一口湖南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家乡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特长、什么学校毕业，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话。然后他才告诉我，把我调到团电影组放电影，画幻灯，开会写会标，并介绍了电影组的情况，随后打电话叫来了电影组长。组长人挺清瘦，像个兵痞，军姿不整，歪戴个帽子，看上去人挺和气，好像没有睡醒一样。看见组长我立即敬礼，组长自我介绍，姓赵，68年的老兵，河北人。
组长把我领到电影组居住的另一排平房的一个房间里，那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家属房，一进门在过道里堆放着电影机箱子好几个，胶鞋、布鞋、不穿的脏衣服满地都是，床上的被子也没有叠，另一个床上还有一个人在睡觉，桌子上一层厚厚的灰尘，组长安排我住在另一个房间的一张床上。我把背包放进去，简单的铺了一下床铺，就开始打扫卫生，先把满地堆放的电影机箱子整理好，然后把桌子擦干净，用水把地洗了一遍，整个房间才焕然一新，有了一点生气，阳光也明媚了许多。这时候在床上睡觉的老兵醒了，睁眼看了看我，问我你就是新来的小白吧，我立即给老兵敬礼，回答老兵的问题。老兵姓许，满脸老腮胡子，黑黑的脸膛，不善言谈，看见他起床后，我立即给他整内务。老许说，不用整了，咱们这地方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检查过，整了也没人看。我毕竟在连队待了半年多，已经适应了那种紧张而有节奏的生活，一下子到新的环境真有点适应不了。我还是按照连队的要求把房间整理的仅仅有条，最起码感觉舒服了许多。
六
电影组只有两名战士一个干部，组长、老许和我，组长和老许是同年兵，又是老乡，他们以哥弟相称，穿衣，抽烟，甚至花钱基本不分你我，组长每月54元钱，除往家里寄去30元外，其余的我们仨打了平伙。开始我还不会抽烟，在两位老兵的带领下，没有几天我的烟瘾和他们不差上下，很快和他俩并驾齐驱，没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吞云吐雾，喝茶聊天。组长爱好书法，毛笔字在我们团里算的上首屈一指，老许写会标也堪称一绝，据说是当红卫兵写大字报练就的工夫，绘画一般，画出来的幻灯也还能看出个眉眉眼眼，估计在全团算得上凤毛麟角。我恭恭敬敬的拜他们为师，在学放映的同时，认真的学习其它方面的知识。
那时候电影很少，每周大概有一部，并且是住山西部队轮换传递影片，好点的或者新片只能在我们团里停留一天，在短时间内就的传到其它部队。影片拿回来都是没有倒过来的反片，首先要检查影片有没有划伤，有没有剪接，一般剪去三五个镜头，放映时没有人能看出来，剪的多了画面就会出现不连接，说话不连贯，影响放映效果，关键是军供站发现后，就会停供，战士们不允许，领导更不会轻饶，因此，每次影片来了必须认真的检查，一边倒片，一边把划伤的地方详细记录下来，另外，把烧伤划伤的地方剪掉，再用胶水粘接好，填写到随影片的记录本，以便把责任分清。
我记得我们经常放的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称为“老三战”哪些影片由于长时期的放映，旧的不能再旧，破的不能再破，每次从车站取回来都要反复的检查，认真的粘接。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放了不知多少次，偶尔有一个新片也是配合当时的形势而拍的，如金光大道等，有教育意义，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屈指可数。地方的影片一般都比我们晚半月或者一个月，而且是卖票观看，部队是免费的，因此盼望部队放电影就成了老百姓最大的期盼，一部朝鲜的卖花姑娘人们倾巢出动，万人空巷，老乡跑几十里专门来部队看电影，有时候我们只能给他们放专场，满足群众的需求。
记得闪闪红星影片刚到部队，礼堂还没有建好，放映场地仍然在家属区外的露天广场，而且只能在晚上放映，影片在我们部队只有一天时间，况且部队住的比较分散，全团兩三千人，一场又看不完，附近的一个通讯部队提出来他们也要和我们跑片放一场，这样晚上就得连轴转。白天，在宿舍先放了一遍，检查片子中间是否有问题，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下午五点多我们早早就把银幕挂好，把机器架好，团里安排三个营先看，加上驻地的老百姓早就盼望着看这场电影，开映前一个小时，部队还没有到现场，整个放映场就挤的水泄不通，那时候群众的文化生活太单调了，除了电影外再没有可供群众娱乐的东西，人们盼望电影也就可想而知了。
组长和老许放，我负责跑片倒片。所谓“跑片”内行人都知道，就是在一个放映场先开始演，两本片演完，另一个放映场的跑片员等着取下的两本影片，骑自行车返回，把片子倒好，等着放映。一般一部片子有十二或者十四本，每场下来需要跑五到六趟，通讯部队离我们有三公里远，一场要跑三十多公里，好在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有多累。
每年师里幻灯汇演是一件最头疼的事情。我在老许的帮助下也画过几幅，那只是打下手，他用线条勾好，我着色，或者是整理写解说词。连续参加几年都没有获过奖，因为老许的技术不怎么样，教出我这个徒弟也扯淡，为此，团政委，政治处主任批评了好多次，为了提高各团幻灯技艺，师里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团里派我参加，为我们授课的是全太安老师。全老师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专攻国画，到部队锻炼完就留在了部队。送子下乡的国画就出自他手，在全军绘画评比获得一等奖，全国各大报刊和解放军画报以及各省的杂志画报都刊登过，红极一时，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全老师现在是河北画院的院长，著名国画家，好多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全老师用语言播种，用彩笔耕耘，用汗水浇灌，用心血滋润，他循循善诱，手把手的教，一笔一划的改。在我们学素描期间，一个物体放在各种角度让我们画，从用光，色彩到成品，他一丝不苟的讲解；尤其是学人物素描，全老师亲自给我们当模特，一坐一上午，从来没有怨言；但对我们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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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连对于新兵来说，也只仅仅是对部队生活的一个适应过程，是走上军人的第一步。刚来咋到总认为艰苦，难以坚持，大家盼望着早日结束新兵生活，到老连队去。日子像是凝固了一样，三个月的时间显得那么漫长，那么遥远，在期待中终于盼到了新兵生活结束。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柳树刚刚吐芽，那叶子象春茶，既细又尖，只等待采茶姑娘的纤纤细手来采摘；低飞的小燕子时而俯冲时而攀升，时而叼一口细泥飞到屋里筑巢；阳光照到身上暖融融的，我们背着背包，带着所有的生活用具，列队在村子里的一个打谷场上，等待分配到老兵连队。
叫到名字的第一批有十几个人，他们有的去了师里的后勤部门，有的去了团里后勤上，一个个兴高采烈的随着带兵的头儿走了。接下来是大批到步兵连的，一下子走了几十个，剩下我们最后的十几个人被分配到团直属连队，我被分配到了八二无后坐力炮连，带我们走的是个姓孟的排长，个子估计不到一米六五，黑脸膛，小瘦脸，细细的小长眼睛倒是挺精神的，好像能看到你的心里。在我的心目中，军官应该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一表人才，看到这样一个军官，感觉挺不舒服，不免产生一种鄙视的心里。然而，一句话改变了我对他的映像“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将来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出发”简单的几句话说的大伙儿心里暖融融的，一下子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高大了许多。
孟排长带领我们一行四人边走边聊，十几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连队驻地“朝阳村”该村离县城只有二里远，是一个大村子，有三千多人，据指导员介绍，村里情况复杂，解放前阎锡山部队师长以上的将领就有四人，团级以下军官好几十人，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在少数，还经常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曾经有人袭击我们武器库站岗哨兵，往战士们吃的水里投毒，还有一些坏女人想方设法勾引我们战士，是一个水很深的大染缸，要求每位战士必须提高革命的警惕，防止上当，防止被坏人拉下水。
我被分配在二排四班，排长是68年的老兵，河北人，个子和孟排长差不多，也是不到1。68米，眼睛挺大的，和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他单独一人一张床，我们班六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我们班分来新兵三个人，和我一个县来的一人，四川遂宁一人。我们刚到的第二天，部队就举行了隆重的欢送老兵退役仪式，全连集中在一起，连里所有领导都到了，第一次看到了连长的英姿，黑黑的脸膛，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满脸老腮胡子，地道的河南腔调，讲话大嗓门，使我一下子想起了电影里的匪兵连长，腰挎手枪，敞着怀，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个大烟锅，不知为什么，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当然是一闪而过。副连长也是河南人，长的有点象“沙家浜”里的刁德一，阴险、毒辣，还不善言谈，让人生畏；指导员也是满口的河南腔，个子不高，圆圆的大脸盘，一副弥勒佛样子，说话慢条斯理，有点老谋神算的样子。再看全连的战士们，不知道是怎样分配的，一律的小个子，象我这样1。75米的个子，像是羊群里的一头大象，真所谓鹤立鸡群，我说不上自豪，也说不上悲哀。这就是我盼望已久的部队吗？靠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吗？在新兵连给我们讲传统的时候，我们是一支英雄部队啊！抗日战争时期，驰骋在华北大平原上，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淮海战役，抗美援朝，被授予“大功团”称号。但是，眼前的情景让我有点失望，我头脑里原来对部队美好的映像一下子消失殆尽。
欢送走老兵，部队开始走上正规，除每天早操走走队列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部队搞营房建设。我们所在的部队是换防从河北邯郸调到山西的，营房地址选在距县城一公里的火车站南边，占地三百多亩，我们住的村子离施工现场很近，我们连的任务是为施工队伍当小工，负责调灰、搬砖，帮助施工队往墙上抹底灰，比起烧砖，到山上开炮炸石头的连队要轻松的多，也舒服的多。虽说到了夏天，因我们是室内劳动，免受了烈日暴晒，风吹雨淋，算是比较好的工作。
白天施工，晚上站岗是少不了的，主要是武器库和伙房，连里一再要求绝对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每次站岗一个半小时，要说时间不算太长，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站头班岗最好，不影响休息，什么事也不误，第二班最不好，刚睡下还没有睡实在就被叫醒，夏天还无所谓，冬天最难受，因此，谁也不愿站二班岗，但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军人唯有服从命令。
记得有一次我和班里的一个老兵一起站的是第三班岗，在院里溜了一会，估计老兵瞌睡虫来了想睡觉，告诉我不要乱跑，就在武器库和伙房的中间站着，他要到房顶上看看。忻州地区老百姓住的房子都是那种矮小的平房，一是保温，二是造价很低，房顶全部是平的，收秋打夏收获的粮食都要在房顶上晾晒，夏天热的时候人们就在房顶上睡觉。老兵上到房顶，在上面站了一会，就坐到房檐边上，两手抱抢，两条腿吊到下面，一会就听见“呼噜”声。可能是做梦也可能是受了惊吓，或者睡的太死，只听见“扑通”一声，老兵连枪带人从房顶上摔了下来，我一看是老兵摔倒院子中间，赶忙过去扶他，老兵这时候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头脑很清醒，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看看枪摔坏了没有”我佩服老兵爱护武器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精神，遵照老兵指示，我一看枪托的木头部分摔坏，刺刀和枪分了家。这时候老兵也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瘸一拐的走到我身边，我最怕的是老兵摔断胳膊或者腿，我帮他活动了活动，好在没有伤到骨头。老兵让我保密，谁也不让告诉，我一个新兵，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老兵的要求办。枪摔坏了怎么向连里交代？老兵说他向连长汇报。下一班接岗，连枪带子弹都要交接，接班的一看枪坏了，死活不接，无奈老兵把我叫到一边，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让我先回去报告排长。我把排长从睡梦中叫醒，按照老兵的吩咐向排长作了汇报，排长和我一起又返回武器库，先让下一班接了岗，事故第二天处理。
针对这一件事情，连里大会小会不知开了多少次，老兵最后还是如实交代了全部经过，连里给老兵一个记过处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虽没有因此事受到牵连，但在我心目中有了一道阴影，一辈子为此事懊恼。
尽管全团都在施工，可宣传部门对部队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没有放松，经常举办读书会、赛歌会、黑板报比赛。我们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参军的还很少，象我这样文化程度的人也算是凤毛麟角，很自然的连队好多宣传方面的工作都落在了我的头上，最起码减少了许多体力劳动，有时候一干就是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工作，既发挥了我的特长，又锻炼我的写作才能，尤其是黑板报，每周换一次，黑板报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字写得又漂亮，基本每次评比都在前几名，时间一长，团里宣传股的丁干事就和我混的很熟，丁干事是天津人，精干利落，尤其穿着很讲究，虽说大家穿的都是军装，但丁干事的军装既干净又整洁，裤子洗好后每次都要在枕头下边压上几天，裤缝笔直，皮鞋擦得铮亮。天津人的小嘴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能说，什么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有时候云里雾里，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是战士，只能听他胡吹乱侃，还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一天，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说让到团政治处报到，具体工作报到后安排。第一感觉是好事，一个新兵没有考虑那么多，肯定不会是提干，估计是搞宣传工作，不论干什么比在连队施工要好得多，于是我痛快的答应了，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五
人逢喜事精神爽，感觉天也蓝了，地也绿了，施工的工地虽说到处都是砖瓦、黄沙，水泥，一片一片的泥水，一堆一堆的石料，这时候在我眼里已经变的那么亲切可爱，所有的人都那么和蔼可亲，连哪两个小个子排长在我眼里变的高大起来。我从连部出来及时回到驻地，收拾东西，整理背包，冲冲的和几位老乡做了简单的告别。没有想到和我一起站岗的老兵听说我要调走，专门跑到军人服务社买了个笔记本送给我，并郑重地签下他的大名，至今我还保存着老兵送给我的笔记本，那是因为我们俩有一夜不平凡的经历。
在八二无后座力炮连待了仅仅半年时间，战友们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建立的那么深厚，我也没有作出多大贡献，但毕竟那是我从军后第一个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哪里有可敬的连队首长，有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方言的战友，和他们共同磨爬滚打了半年之久，心里总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怀。我接到的是命令，无论是刀山还是火海必须服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连队到团政治处报了到。
营房还没有建好，团部就驻扎在刚建好的家属区，院子不算太大，有十几排平房，政治处在院子的南部一排平房里，我找到政治处办公室，只见里面坐着一个年纪不大，个子不高，穿四个兜衣服干部模样的人。我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进去后，给那位干部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问我有什么事，我赶忙向前一步说接到政治处通知让我前来报到的。他翻开记录本看了看，把我领到隔壁房间一个姓刘的副主任房间，刘副主任操着一口湖南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家乡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特长、什么学校毕业，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话。然后他才告诉我，把我调到团电影组放电影，画幻灯，开会写会标，并介绍了电影组的情况，随后打电话叫来了电影组长。组长人挺清瘦，像个兵痞，军姿不整，歪戴个帽子，看上去人挺和气，好像没有睡醒一样。看见组长我立即敬礼，组长自我介绍，姓赵，68年的老兵，河北人。
组长把我领到电影组居住的另一排平房的一个房间里，那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家属房，一进门在过道里堆放着电影机箱子好几个，胶鞋、布鞋、不穿的脏衣服满地都是，床上的被子也没有叠，另一个床上还有一个人在睡觉，桌子上一层厚厚的灰尘，组长安排我住在另一个房间的一张床上。我把背包放进去，简单的铺了一下床铺，就开始打扫卫生，先把满地堆放的电影机箱子整理好，然后把桌子擦干净，用水把地洗了一遍，整个房间才焕然一新，有了一点生气，阳光也明媚了许多。这时候在床上睡觉的老兵醒了，睁眼看了看我，问我你就是新来的小白吧，我立即给老兵敬礼，回答老兵的问题。老兵姓许，满脸老腮胡子，黑黑的脸膛，不善言谈，看见他起床后，我立即给他整内务。老许说，不用整了，咱们这地方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检查过，整了也没人看。我毕竟在连队待了半年多，已经适应了那种紧张而有节奏的生活，一下子到新的环境真有点适应不了。我还是按照连队的要求把房间整理的仅仅有条，最起码感觉舒服了许多。
六
电影组只有两名战士一个干部，组长、老许和我，组长和老许是同年兵，又是老乡，他们以哥弟相称，穿衣，抽烟，甚至花钱基本不分你我，组长每月54元钱，除往家里寄去30元外，其余的我们仨打了平伙。开始我还不会抽烟，在两位老兵的带领下，没有几天我的烟瘾和他们不差上下，很快和他俩并驾齐驱，没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吞云吐雾，喝茶聊天。组长爱好书法，毛笔字在我们团里算的上首屈一指，老许写会标也堪称一绝，据说是当红卫兵写大字报练就的工夫，绘画一般，画出来的幻灯也还能看出个眉眉眼眼，估计在全团算得上凤毛麟角。我恭恭敬敬的拜他们为师，在学放映的同时，认真的学习其它方面的知识。
那时候电影很少，每周大概有一部，并且是住山西部队轮换传递影片，好点的或者新片只能在我们团里停留一天，在短时间内就的传到其它部队。影片拿回来都是没有倒过来的反片，首先要检查影片有没有划伤，有没有剪接，一般剪去三五个镜头，放映时没有人能看出来，剪的多了画面就会出现不连接，说话不连贯，影响放映效果，关键是军供站发现后，就会停供，战士们不允许，领导更不会轻饶，因此，每次影片来了必须认真的检查，一边倒片，一边把划伤的地方详细记录下来，另外，把烧伤划伤的地方剪掉，再用胶水粘接好，填写到随影片的记录本，以便把责任分清。
我记得我们经常放的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称为“老三战”哪些影片由于长时期的放映，旧的不能再旧，破的不能再破，每次从车站取回来都要反复的检查，认真的粘接。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放了不知多少次，偶尔有一个新片也是配合当时的形势而拍的，如金光大道等，有教育意义，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屈指可数。地方的影片一般都比我们晚半月或者一个月，而且是卖票观看，部队是免费的，因此盼望部队放电影就成了老百姓最大的期盼，一部朝鲜的卖花姑娘人们倾巢出动，万人空巷，老乡跑几十里专门来部队看电影，有时候我们只能给他们放专场，满足群众的需求。
记得闪闪红星影片刚到部队，礼堂还没有建好，放映场地仍然在家属区外的露天广场，而且只能在晚上放映，影片在我们部队只有一天时间，况且部队住的比较分散，全团兩三千人，一场又看不完，附近的一个通讯部队提出来他们也要和我们跑片放一场，这样晚上就得连轴转。白天，在宿舍先放了一遍，检查片子中间是否有问题，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下午五点多我们早早就把银幕挂好，把机器架好，团里安排三个营先看，加上驻地的老百姓早就盼望着看这场电影，开映前一个小时，部队还没有到现场，整个放映场就挤的水泄不通，那时候群众的文化生活太单调了，除了电影外再没有可供群众娱乐的东西，人们盼望电影也就可想而知了。
组长和老许放，我负责跑片倒片。所谓“跑片”内行人都知道，就是在一个放映场先开始演，两本片演完，另一个放映场的跑片员等着取下的两本影片，骑自行车返回，把片子倒好，等着放映。一般一部片子有十二或者十四本，每场下来需要跑五到六趟，通讯部队离我们有三公里远，一场要跑三十多公里，好在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有多累。
每年师里幻灯汇演是一件最头疼的事情。我在老许的帮助下也画过几幅，那只是打下手，他用线条勾好，我着色，或者是整理写解说词。连续参加几年都没有获过奖，因为老许的技术不怎么样，教出我这个徒弟也扯淡，为此，团政委，政治处主任批评了好多次，为了提高各团幻灯技艺，师里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团里派我参加，为我们授课的是全太安老师。全老师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专攻国画，到部队锻炼完就留在了部队。送子下乡的国画就出自他手，在全军绘画评比获得一等奖，全国各大报刊和解放军画报以及各省的杂志画报都刊登过，红极一时，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全老师现在是河北画院的院长，著名国画家，好多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全老师用语言播种，用彩笔耕耘，用汗水浇灌，用心血滋润，他循循善诱，手把手的教，一笔一划的改。在我们学素描期间，一个物体放在各种角度让我们画，从用光，色彩到成品，他一丝不苟的讲解；尤其是学人物素描，全老师亲自给我们当模特，一坐一上午，从来没有怨言；但对我们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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