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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褚民谊之流。
继近卫之后的平沼内阁，对汪伪的态度非常冷漠。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因占地之广，防守之难使日本兵力明显不足，伤亡不断增加，日本军队已经深陷在困境中苦苦挣扎。为了有效地巩固在中国的“战果”，他们一方面从事战争，另一方面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又亲赴香港与重庆方面进行密谈。侵华大本营“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派今井武夫在香港与宋子文商谈。
汪精卫以为日本会在“近卫原则”下，既主动撤兵又不要赔款，到头来是，日本人压根就没有正视汪精卫之流的存在。199年9月1日，周佛海在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多田骏的宴会上，发表了“一部分日本人欲杀余，一部分中国人亦欲杀余”的悲怆演讲。从侧面暴露出卖国贼们像丧家之犬一样的悲怆心境。
急于登上宝座的汪精卫只好屈膝忍辱，提出日本政府只派特派大使，也不呈递国书。
日本政府不阻止汪伪政府发表宣言，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既不同意，又不反对，模棱两可，令汪派哭笑不得。气急败坏的周佛海有苦难言，如果得不到日本人的支持，则宁可不成立汪记政权。最后，影佐祯昭等与汪精卫直接面谈，决定日汪两方同时发表宣言，可日本政府不发表承认汪伪政权条件，仅仅保证不出近卫声明。
月底，日本出尔反尔，仍坚持只派特使而不递交国书。汪精卫此时也只有让步，只要求日本先派出特使，作为事实上的承认，再派出全权大使，作为“法理”上的承认。
先于汪伪之前成立的“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都有背景、有支持者。北方的“临时政府”，有土肥原及日本军部为其打气撑腰。汪伪政权要成立政府，就只有与他们同流合污，而不是独占鳌头。
199年9月1日，汪精卫不得不对“维新”、“临时”两政权及其首脑人物王克敏、梁鸿志发表声明，本党为完成重大使命计，对于既成政权，消除已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事理所当然。深信从此必能相与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此所引为欣慰者也。宣言的发表，宣告了三个伪政权已是一丘之貉了。
“国旗”问题又成为难点。
汪伪政权自然想欺世盗名沿用青天白日旗，日方反唇相讥。日本对华作战的意图，就是打倒青天白日旗，汪伪政权仍旧悬挂青天白日旗，日军军心一定会受影响。
汪派为了保住已是汉奸卖国贼的假面孔，认为“国旗”决不能变，汪伪政权的出现不称“建立”，而是“还都”。日方与汪伪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最后周佛海亲自赴日才获得一个非驴非马，滑稽可笑的折衷办法：在原青天白日旗上，另加三角形飘带，以避免作战时混淆了目标，飘带上书“和平、**、建国”，不与国旗缝在一起。周佛海还要求最起码在政权门前悬挂旗帜，三角飘带不要在青天白日旗之上，而用两个小竹竿交叉此三角飘带，置于青天白日旗之下。从而解决了旗帜问题。
汪精卫登场日期定在1940年月0日。月19日，汪精卫率领陈公博、周佛海等前往紫金山，表演了向孙中山的祭告仪式。
根据青岛会议达成的协议，月0日至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梁志鸿、温宗尧等；国家社会党代表诸青来、李祖虞，中国青年党代表赵毓松、张英华；伪蒙古自治政府卓特巴扎布、陈玉铭，以及其他方面代表。
会议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通过国民政府成立大纲，拟定伪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首都定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另加三飘带标志；伪国民政府于月0日成立。会议决定了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及“绥靖”主任人选。并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在林森未到任前，由汪精卫代理。
1940年月0日，汪精卫率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首脑，前往原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大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宣告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汪伪国民政府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其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下设五院：行政院长汪精卫、副院长褚民谊，行政院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海军部长汪精卫、军政部长鲍文樾、财政部长周佛海、教育部长赵正平、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等。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歙；监察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
汪伪国民政府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政府及南京、上海、汉口个特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淮海省。
汪伪政权还设有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中央最高军事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宣、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地方军事机构有：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齐燮元；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任援道；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胡毓坤；闽粤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黄大伟。
汪伪政权，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由于日本仍致力于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因而没有立即予以承认。
1940年10月，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举汪精卫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11月9日，汪精卫在南京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并发表就职通电。
11月0日，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条约》。规定：两国应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主义分子及其组织，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开发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须的资源，对其他地区国防上必须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对日本提供必要的便利。对长江下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与华北和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应紧密合作。这一条约，远远超出了卖国条约“二十一条”。
同日，日本、汪伪和伪满还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宣称三方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同时，日本宣布：日本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德国也于当日宣布承认汪伪政权。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人民纷纷声讨其叛国行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汪伪洪流。国民政府于1940年9月6日，明令重庆为陪都，否认了汪伪国民政府。英、美等国也否认了汪伪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在重庆，同时发表了对汪伪政府100多人的通缉名单，汪精卫居榜首，汪伪的院部会长，副院长以及所有部、次长都列入其中。
应该说汪伪政权的建立，在中国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也没有影响中国的抗战大局。在这战略相持阶段，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在不断加强，而日本侵略军则面临着内外交困，前后受敌的局面。日军一直想摆脱这一局面。那么，它能够做到吗？（未完待续）
别是褚民谊之流。
继近卫之后的平沼内阁，对汪伪的态度非常冷漠。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因占地之广，防守之难使日本兵力明显不足，伤亡不断增加，日本军队已经深陷在困境中苦苦挣扎。为了有效地巩固在中国的“战果”，他们一方面从事战争，另一方面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又亲赴香港与重庆方面进行密谈。侵华大本营“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派今井武夫在香港与宋子文商谈。
汪精卫以为日本会在“近卫原则”下，既主动撤兵又不要赔款，到头来是，日本人压根就没有正视汪精卫之流的存在。199年9月1日，周佛海在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多田骏的宴会上，发表了“一部分日本人欲杀余，一部分中国人亦欲杀余”的悲怆演讲。从侧面暴露出卖国贼们像丧家之犬一样的悲怆心境。
急于登上宝座的汪精卫只好屈膝忍辱，提出日本政府只派特派大使，也不呈递国书。
日本政府不阻止汪伪政府发表宣言，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既不同意，又不反对，模棱两可，令汪派哭笑不得。气急败坏的周佛海有苦难言，如果得不到日本人的支持，则宁可不成立汪记政权。最后，影佐祯昭等与汪精卫直接面谈，决定日汪两方同时发表宣言，可日本政府不发表承认汪伪政权条件，仅仅保证不出近卫声明。
月底，日本出尔反尔，仍坚持只派特使而不递交国书。汪精卫此时也只有让步，只要求日本先派出特使，作为事实上的承认，再派出全权大使，作为“法理”上的承认。
先于汪伪之前成立的“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都有背景、有支持者。北方的“临时政府”，有土肥原及日本军部为其打气撑腰。汪伪政权要成立政府，就只有与他们同流合污，而不是独占鳌头。
199年9月1日，汪精卫不得不对“维新”、“临时”两政权及其首脑人物王克敏、梁鸿志发表声明，本党为完成重大使命计，对于既成政权，消除已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事理所当然。深信从此必能相与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此所引为欣慰者也。宣言的发表，宣告了三个伪政权已是一丘之貉了。
“国旗”问题又成为难点。
汪伪政权自然想欺世盗名沿用青天白日旗，日方反唇相讥。日本对华作战的意图，就是打倒青天白日旗，汪伪政权仍旧悬挂青天白日旗，日军军心一定会受影响。
汪派为了保住已是汉奸卖国贼的假面孔，认为“国旗”决不能变，汪伪政权的出现不称“建立”，而是“还都”。日方与汪伪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最后周佛海亲自赴日才获得一个非驴非马，滑稽可笑的折衷办法：在原青天白日旗上，另加三角形飘带，以避免作战时混淆了目标，飘带上书“和平、**、建国”，不与国旗缝在一起。周佛海还要求最起码在政权门前悬挂旗帜，三角飘带不要在青天白日旗之上，而用两个小竹竿交叉此三角飘带，置于青天白日旗之下。从而解决了旗帜问题。
汪精卫登场日期定在1940年月0日。月19日，汪精卫率领陈公博、周佛海等前往紫金山，表演了向孙中山的祭告仪式。
根据青岛会议达成的协议，月0日至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梁志鸿、温宗尧等；国家社会党代表诸青来、李祖虞，中国青年党代表赵毓松、张英华；伪蒙古自治政府卓特巴扎布、陈玉铭，以及其他方面代表。
会议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通过国民政府成立大纲，拟定伪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首都定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另加三飘带标志；伪国民政府于月0日成立。会议决定了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及“绥靖”主任人选。并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在林森未到任前，由汪精卫代理。
1940年月0日，汪精卫率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首脑，前往原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大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宣告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汪伪国民政府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其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下设五院：行政院长汪精卫、副院长褚民谊，行政院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海军部长汪精卫、军政部长鲍文樾、财政部长周佛海、教育部长赵正平、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等。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歙；监察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
汪伪国民政府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政府及南京、上海、汉口个特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淮海省。
汪伪政权还设有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中央最高军事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宣、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地方军事机构有：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齐燮元；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任援道；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胡毓坤；闽粤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黄大伟。
汪伪政权，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由于日本仍致力于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因而没有立即予以承认。
1940年10月，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举汪精卫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11月9日，汪精卫在南京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并发表就职通电。
11月0日，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条约》。规定：两国应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主义分子及其组织，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开发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须的资源，对其他地区国防上必须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对日本提供必要的便利。对长江下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与华北和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应紧密合作。这一条约，远远超出了卖国条约“二十一条”。
同日，日本、汪伪和伪满还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宣称三方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同时，日本宣布：日本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德国也于当日宣布承认汪伪政权。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人民纷纷声讨其叛国行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汪伪洪流。国民政府于1940年9月6日，明令重庆为陪都，否认了汪伪国民政府。英、美等国也否认了汪伪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在重庆，同时发表了对汪伪政府100多人的通缉名单，汪精卫居榜首，汪伪的院部会长，副院长以及所有部、次长都列入其中。
应该说汪伪政权的建立，在中国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也没有影响中国的抗战大局。在这战略相持阶段，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在不断加强，而日本侵略军则面临着内外交困，前后受敌的局面。日军一直想摆脱这一局面。那么，它能够做到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