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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臻扑哧一笑：精神洁癖发作了。
燕杨说：“我…”
叶臻替他回答：“勤工俭学。”
“啊？”
叶臻指指燕杨：“这孩子家庭比较困难，而酒吧的工资远胜于麦当劳。”
“啊？”陶可看着自己的学生，一脸不信任。
燕杨弱弱点了点头。
“那半夜和人打电话呢？”
叶臻说：“和老板商量工钱和工时。”
“有高级车来接？”
叶臻说：“老板和同事顺便带他上班。”
“经常夜不归宿？”
“工作需要。”
陶可倒抽一口冷气，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两人：“你们当我是傻的？！”
叶臻抽出手来在他头上揉了一把：“就这样吧…别问了。”
陶可说：“我好歹也是个法学类的博士研究生…”
“陶可，”叶臻说：“你学位不想要了？”
陶可一哽，干脆不说话了。过会儿一个人对着车窗玻璃念念叨叨：“自己老师不把自己当人看，自己学生也不把自己当人看，我真失败，真失败，真失败…”
叶臻又好气又好笑，通过倒车镜给后座的燕杨使了个眼色，会心一哂。
而后事情就这么被叶臻压了下来。陶可把燕杨塞到安小佳的宿舍睡了一夜，第二天陪着学生们挨了许刺头一顿泼天大骂，师生八人各写了一份检查了事。
陶可极为恼火，下午召开班会，宣布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包括每天上三小时晚自习从六点五十到九点五十风雨无阻节假日不休，班干每天查房夜不归宿者扣学分，早上六点四十起床统统去跑步不跑者处分等等。并且完全不顾学生呼声，限令当日执行。
班上群情激愤，晚自习前就有一封抗议信递到陶可的手上。他数数信后的签名，足足有二十八个之多。须知全班也只有二十九人，连那团支部书记都叛变了，只有个班长独苗苗还给班主任点面子。
陶可给叶臻打电话，描述：“赤卫队已经出现，再不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就要变成红军了。”
叶臻含笑下令：“镇压。”
陶可遂拎张凳子坐在讲台后，整整陪了学生三个小时。晚上又气势汹汹带着红箍（？）领头查房，以示师长决心。
但此政策第二天就遇到了阻力，以陶可为人，是断断不可能七点半前起床的。尤其是本科以后，常常早上没课，生物钟更是不允许过早醒来。现在光是赶八点上课就要了他半条命，更何况六点四十。再者，他的学业压力其实不轻，每天花三个小时看学生，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这些苦想出来的整改措施，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仅断断续续实行了一个礼拜，就不了了之。
不过这次以后，陶可却尝到了一点严师的甜头。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时不时耍威风，施行斯巴达式教育，搞得班上哀鸿遍野，还要发表陶可语录。
比如：
“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所谓教育，必须是暴力的。”
再比如：
“中国的革命，推翻了三种权力支配体系和宗法思想制度：族权、神权、夫权。为了弥补你们信仰上的缺失和道德上的空乏，我决定用师权来拯救你们于水火。”
一时间，陶可名声在外。全校学生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师，美则美矣，就是有些脱线，还动不动爱整些运动。
至于那个燕杨，后来收到了叶臻挑选给他的许多书。叶臻说，既然已经生为社会中不幸的少数，那作为一名斗士，还是以充实自己为根本（尽管人家学生还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成了斗士）。
教师有很多种：漠视型是一种，呵斥型是一种，说教型也是一种。
陶可一看就是说教型，培养他的叶臻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叶臻说教，态度和蔼，论据充足，逻辑严密，思维连贯，语言流畅，还动辄上升到人生高度，实在是说教中不可多得的良品。
以至于燕杨此后一生，都对叶臻保持着敬爱感情，尊称这个仅大他九岁的男性为：“师公”。
叶臻一口茶水喷出老远：“师公？！”
“你是我老师的老师啊。”
“去！”叶臻无力：“新社会不搞这一套…”
陶可对燕杨采取的可谓是高压手段，不但要求他二十四小时保持开机状态，并且规定其每两个礼拜找自己谈一次心，甚至单方面决定打工只可以在肯德基或麦当劳。如果觉得这两个地方剥削太严重，可以到学校食堂抹桌子洗碗；如果薪酬养不活自己，可以“去吃安小佳的”（这位老师的原话就是如此）。
而当夜为了这个孩子担忧彷徨，揪心奔波，神消气索的经历，他却只字不提。仿佛就认定了燕杨和其他人一样，是他从网吧里揪回来的。你说他怯弱也好，故意回避也好，也许只有叶臻才明白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一个游移于主流社会以外的少数人整体，不愿意屈从社会，想表达自己文化和利益的诉求，一旦付诸与行动，要么就像燕杨，站出来，公开宣扬；要么就像叶臻，充满智慧的争取，柔软而绵长坚定。
偏偏陶可不一样，他不屈服，不恐慌，也不斗争，不挑战，而是完全的壁垒。不但壁垒了他的敌人，也壁垒了他的战友。
关于这个问题，叶臻还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革命必须离开井冈山奔向赣南闵西平地，可他的思想早已下山了，身体依然还在山上。”
所以一年以后，燕杨在叶臻的授意下组织了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定期集会的地下homo角（叶臻说：“我们不缺少斗士，而是缺少革命家组织”），造成了陶可知悉后血溅三尺。
对付陶可，叶臻的态度一向是：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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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臻扑哧一笑：精神洁癖发作了。
燕杨说：“我…”
叶臻替他回答：“勤工俭学。”
“啊？”
叶臻指指燕杨：“这孩子家庭比较困难，而酒吧的工资远胜于麦当劳。”
“啊？”陶可看着自己的学生，一脸不信任。
燕杨弱弱点了点头。
“那半夜和人打电话呢？”
叶臻说：“和老板商量工钱和工时。”
“有高级车来接？”
叶臻说：“老板和同事顺便带他上班。”
“经常夜不归宿？”
“工作需要。”
陶可倒抽一口冷气，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两人：“你们当我是傻的？！”
叶臻抽出手来在他头上揉了一把：“就这样吧…别问了。”
陶可说：“我好歹也是个法学类的博士研究生…”
“陶可，”叶臻说：“你学位不想要了？”
陶可一哽，干脆不说话了。过会儿一个人对着车窗玻璃念念叨叨：“自己老师不把自己当人看，自己学生也不把自己当人看，我真失败，真失败，真失败…”
叶臻又好气又好笑，通过倒车镜给后座的燕杨使了个眼色，会心一哂。
而后事情就这么被叶臻压了下来。陶可把燕杨塞到安小佳的宿舍睡了一夜，第二天陪着学生们挨了许刺头一顿泼天大骂，师生八人各写了一份检查了事。
陶可极为恼火，下午召开班会，宣布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包括每天上三小时晚自习从六点五十到九点五十风雨无阻节假日不休，班干每天查房夜不归宿者扣学分，早上六点四十起床统统去跑步不跑者处分等等。并且完全不顾学生呼声，限令当日执行。
班上群情激愤，晚自习前就有一封抗议信递到陶可的手上。他数数信后的签名，足足有二十八个之多。须知全班也只有二十九人，连那团支部书记都叛变了，只有个班长独苗苗还给班主任点面子。
陶可给叶臻打电话，描述：“赤卫队已经出现，再不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就要变成红军了。”
叶臻含笑下令：“镇压。”
陶可遂拎张凳子坐在讲台后，整整陪了学生三个小时。晚上又气势汹汹带着红箍（？）领头查房，以示师长决心。
但此政策第二天就遇到了阻力，以陶可为人，是断断不可能七点半前起床的。尤其是本科以后，常常早上没课，生物钟更是不允许过早醒来。现在光是赶八点上课就要了他半条命，更何况六点四十。再者，他的学业压力其实不轻，每天花三个小时看学生，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这些苦想出来的整改措施，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仅断断续续实行了一个礼拜，就不了了之。
不过这次以后，陶可却尝到了一点严师的甜头。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时不时耍威风，施行斯巴达式教育，搞得班上哀鸿遍野，还要发表陶可语录。
比如：
“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所谓教育，必须是暴力的。”
再比如：
“中国的革命，推翻了三种权力支配体系和宗法思想制度：族权、神权、夫权。为了弥补你们信仰上的缺失和道德上的空乏，我决定用师权来拯救你们于水火。”
一时间，陶可名声在外。全校学生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师，美则美矣，就是有些脱线，还动不动爱整些运动。
至于那个燕杨，后来收到了叶臻挑选给他的许多书。叶臻说，既然已经生为社会中不幸的少数，那作为一名斗士，还是以充实自己为根本（尽管人家学生还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成了斗士）。
教师有很多种：漠视型是一种，呵斥型是一种，说教型也是一种。
陶可一看就是说教型，培养他的叶臻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叶臻说教，态度和蔼，论据充足，逻辑严密，思维连贯，语言流畅，还动辄上升到人生高度，实在是说教中不可多得的良品。
以至于燕杨此后一生，都对叶臻保持着敬爱感情，尊称这个仅大他九岁的男性为：“师公”。
叶臻一口茶水喷出老远：“师公？！”
“你是我老师的老师啊。”
“去！”叶臻无力：“新社会不搞这一套…”
陶可对燕杨采取的可谓是高压手段，不但要求他二十四小时保持开机状态，并且规定其每两个礼拜找自己谈一次心，甚至单方面决定打工只可以在肯德基或麦当劳。如果觉得这两个地方剥削太严重，可以到学校食堂抹桌子洗碗；如果薪酬养不活自己，可以“去吃安小佳的”（这位老师的原话就是如此）。
而当夜为了这个孩子担忧彷徨，揪心奔波，神消气索的经历，他却只字不提。仿佛就认定了燕杨和其他人一样，是他从网吧里揪回来的。你说他怯弱也好，故意回避也好，也许只有叶臻才明白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一个游移于主流社会以外的少数人整体，不愿意屈从社会，想表达自己文化和利益的诉求，一旦付诸与行动，要么就像燕杨，站出来，公开宣扬；要么就像叶臻，充满智慧的争取，柔软而绵长坚定。
偏偏陶可不一样，他不屈服，不恐慌，也不斗争，不挑战，而是完全的壁垒。不但壁垒了他的敌人，也壁垒了他的战友。
关于这个问题，叶臻还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革命必须离开井冈山奔向赣南闵西平地，可他的思想早已下山了，身体依然还在山上。”
所以一年以后，燕杨在叶臻的授意下组织了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定期集会的地下homo角（叶臻说：“我们不缺少斗士，而是缺少革命家组织”），造成了陶可知悉后血溅三尺。
对付陶可，叶臻的态度一向是：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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