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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来临，天气炎热，多生瘟疫，金良让冀州、并州诸郡县城池里守卫的部队做好清洁卫生来防范瘟疫，华佗、张仲景的医学院学员奔赴各地，指导防疫工作。
金良遵循天时，在农历六七八这三个月里休兵停战，与兵休息，各地中央军士卒、郡县兵除了在所属的屯田上耕种谷物，就是帮助家人耕种谷物之外，还参与兴修水利，避免夏季洪水泛滥，剩下的时间里，除了五天聚在一起训练一次，就是充分的休息，养精蓄锐。
金良在这三个月里，办了一件人人称道的大事，他宣布免征算赋，也就是免征人头税，这个惠民政策无疑让民众得到极大的实惠，一时之间万民欢腾，金良差一点儿成了万民生佛。
金良之所以免除算赋，除了减轻民众的压力，让民众从战乱中休养生息的根本原因，却也因为冀州、并州七百万人每人一年一百多钱的算赋，总计才只有七亿钱而已，这么一点儿钱，对于现在有许多挣钱门路的金良来说，真可谓九牛一毛，养活中央军的十几个财源里随便拿出一个赚得都比这个多得多，取消这个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可以得到民心，何乐而不为呢。
再者，金良让内阁拟定诏书免征算赋是有条件的，只有到官府入籍者才能免除算赋，入籍者才可以在冀州、并州范围内自由通行，未入户籍者不仅不能分得田地，还要缴纳十倍算赋。即便是权贵豪门家仆也有入籍，不然查到以后对该权贵豪门世家进行重罚。
金良搞这样全民入籍的举动，并不想像后世假借办什么狗屁暂住证之类的玩意来敛财。而是想核实整个冀州、并州到底有多少人口，想把那些世家大族隐匿的人口给逼着显示出来，对人口情况了解清楚才能制定下一步的战略。
各地世家见金良横扫世家叛军。不敢再违逆金良的意志，开始缴纳田赋和商税，当然金良现在的政策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所以田赋商税并不甚高，对于世家大族来说是九牛一毛，他们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儿钱跟金良的数十万中央军作对落得像晋阳王家那样灰飞烟灭，所以他们妥协了。
这些世家缴纳了田赋商税，而税收只跟田亩、商铺、矿产等营收挂钩。跟人口不挂钩，所以他们继续隐匿人口没有半点好处，便没有继续隐匿人口的动力，又迫于重罚的压力，便把之前隐匿的奴仆、佃农全赶去当地郡县乡亭官府登记造册。
金良给出的时间是三个月，三个月内冀州、并州的人口统计要全部完成。
留驻各地的中央军将士、各地郡县兵在休整之余便帮助各地官府督促各地民众去官府登记造册领取户籍证明，包括每个进入冀州的流民也都安置下来。登记造册，金良这一次非要查清楚自己治下有多少人口不可，不能再拿推测出来的七百万来蒙蔽自己。
跟这个人口大普查相互配合的便是整合村庄，把错落在山间荒谷的小户人家都迁移到大坞堡里面，避免战乱对这些人家的损害。各地郡县兵四下出动，搜遍每一处山隘荒村，把散落的小户人家、小村庄都迁移到大坞堡里面。
特别是并州北部，因为那里时常有羌胡、匈奴、鲜卑等胡人南下劫掠，根据金良意志建造的大坞堡都是棱堡结构，那些弯刀骑射不善攻城的胡人根本攻不破，他们只好去劫掠那些散落在山间荒谷毫无防备的小户人家、小村庄，胡人经常会在过冬前对并州进行一次扫荡，要赶在这次扫荡前完成迁移。
每个郡县乡亭都有当地驻军协助执行人口统计任务，让每户的家庭成员都要当地官府衙门，由当地官吏当面验视，检视完毕发放户籍凭证，凭证是一张硬壳纸，上面有个大概的画像，画像下面的信息有郡、县、乡、亭、里等所在地名、姓名、性别、年龄、身高、肤色，上面盖着当地县尉的大印。
虽然金良已经想法设法鼓动民众主动申报户口，但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人把官府的意思曲解拒不到官府申报，甚至还有一些有过劣迹的不敢露面的，金良便下令发动检举，光熹元年十月前，完成冀州、并州人口调查，到时候还没有入户者又非新移民，不仅本人罚做官奴，所在亭长、里长皆要罚做苦役。
三个月过去后，整个冀州、并州人口统计出来，总计有八百七十七万六千四百五十二人，男子有三百九十三万四千一百二十二人，女子有四百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人，女子比男子多出九十一万。
金良对这个结果并不惊讶，他早就想得到，世家隐匿的人口会远超过大家的估计，按照原先估计的世家隐匿人口而估算出来的冀州并州人口不过是七百万，现在看来，那个估计还是太保守了。可能还有某些世家有一些隐匿人口尚未报上来，最近几个月陆续从其他州郡投奔过来的流民算起来，现在的冀州、并州大概有九百万人口，算是大汉鼎盛时期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金良刚穿越到这个时空，恰逢十常侍之变，他说服丁原带兵入了洛阳城，参与进去，金良乘机救了太后和天子刘辩、陈留王刘协，开始了自己非常规的发迹历史，金良还乘机派魏续、宋宪洗劫了皇宫里的典籍，其中便有大汉的户籍典籍。
金良本来认为按照古代的条件，很难做什么人口普查，但看了从洛阳皇宫抄掠出来并运来襄阳大将军的典籍后，他发现不能低估古代人的智慧。
这个国度最迟在周代就已经普遍开展了人口核查，且形成定制。《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道：“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其各登其乡之众寡”。可见，当时设置的“小司徒”和“乡大夫”等官职的职责中就包括了人口核查事务—登记民之“众寡”。
金良大规模地进行人口统计，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弹，就是因为在汉代，人口核查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发展，户口典章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每年农历八月，各郡、县都要核对户籍，进行人口统计。
金良重视人口，是因为人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富国”、“强兵”都离不开人力资源，所以必须掌握本国的人口状况。
以前的刘汉朝廷之所以年年搞人口核查，跟当时赋税与徭役制度是分不开。金良当政之前，直接以纳税人为课征对象的“人头税”曾经是刘汉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此外，百姓还须无偿承担各种徭役，在这种赋役制度下，人口核查就成为政府财政、税收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汉代课征的“人头税”主要有“口赋”与“算赋”。“口赋”是对七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征收的一种税，每人每年缴纳二十钱，作为皇室收入。当时，为了推行国家的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算赋对商人、十五岁至三十岁的未婚女子、以及奴婢均有加重征收的规定；对孕妇、产妇、以及有年过八旬老人的家庭则有免征规定。此外，汉代规定百姓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均有服徭役的义务，徭役的种类主要包括道：适龄男丁一生中须到国都服兵役一年，称为“正卒”；到边塞戍守一年，称为“戍卒”；每年在所在郡县服劳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不能服徭役者，须缴纳代役金，称为“更赋”。
在这种赋役制度之下，人口的数量、性别、年龄、职业、社会身份以及婚姻、生育等情况直接关系到“人头税”的征收和徭役的征派，只有准确掌握人口动态信息才能确定百姓应承担的赋役义务和应享受的税收政策，人口核查成为实施这种赋役制度的前提条件。
《汉书萧何传》记载，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先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图书收缴上来了，所以刘邦知道此时的人口已由原3000万降到1300万左右。
西汉末年，战乱和天灾使人口从6000万降至21... -->>
酷暑来临，天气炎热，多生瘟疫，金良让冀州、并州诸郡县城池里守卫的部队做好清洁卫生来防范瘟疫，华佗、张仲景的医学院学员奔赴各地，指导防疫工作。
金良遵循天时，在农历六七八这三个月里休兵停战，与兵休息，各地中央军士卒、郡县兵除了在所属的屯田上耕种谷物，就是帮助家人耕种谷物之外，还参与兴修水利，避免夏季洪水泛滥，剩下的时间里，除了五天聚在一起训练一次，就是充分的休息，养精蓄锐。
金良在这三个月里，办了一件人人称道的大事，他宣布免征算赋，也就是免征人头税，这个惠民政策无疑让民众得到极大的实惠，一时之间万民欢腾，金良差一点儿成了万民生佛。
金良之所以免除算赋，除了减轻民众的压力，让民众从战乱中休养生息的根本原因，却也因为冀州、并州七百万人每人一年一百多钱的算赋，总计才只有七亿钱而已，这么一点儿钱，对于现在有许多挣钱门路的金良来说，真可谓九牛一毛，养活中央军的十几个财源里随便拿出一个赚得都比这个多得多，取消这个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可以得到民心，何乐而不为呢。
再者，金良让内阁拟定诏书免征算赋是有条件的，只有到官府入籍者才能免除算赋，入籍者才可以在冀州、并州范围内自由通行，未入户籍者不仅不能分得田地，还要缴纳十倍算赋。即便是权贵豪门家仆也有入籍，不然查到以后对该权贵豪门世家进行重罚。
金良搞这样全民入籍的举动，并不想像后世假借办什么狗屁暂住证之类的玩意来敛财。而是想核实整个冀州、并州到底有多少人口，想把那些世家大族隐匿的人口给逼着显示出来，对人口情况了解清楚才能制定下一步的战略。
各地世家见金良横扫世家叛军。不敢再违逆金良的意志，开始缴纳田赋和商税，当然金良现在的政策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所以田赋商税并不甚高，对于世家大族来说是九牛一毛，他们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儿钱跟金良的数十万中央军作对落得像晋阳王家那样灰飞烟灭，所以他们妥协了。
这些世家缴纳了田赋商税，而税收只跟田亩、商铺、矿产等营收挂钩。跟人口不挂钩，所以他们继续隐匿人口没有半点好处，便没有继续隐匿人口的动力，又迫于重罚的压力，便把之前隐匿的奴仆、佃农全赶去当地郡县乡亭官府登记造册。
金良给出的时间是三个月，三个月内冀州、并州的人口统计要全部完成。
留驻各地的中央军将士、各地郡县兵在休整之余便帮助各地官府督促各地民众去官府登记造册领取户籍证明，包括每个进入冀州的流民也都安置下来。登记造册，金良这一次非要查清楚自己治下有多少人口不可，不能再拿推测出来的七百万来蒙蔽自己。
跟这个人口大普查相互配合的便是整合村庄，把错落在山间荒谷的小户人家都迁移到大坞堡里面，避免战乱对这些人家的损害。各地郡县兵四下出动，搜遍每一处山隘荒村，把散落的小户人家、小村庄都迁移到大坞堡里面。
特别是并州北部，因为那里时常有羌胡、匈奴、鲜卑等胡人南下劫掠，根据金良意志建造的大坞堡都是棱堡结构，那些弯刀骑射不善攻城的胡人根本攻不破，他们只好去劫掠那些散落在山间荒谷毫无防备的小户人家、小村庄，胡人经常会在过冬前对并州进行一次扫荡，要赶在这次扫荡前完成迁移。
每个郡县乡亭都有当地驻军协助执行人口统计任务，让每户的家庭成员都要当地官府衙门，由当地官吏当面验视，检视完毕发放户籍凭证，凭证是一张硬壳纸，上面有个大概的画像，画像下面的信息有郡、县、乡、亭、里等所在地名、姓名、性别、年龄、身高、肤色，上面盖着当地县尉的大印。
虽然金良已经想法设法鼓动民众主动申报户口，但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人把官府的意思曲解拒不到官府申报，甚至还有一些有过劣迹的不敢露面的，金良便下令发动检举，光熹元年十月前，完成冀州、并州人口调查，到时候还没有入户者又非新移民，不仅本人罚做官奴，所在亭长、里长皆要罚做苦役。
三个月过去后，整个冀州、并州人口统计出来，总计有八百七十七万六千四百五十二人，男子有三百九十三万四千一百二十二人，女子有四百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人，女子比男子多出九十一万。
金良对这个结果并不惊讶，他早就想得到，世家隐匿的人口会远超过大家的估计，按照原先估计的世家隐匿人口而估算出来的冀州并州人口不过是七百万，现在看来，那个估计还是太保守了。可能还有某些世家有一些隐匿人口尚未报上来，最近几个月陆续从其他州郡投奔过来的流民算起来，现在的冀州、并州大概有九百万人口，算是大汉鼎盛时期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金良刚穿越到这个时空，恰逢十常侍之变，他说服丁原带兵入了洛阳城，参与进去，金良乘机救了太后和天子刘辩、陈留王刘协，开始了自己非常规的发迹历史，金良还乘机派魏续、宋宪洗劫了皇宫里的典籍，其中便有大汉的户籍典籍。
金良本来认为按照古代的条件，很难做什么人口普查，但看了从洛阳皇宫抄掠出来并运来襄阳大将军的典籍后，他发现不能低估古代人的智慧。
这个国度最迟在周代就已经普遍开展了人口核查，且形成定制。《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道：“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其各登其乡之众寡”。可见，当时设置的“小司徒”和“乡大夫”等官职的职责中就包括了人口核查事务—登记民之“众寡”。
金良大规模地进行人口统计，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弹，就是因为在汉代，人口核查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发展，户口典章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每年农历八月，各郡、县都要核对户籍，进行人口统计。
金良重视人口，是因为人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富国”、“强兵”都离不开人力资源，所以必须掌握本国的人口状况。
以前的刘汉朝廷之所以年年搞人口核查，跟当时赋税与徭役制度是分不开。金良当政之前，直接以纳税人为课征对象的“人头税”曾经是刘汉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此外，百姓还须无偿承担各种徭役，在这种赋役制度下，人口核查就成为政府财政、税收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汉代课征的“人头税”主要有“口赋”与“算赋”。“口赋”是对七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征收的一种税，每人每年缴纳二十钱，作为皇室收入。当时，为了推行国家的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算赋对商人、十五岁至三十岁的未婚女子、以及奴婢均有加重征收的规定；对孕妇、产妇、以及有年过八旬老人的家庭则有免征规定。此外，汉代规定百姓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均有服徭役的义务，徭役的种类主要包括道：适龄男丁一生中须到国都服兵役一年，称为“正卒”；到边塞戍守一年，称为“戍卒”；每年在所在郡县服劳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不能服徭役者，须缴纳代役金，称为“更赋”。
在这种赋役制度之下，人口的数量、性别、年龄、职业、社会身份以及婚姻、生育等情况直接关系到“人头税”的征收和徭役的征派，只有准确掌握人口动态信息才能确定百姓应承担的赋役义务和应享受的税收政策，人口核查成为实施这种赋役制度的前提条件。
《汉书萧何传》记载，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先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图书收缴上来了，所以刘邦知道此时的人口已由原3000万降到1300万左右。
西汉末年，战乱和天灾使人口从6000万降至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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