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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样一条江中，走出了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这样一大批民族精英。中国文化发祥于水，而水声，又变成了中华文化最好的质感音符。
返朴归真的传统写作已经被所谓的青年们日益遗忘。现在的一群群红头绿羽的“青春偶像”派作家正在追赶着文字的“时尚”流泪颓废忧郁敏感这种消逝很多年最后被人称为是笑柄的文学素材如今却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我清楚的记得，在三年前我出席一个文学论坛的时候，台上是某杂志社的编辑做自我介绍，他自称自己“忧郁，阳光”台下立刻爆发出一阵阵揶揄的笑声。而现在这种作者却是青年们追逐的偶像和媒体面前的红人。他们的触角涉已经及到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这些人究竟能否在中国文化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很难说，或许时间会为我们证明这一切。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在青年作者泛滥的今天，我更向往韩寒的那个时代，毕竟他的文字触及了社会和人生的本质问题。而我，在此只能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如是而已。
“八十后”这个话题，我是不愿意多说的，但又无法避免。其实我更不愿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在此书付梓之前，某位八十后作家的抄袭事件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继而不久，又传出另一位正在读大学的八十后某作家捏造名家书评的事件。这两件事情彻底将八十后这个词语塞入了贬义词的范围之中，引起了国内学术界、舆论界、文学界、评论界的一致否定。我敢断言，之所以会在八十后的文坛上出现这种拙劣的低级错误，并不是某一个作者的初衷，而是整个环境使之然也。这一切正如彼得格拉克所言，环境造就人，也能否定人。但是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八十后”这个提法，却是荒谬的，更是在文学理论上站不住脚的。而我所欣赏的，更是“青年作者”这种提法，因为，它将年龄模糊化了。
文坛分派别自古始之然也，无论是豪放婉约的宋词还是边塞田园的唐诗，即使到了千年之后公安桐城的散文这些也都无可厚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判别区分的方式应该是本质，如果年代和岁数成了判别文字风格的主要条件，那岂不是刻意降低了文字的思想性和最初始的水准？
( 给八十年代买单结帐
见于2004年8月中国图书商报)
事关青年作者的一切，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了我如上的观点，我的观点或许有些偏激，但是在此我想借用韩寒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观点偏激总比没有观点好。
窃以为此言并非无理。
四
我目前所从事的专业就是汉语言文学。每一个从事这个专业的人都会有一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其实在科学的严谨性和真实性面前，没有彼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享受同样的待遇。
文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其严谨性丝毫不逊色于物理学和数学。任何一本影响世界的惊鸿之作都会如同自然科学里面的突破一样声名远播。在所有读书人的眼里，高尔基和爱因斯坦一样重要，并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
既然是科学，那就必须要用严谨的姿态去对待，不管整个社会怎么去对待这一门科学。自己走的路自己就必须坚持，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在这样一个媒体资讯的年代里，能够不随风不逐流就已经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在我还没有走上专业创作的时候，社会学家刘吉老师就勉励我“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不求出几本畅销书，做泡沫名人”当时没有涉足这个领域，丝毫不知个中三味。而今稍有涉猎，方才知晓刘先生语句的先见之明和悉心诚恳，这一切如人饮水，冷暖自之。
我之所以选择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考察，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我执著的认定了一点，那就是中国文化所出现的问题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也是我近年来作演讲时多次提到的主题之一。中国文化在中世纪有着让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自从产业革命特别是托拉斯出现之后，东方文化却出现了一系列的断层、消解和解构。
本世纪出现的斯坦尼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罗兰巴特的符号学、胡果巴尔的意象学、德里达的叙述学、詹明信的后现代理论让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大崩塌。敏锐的文化学者余英时先生在海外大声疾呼要“文史结构重建”继而国内的学者也在大声呼喊“我们患上了失语症”其实，不管怎么呼喊，都不能从本质上解救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所遭遇的困境。
说到底，这一切是我们自己学术体系进化的结果。最传统的“儒”学所讲求的学术精义和后来湖湘学派、章黄学派所讲求的学术精义已经出现了天壤之别，这种天壤之别，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退化。作为人文科学，它的可阐释性的角度越来越小，这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力就越来越弱。
我曾经就这种问题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自惭的结论和方法。在一次会议上，我曾就此问题询问了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胡军教授，胡教授一针见血的告诉我，那是因为人文科学具备多种阐释性。
我经过思考和三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写下这篇学术报告。报告草就后，承蒙学术界诸前辈不弃，不但将拙作全文刊发，并且授予我一个小的奖项。论文有一个章节，虽然现在感觉稚嫩、可笑，但是一旦拿出，仍觉得让人警醒——
要想解决失语症，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完全解构目前中国的文史结构，从传统的文史结构和西方文史结构冲撞中重新探询属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方式。经过两种不同文史结构的碰撞，这种新的话语体系无疑肯定是会出现的，至于出现的时间，则是早晚的问题。而这种新的话语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本”而并不存在中西之说。要想建立这种话语体系，毫无疑问就要从根本上树立新的文史结构，打破传统的僵局和西方的霸权文化。而这种文史结构的树立，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
(见于中国信息界2005年第7期)
如有不当，敬请指正。
五
这本文化散文大国小城完稿于我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和第二个暑假。在这两个暑假里，我感觉到了一种繁忙，而不是以前暑假里的碌碌而忙。或许在成稿之后还存在大量的疏忽和纰漏，这一切我相信都不会是基于我的初衷。
到了序言的最后，我必须对这本书的关心者表示由衷的谢意。首先是我的父亲——一个医生。他对于我的考察旅游是全程陪同。我坚信一点，医生能创造出让世界为之震撼的奇迹，比如说渡边淳一、比如说鲁迅、比如说哈维。这些人用医生特有的睿智，洞察了世间的一切。
前辈作家陈应松先生是我的导师。从我刚刚开始创作到现在。应松先生一直是我的引路人。他不但在学问上对我的思想予以提点，更是在写作上对我关心有加。在她每一篇闪耀着人文光泽的著作里，都渗透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和语言极端热爱。
前辈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何开四先生对我的关心一直会让我铭记在心。我和何先生至今只有过一次见面。然而从我开始创作直到出版何先生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但在媒体面前对我大加赞扬，并且在茅盾文学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两次间隔中为我的书拨冗撰写书评，让我感动莫名。
另一位前辈作家邱华栋先生和前辈评论家胡翔先生不但闻名于中国文坛，更是中国文学期刊界的领军人物。青年文学和长江文艺也是我最钟爱的文学刊物。在本书付梓之前，两位前辈老师对我的关心使我极为感动。
说到这里，我必须感谢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伟大，并不完全在于他在学术领域上里程碑一般的卓越贡献，而是在于他对于后辈学者、晚辈作者的关爱。他就是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地理学家周一星先生。周先生不但执亚洲城市地理研究之牛耳，更是一位真正的谦和君子。
在我第一次和周先生通电话的时候，他和蔼亲切的声音消除了我和他之间那种传统的隔阂。先生在我请求之后为我拨冗写下数百字的回信，他用学者敏锐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将我的文字从学理上予以了让评论界都击节叫好的评价。
最后还要感谢中华散文、安徽文学、散文诗、散文选刊、游遍天下等刊物的编辑慧眼抬举我的拙作，得以在这些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并且获得评论界的好评。更要感谢天府文学奖评委会的前辈评委们——傅恒，意西泽仁、何开四这些在中国文坛享有崇高地位的前辈大师们，他们能够拨冗指教我那并不成熟的拙作，并把四川省最具权威的天府文学奖颁发与我，的确让我愧不敢当。
在经过这些感谢之后，我突然想到了梁晓声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文坛上成功的人，都是无数双手温暖的托起的。这句话是一位作家的真实心得，也是我这个青年作者所必须要牢记的。
其实，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最后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读者，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有资格称其为作者。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师生关系？读写相宜，与教学相长并无二异。文学是一门苦心经营的学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特别是写书，这样一个繁重浩大的工程，对于我来说，惟有两句对联方能概括，这个对联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书法家张复卿老先生在我第一本书付梓之后赠给我的墨宝。张老已经年逾七旬，解放前曾在湖北省黄冈高等学堂就读，其父亲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老先生是名副其实学富五车、通古博今的老学者。这副对联其实很简单，一共只有十个字，但是足以让所有真正的读书人引以为铭：
书里乾坤大
笔中岁月长。
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韩晗 二零零四年八月初稿于湖北寓所
二零零五年七月再稿于长沙解放西路苏荷酒吧
二零零五年八月完稿于上海漕宝路
二零零五年十月定稿于成都双流
是在这样一条江中，走出了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这样一大批民族精英。中国文化发祥于水，而水声，又变成了中华文化最好的质感音符。
返朴归真的传统写作已经被所谓的青年们日益遗忘。现在的一群群红头绿羽的“青春偶像”派作家正在追赶着文字的“时尚”流泪颓废忧郁敏感这种消逝很多年最后被人称为是笑柄的文学素材如今却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我清楚的记得，在三年前我出席一个文学论坛的时候，台上是某杂志社的编辑做自我介绍，他自称自己“忧郁，阳光”台下立刻爆发出一阵阵揶揄的笑声。而现在这种作者却是青年们追逐的偶像和媒体面前的红人。他们的触角涉已经及到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这些人究竟能否在中国文化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很难说，或许时间会为我们证明这一切。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在青年作者泛滥的今天，我更向往韩寒的那个时代，毕竟他的文字触及了社会和人生的本质问题。而我，在此只能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如是而已。
“八十后”这个话题，我是不愿意多说的，但又无法避免。其实我更不愿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在此书付梓之前，某位八十后作家的抄袭事件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继而不久，又传出另一位正在读大学的八十后某作家捏造名家书评的事件。这两件事情彻底将八十后这个词语塞入了贬义词的范围之中，引起了国内学术界、舆论界、文学界、评论界的一致否定。我敢断言，之所以会在八十后的文坛上出现这种拙劣的低级错误，并不是某一个作者的初衷，而是整个环境使之然也。这一切正如彼得格拉克所言，环境造就人，也能否定人。但是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八十后”这个提法，却是荒谬的，更是在文学理论上站不住脚的。而我所欣赏的，更是“青年作者”这种提法，因为，它将年龄模糊化了。
文坛分派别自古始之然也，无论是豪放婉约的宋词还是边塞田园的唐诗，即使到了千年之后公安桐城的散文这些也都无可厚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判别区分的方式应该是本质，如果年代和岁数成了判别文字风格的主要条件，那岂不是刻意降低了文字的思想性和最初始的水准？
( 给八十年代买单结帐
见于2004年8月中国图书商报)
事关青年作者的一切，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了我如上的观点，我的观点或许有些偏激，但是在此我想借用韩寒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观点偏激总比没有观点好。
窃以为此言并非无理。
四
我目前所从事的专业就是汉语言文学。每一个从事这个专业的人都会有一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其实在科学的严谨性和真实性面前，没有彼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享受同样的待遇。
文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其严谨性丝毫不逊色于物理学和数学。任何一本影响世界的惊鸿之作都会如同自然科学里面的突破一样声名远播。在所有读书人的眼里，高尔基和爱因斯坦一样重要，并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
既然是科学，那就必须要用严谨的姿态去对待，不管整个社会怎么去对待这一门科学。自己走的路自己就必须坚持，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在这样一个媒体资讯的年代里，能够不随风不逐流就已经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在我还没有走上专业创作的时候，社会学家刘吉老师就勉励我“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不求出几本畅销书，做泡沫名人”当时没有涉足这个领域，丝毫不知个中三味。而今稍有涉猎，方才知晓刘先生语句的先见之明和悉心诚恳，这一切如人饮水，冷暖自之。
我之所以选择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考察，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我执著的认定了一点，那就是中国文化所出现的问题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也是我近年来作演讲时多次提到的主题之一。中国文化在中世纪有着让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自从产业革命特别是托拉斯出现之后，东方文化却出现了一系列的断层、消解和解构。
本世纪出现的斯坦尼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罗兰巴特的符号学、胡果巴尔的意象学、德里达的叙述学、詹明信的后现代理论让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大崩塌。敏锐的文化学者余英时先生在海外大声疾呼要“文史结构重建”继而国内的学者也在大声呼喊“我们患上了失语症”其实，不管怎么呼喊，都不能从本质上解救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所遭遇的困境。
说到底，这一切是我们自己学术体系进化的结果。最传统的“儒”学所讲求的学术精义和后来湖湘学派、章黄学派所讲求的学术精义已经出现了天壤之别，这种天壤之别，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退化。作为人文科学，它的可阐释性的角度越来越小，这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力就越来越弱。
我曾经就这种问题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自惭的结论和方法。在一次会议上，我曾就此问题询问了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胡军教授，胡教授一针见血的告诉我，那是因为人文科学具备多种阐释性。
我经过思考和三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写下这篇学术报告。报告草就后，承蒙学术界诸前辈不弃，不但将拙作全文刊发，并且授予我一个小的奖项。论文有一个章节，虽然现在感觉稚嫩、可笑，但是一旦拿出，仍觉得让人警醒——
要想解决失语症，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完全解构目前中国的文史结构，从传统的文史结构和西方文史结构冲撞中重新探询属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方式。经过两种不同文史结构的碰撞，这种新的话语体系无疑肯定是会出现的，至于出现的时间，则是早晚的问题。而这种新的话语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本”而并不存在中西之说。要想建立这种话语体系，毫无疑问就要从根本上树立新的文史结构，打破传统的僵局和西方的霸权文化。而这种文史结构的树立，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
(见于中国信息界2005年第7期)
如有不当，敬请指正。
五
这本文化散文大国小城完稿于我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和第二个暑假。在这两个暑假里，我感觉到了一种繁忙，而不是以前暑假里的碌碌而忙。或许在成稿之后还存在大量的疏忽和纰漏，这一切我相信都不会是基于我的初衷。
到了序言的最后，我必须对这本书的关心者表示由衷的谢意。首先是我的父亲——一个医生。他对于我的考察旅游是全程陪同。我坚信一点，医生能创造出让世界为之震撼的奇迹，比如说渡边淳一、比如说鲁迅、比如说哈维。这些人用医生特有的睿智，洞察了世间的一切。
前辈作家陈应松先生是我的导师。从我刚刚开始创作到现在。应松先生一直是我的引路人。他不但在学问上对我的思想予以提点，更是在写作上对我关心有加。在她每一篇闪耀着人文光泽的著作里，都渗透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和语言极端热爱。
前辈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何开四先生对我的关心一直会让我铭记在心。我和何先生至今只有过一次见面。然而从我开始创作直到出版何先生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但在媒体面前对我大加赞扬，并且在茅盾文学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两次间隔中为我的书拨冗撰写书评，让我感动莫名。
另一位前辈作家邱华栋先生和前辈评论家胡翔先生不但闻名于中国文坛，更是中国文学期刊界的领军人物。青年文学和长江文艺也是我最钟爱的文学刊物。在本书付梓之前，两位前辈老师对我的关心使我极为感动。
说到这里，我必须感谢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伟大，并不完全在于他在学术领域上里程碑一般的卓越贡献，而是在于他对于后辈学者、晚辈作者的关爱。他就是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地理学家周一星先生。周先生不但执亚洲城市地理研究之牛耳，更是一位真正的谦和君子。
在我第一次和周先生通电话的时候，他和蔼亲切的声音消除了我和他之间那种传统的隔阂。先生在我请求之后为我拨冗写下数百字的回信，他用学者敏锐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将我的文字从学理上予以了让评论界都击节叫好的评价。
最后还要感谢中华散文、安徽文学、散文诗、散文选刊、游遍天下等刊物的编辑慧眼抬举我的拙作，得以在这些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并且获得评论界的好评。更要感谢天府文学奖评委会的前辈评委们——傅恒，意西泽仁、何开四这些在中国文坛享有崇高地位的前辈大师们，他们能够拨冗指教我那并不成熟的拙作，并把四川省最具权威的天府文学奖颁发与我，的确让我愧不敢当。
在经过这些感谢之后，我突然想到了梁晓声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文坛上成功的人，都是无数双手温暖的托起的。这句话是一位作家的真实心得，也是我这个青年作者所必须要牢记的。
其实，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最后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读者，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有资格称其为作者。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师生关系？读写相宜，与教学相长并无二异。文学是一门苦心经营的学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特别是写书，这样一个繁重浩大的工程，对于我来说，惟有两句对联方能概括，这个对联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书法家张复卿老先生在我第一本书付梓之后赠给我的墨宝。张老已经年逾七旬，解放前曾在湖北省黄冈高等学堂就读，其父亲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老先生是名副其实学富五车、通古博今的老学者。这副对联其实很简单，一共只有十个字，但是足以让所有真正的读书人引以为铭：
书里乾坤大
笔中岁月长。
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韩晗 二零零四年八月初稿于湖北寓所
二零零五年七月再稿于长沙解放西路苏荷酒吧
二零零五年八月完稿于上海漕宝路
二零零五年十月定稿于成都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