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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王成两口子怎么可能安心回家干等着，他们早就听说红旗街在不长时间内连续丢了好几个孩子的事，担心女儿会和那些孩子一样，就此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又担心派出所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搜寻动作，便在邻居的帮助下，连夜找到其他丢孩子的家长，提议几家联合起来，到市政府投诉公安局。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一行人来到政府办公大楼正门口嚷着要见市长，守卫人员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到信访办去反映，但他们不肯，便硬要往里闯，结果与守卫人员起了冲突，正好市长车队经过，市长下车了解了具体情况，当即指示秘书把电话挂到市公安局，责令市公安局方面马上接手案件。孩子的事是大事，市长强调无论手上有什么案子都要先放下，集中警力一定要把孩子找到。
市里把电话打到市局局长办公室，局长在分局开会，是秘书接的电话，这便有了刚刚秘书冒冒失失闯进会场的那一幕。
局长一番命令之后，迅速撤离会场，叶曦和韩印以及胡智国紧随其后。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他们便从分局赶到市局，十几位失踪孩子的双亲已经等在市局会议室。
局长也是老资格刑侦人员出身，他心里很清楚，年龄由9岁跨度到16岁的儿童失踪案件，绝不是惯常意义上的拐卖儿童那么简单，很有可能在红旗街道隐藏着一名连环虐杀儿童的杀手。而如今距离首起案件，跨度差不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前几个孩子也许已惨遭不幸，目前最紧要的就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案子破获，赶得及也许昨天下午失踪的孩子还有活命的机会。
来到市局会议室，顾不得寒暄，局长便招呼孩子家长赶紧将各自孩子的失踪情况，逐一详细地介绍一遍。
所有失踪的孩子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最早失踪的是个女孩，叫刘小花，9岁，就读于本市第三小学二年级，于2011年3月16日15点左右离开学校后失踪。女孩父母在一家家具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北的棚户区。
2号失踪孩子，男孩，12岁，就读于本市东街小学，于2011年10月22日中午12点左右离开家后失踪，失踪时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孩子父母在木材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3号失踪孩子，男孩，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11日上午9点左右送弟弟去幼儿园后一直未归。他的父母是油漆工，全家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4号失踪孩子，男孩，16岁，就读于东街中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31日13点左右，在向家人说“我出去玩一会儿”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他随母亲在本地投奔亲戚，居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南一家叫作“朋友”的网吧附近。
5号失踪孩子，男孩，年龄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2年1月7日早晨7点左右，离开家里去附近网吧玩一直未归。他与父母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最后一位失踪的是个女孩，叫王虹，年龄16岁，就读于西街中学二年级，于昨日下午4点放学后失踪。据女孩父母说：他们夫妻在红旗西街做生意好多年了，租住在西街市场附近的棚户区。他们先前一直把孩子寄养在老家的外婆家，直到年初外婆去世才把小孩接过来一起生活。不过孩子原来长年生活在偏僻农村，营养跟不上，所以长得特别瘦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两三岁，而且初到大城市，思想特别单纯，怕她学习跟不上，父母便让她留了一年的级，所以现在还在读初二。
……家长们还激愤地反映：首起孩子失踪，红旗街道派出所接到报案，经过一系列寻找无果后，案子便一直悬着，没有对家属有任何交代。而2号、3号、4号、5号失踪案件，经过了解，几个失踪的孩子都喜欢上网和打游戏，由此派出所和分局刑警队方面认定，几个男孩可能因沉迷网络自愿离家出走或者是去外地见网友了，故只简单备了个案，便让孩子家长回去等消息。而最后失踪的王虹，由于失踪还未到24小时，故也不予立案。
这是明显的失职行为，几位家长讲述过后，局长代表市局向各位家长真诚致歉，并表示一定会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严肃处理，承诺立即部署警力对案件展开调查。又经过再三安抚之后，局长安排专车将几位家长送回各自家中等待消息。韩印本想提议将王虹的父母单独留下问话，可又担心其他家长有想法，便暂时作罢。
与此同时，技术科送来红旗街道区域地图，将与案件有关的各个方位都标记清楚，另外，南陵分局刑警队方面的负责人以及红旗街道派出所所长，已被勒令以最快速度赶到市局。
孩子家长被送走不久，两位负责人便赶到了。他们俩此时已经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都低着头，喘着粗气，唯唯诺诺地站在会议室门口等着挨批。
局长暴跳如雷，指着桌上的案情记录，咆哮着说：“原本这些东西应该由你们来告诉我，结果现在是人家失踪者家属亲自找上门来，还闹到了市委，我看你们身上这身‘皮’是穿够了！”
“其实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所长忍不住为派出所方面辩解，“每次接到报案，所里都会派出一定的警力协助查找，就拿昨天的案子来说，虽然不够立案条件，所里也出动了值班民警帮着找了大半夜。”
“是是是，红旗街道的情况我也有些了解。那里聚集的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很大，各个家庭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孩子离家出走、跑出去玩几天又回来的事真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一直都没往恶性案件方面去想。”分局刑警队负责人接下所长的话，为自己这方开脱着。
“你们没往那方面想？结果呢？到底是你们没敢想，还是懒得想？先不跟你们废话了，等案子完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局长瞪着眼睛说，“说说吧，你们都掌握什么情况？”
所长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吐出口气说：“我们了解到，除最早的和刚刚失踪的女孩，其余的孩子都经常出入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附近的两家网吧和游戏厅。我们去那儿调查过，有些人对那几个孩子有点印象，说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去玩的，没看见和什么人一起，至于失踪当日，没有人注意他们去没去网吧和游戏厅。”所长顿了顿，接着说，“整个红旗街道区域的树林、湖泊、公园等隐蔽的地方我们昨夜都找过了，还未发现最近失踪的女孩尸体，今天早上也无此类报案。”
“您肯定昨晚失踪的女孩从不上网吧和游戏厅玩吗？”韩印突然插话问道。
所长对韩印不熟悉，他瞄了一眼局长，又使劲瞅了瞅韩印，好像有点不太爱搭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这张生面孔，叶曦看在眼里赶忙介绍韩印的身份，所长这才端正了态度说：“对。他父母说孩子从来不上网，而且昨晚我们也拿着那女孩的照片到东街和西街几个网吧和游戏厅问过了，包括老板和一些常客都表示从来没看到女孩去过。”
“区域内有过猥亵、偷窥、性骚扰的报案吗？”韩印接着问。
“有过几起，都是轻微的，嫌疑人拘留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不过针对孩子的从没出现过。”所长回答了韩印的问题，又冲着局长补充说，“对了，还有个情况。第二个孩子失踪后的第三天，孩子父母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是他绑架了孩子，让他们准备一万块钱，在当天傍晚放到孩子上学的学校门口的垃圾箱里。我们获取了这个信息，在交赎金的地点布置了警力，但并没有人来取钱。至于那个电话，我们查到是从火车站一个公用电话中打出的。”
听了所长的介绍，韩印低头思索了一阵，对所长说：“能不能麻烦您把区域内性骚扰案件的嫌疑人名单整理一份给我，还有前科犯名单也麻烦您给我一份？”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安排人整理。”所长跟着又强调一句，“不过前科犯名单可能不会全面，红旗街外来人口流动非常大，外地前科犯的信息很难落实。”
“那就尽量整理吧！”局长憋着气说。
在对各方信息有了充分了解之后，局长综合在座几位的建议做出如下部署：
1.立即在女孩日常活动区域展开调查，争取能够确定女孩失踪的地点。
2.寻找可能存在的目击证人。
3.围绕全区进行地毯式排查，重点以出租屋和单独居住的居民为主。
4.逐一排查区域内有过性骚扰记录的嫌疑人以及前科人员。
第七章猥亵少女
按照局长的指示，各方警力迅速展开行动，叶曦驱车载着韩印先实地考察了案情当中提到的一些方位，接着便赶往最后失踪的小女孩家。当然这是韩印要求的，他需要更多了解王虹的情况，因为在他的分析中，更倾向于最后这起失踪案是一起独立案件，与前面五起案件无关。
叶曦问韩印判断的依据，韩印的解释是：其一就目前的案情看，第二起至第五起案件中失踪的孩子，很可能都是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附近的网吧和游戏厅中被诱拐的，表明那个区域是凶手熟悉的，对他来说是比较舒适的作案区域。另外也体现他诱拐目标的标准，主要集中在沉迷网络和游戏的一部分孩子身上，可能是他和这部分孩子比较易交流，也易于诱惑。而最后是失踪的女孩，她既不上网吧和玩游戏，日常活动的区域也主要是在红旗西街她就读的学校和居住地之间，地图上显示这个区域距离凶手作案舒适区域有一公里左右。凶手在自己熟悉的区域接连作案，屡屡得手却从未被警察逮到，所以他是不会轻易离开这个区域作案的。
其二，2号至5号案件中，凶手作案的时间是集中在周六和周日这两天，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对他来说可选择的空间更大，符合他标准的目标比较容易找到。而昨天是周四，与他习惯的作案时间并不相符。
其三，被害人性别不符。凶手在2号到5号连续四起作案中选择的被害人都是男孩，这意味着男性孩童才是他想要的。韩印解释到这里的时候，叶曦立即提出质疑，凶手首起作案选择的目标也是女孩，这又怎么解释？其实这并不难解释，在某些连环杀人案中，凶手首起作案的目标大多是“机遇型”的，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本案中，很可能那个时候，凶手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他对小女孩施以暴力之后，发现感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所以他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把目标转移到男孩身上，事实也表明他在男孩身上得到了... -->>
这王成两口子怎么可能安心回家干等着，他们早就听说红旗街在不长时间内连续丢了好几个孩子的事，担心女儿会和那些孩子一样，就此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又担心派出所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搜寻动作，便在邻居的帮助下，连夜找到其他丢孩子的家长，提议几家联合起来，到市政府投诉公安局。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一行人来到政府办公大楼正门口嚷着要见市长，守卫人员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到信访办去反映，但他们不肯，便硬要往里闯，结果与守卫人员起了冲突，正好市长车队经过，市长下车了解了具体情况，当即指示秘书把电话挂到市公安局，责令市公安局方面马上接手案件。孩子的事是大事，市长强调无论手上有什么案子都要先放下，集中警力一定要把孩子找到。
市里把电话打到市局局长办公室，局长在分局开会，是秘书接的电话，这便有了刚刚秘书冒冒失失闯进会场的那一幕。
局长一番命令之后，迅速撤离会场，叶曦和韩印以及胡智国紧随其后。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他们便从分局赶到市局，十几位失踪孩子的双亲已经等在市局会议室。
局长也是老资格刑侦人员出身，他心里很清楚，年龄由9岁跨度到16岁的儿童失踪案件，绝不是惯常意义上的拐卖儿童那么简单，很有可能在红旗街道隐藏着一名连环虐杀儿童的杀手。而如今距离首起案件，跨度差不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前几个孩子也许已惨遭不幸，目前最紧要的就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案子破获，赶得及也许昨天下午失踪的孩子还有活命的机会。
来到市局会议室，顾不得寒暄，局长便招呼孩子家长赶紧将各自孩子的失踪情况，逐一详细地介绍一遍。
所有失踪的孩子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最早失踪的是个女孩，叫刘小花，9岁，就读于本市第三小学二年级，于2011年3月16日15点左右离开学校后失踪。女孩父母在一家家具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北的棚户区。
2号失踪孩子，男孩，12岁，就读于本市东街小学，于2011年10月22日中午12点左右离开家后失踪，失踪时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孩子父母在木材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3号失踪孩子，男孩，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11日上午9点左右送弟弟去幼儿园后一直未归。他的父母是油漆工，全家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4号失踪孩子，男孩，16岁，就读于东街中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31日13点左右，在向家人说“我出去玩一会儿”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他随母亲在本地投奔亲戚，居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南一家叫作“朋友”的网吧附近。
5号失踪孩子，男孩，年龄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2年1月7日早晨7点左右，离开家里去附近网吧玩一直未归。他与父母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最后一位失踪的是个女孩，叫王虹，年龄16岁，就读于西街中学二年级，于昨日下午4点放学后失踪。据女孩父母说：他们夫妻在红旗西街做生意好多年了，租住在西街市场附近的棚户区。他们先前一直把孩子寄养在老家的外婆家，直到年初外婆去世才把小孩接过来一起生活。不过孩子原来长年生活在偏僻农村，营养跟不上，所以长得特别瘦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两三岁，而且初到大城市，思想特别单纯，怕她学习跟不上，父母便让她留了一年的级，所以现在还在读初二。
……家长们还激愤地反映：首起孩子失踪，红旗街道派出所接到报案，经过一系列寻找无果后，案子便一直悬着，没有对家属有任何交代。而2号、3号、4号、5号失踪案件，经过了解，几个失踪的孩子都喜欢上网和打游戏，由此派出所和分局刑警队方面认定，几个男孩可能因沉迷网络自愿离家出走或者是去外地见网友了，故只简单备了个案，便让孩子家长回去等消息。而最后失踪的王虹，由于失踪还未到24小时，故也不予立案。
这是明显的失职行为，几位家长讲述过后，局长代表市局向各位家长真诚致歉，并表示一定会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严肃处理，承诺立即部署警力对案件展开调查。又经过再三安抚之后，局长安排专车将几位家长送回各自家中等待消息。韩印本想提议将王虹的父母单独留下问话，可又担心其他家长有想法，便暂时作罢。
与此同时，技术科送来红旗街道区域地图，将与案件有关的各个方位都标记清楚，另外，南陵分局刑警队方面的负责人以及红旗街道派出所所长，已被勒令以最快速度赶到市局。
孩子家长被送走不久，两位负责人便赶到了。他们俩此时已经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都低着头，喘着粗气，唯唯诺诺地站在会议室门口等着挨批。
局长暴跳如雷，指着桌上的案情记录，咆哮着说：“原本这些东西应该由你们来告诉我，结果现在是人家失踪者家属亲自找上门来，还闹到了市委，我看你们身上这身‘皮’是穿够了！”
“其实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所长忍不住为派出所方面辩解，“每次接到报案，所里都会派出一定的警力协助查找，就拿昨天的案子来说，虽然不够立案条件，所里也出动了值班民警帮着找了大半夜。”
“是是是，红旗街道的情况我也有些了解。那里聚集的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很大，各个家庭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孩子离家出走、跑出去玩几天又回来的事真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一直都没往恶性案件方面去想。”分局刑警队负责人接下所长的话，为自己这方开脱着。
“你们没往那方面想？结果呢？到底是你们没敢想，还是懒得想？先不跟你们废话了，等案子完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局长瞪着眼睛说，“说说吧，你们都掌握什么情况？”
所长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吐出口气说：“我们了解到，除最早的和刚刚失踪的女孩，其余的孩子都经常出入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附近的两家网吧和游戏厅。我们去那儿调查过，有些人对那几个孩子有点印象，说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去玩的，没看见和什么人一起，至于失踪当日，没有人注意他们去没去网吧和游戏厅。”所长顿了顿，接着说，“整个红旗街道区域的树林、湖泊、公园等隐蔽的地方我们昨夜都找过了，还未发现最近失踪的女孩尸体，今天早上也无此类报案。”
“您肯定昨晚失踪的女孩从不上网吧和游戏厅玩吗？”韩印突然插话问道。
所长对韩印不熟悉，他瞄了一眼局长，又使劲瞅了瞅韩印，好像有点不太爱搭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这张生面孔，叶曦看在眼里赶忙介绍韩印的身份，所长这才端正了态度说：“对。他父母说孩子从来不上网，而且昨晚我们也拿着那女孩的照片到东街和西街几个网吧和游戏厅问过了，包括老板和一些常客都表示从来没看到女孩去过。”
“区域内有过猥亵、偷窥、性骚扰的报案吗？”韩印接着问。
“有过几起，都是轻微的，嫌疑人拘留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不过针对孩子的从没出现过。”所长回答了韩印的问题，又冲着局长补充说，“对了，还有个情况。第二个孩子失踪后的第三天，孩子父母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是他绑架了孩子，让他们准备一万块钱，在当天傍晚放到孩子上学的学校门口的垃圾箱里。我们获取了这个信息，在交赎金的地点布置了警力，但并没有人来取钱。至于那个电话，我们查到是从火车站一个公用电话中打出的。”
听了所长的介绍，韩印低头思索了一阵，对所长说：“能不能麻烦您把区域内性骚扰案件的嫌疑人名单整理一份给我，还有前科犯名单也麻烦您给我一份？”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安排人整理。”所长跟着又强调一句，“不过前科犯名单可能不会全面，红旗街外来人口流动非常大，外地前科犯的信息很难落实。”
“那就尽量整理吧！”局长憋着气说。
在对各方信息有了充分了解之后，局长综合在座几位的建议做出如下部署：
1.立即在女孩日常活动区域展开调查，争取能够确定女孩失踪的地点。
2.寻找可能存在的目击证人。
3.围绕全区进行地毯式排查，重点以出租屋和单独居住的居民为主。
4.逐一排查区域内有过性骚扰记录的嫌疑人以及前科人员。
第七章猥亵少女
按照局长的指示，各方警力迅速展开行动，叶曦驱车载着韩印先实地考察了案情当中提到的一些方位，接着便赶往最后失踪的小女孩家。当然这是韩印要求的，他需要更多了解王虹的情况，因为在他的分析中，更倾向于最后这起失踪案是一起独立案件，与前面五起案件无关。
叶曦问韩印判断的依据，韩印的解释是：其一就目前的案情看，第二起至第五起案件中失踪的孩子，很可能都是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附近的网吧和游戏厅中被诱拐的，表明那个区域是凶手熟悉的，对他来说是比较舒适的作案区域。另外也体现他诱拐目标的标准，主要集中在沉迷网络和游戏的一部分孩子身上，可能是他和这部分孩子比较易交流，也易于诱惑。而最后是失踪的女孩，她既不上网吧和玩游戏，日常活动的区域也主要是在红旗西街她就读的学校和居住地之间，地图上显示这个区域距离凶手作案舒适区域有一公里左右。凶手在自己熟悉的区域接连作案，屡屡得手却从未被警察逮到，所以他是不会轻易离开这个区域作案的。
其二，2号至5号案件中，凶手作案的时间是集中在周六和周日这两天，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对他来说可选择的空间更大，符合他标准的目标比较容易找到。而昨天是周四，与他习惯的作案时间并不相符。
其三，被害人性别不符。凶手在2号到5号连续四起作案中选择的被害人都是男孩，这意味着男性孩童才是他想要的。韩印解释到这里的时候，叶曦立即提出质疑，凶手首起作案选择的目标也是女孩，这又怎么解释？其实这并不难解释，在某些连环杀人案中，凶手首起作案的目标大多是“机遇型”的，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本案中，很可能那个时候，凶手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他对小女孩施以暴力之后，发现感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所以他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把目标转移到男孩身上，事实也表明他在男孩身上得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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