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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宣宗出家的寺院，有河南淅川香严寺、浙江海宁安国寺两说。香严寺传说称，宣宗在该寺出家七年，当是夸张；如果其真的出家云游，按诸笔记所载，多称其游历江表，在浙江海宁安国寺出家的可能性更大。宋代笔记中多有此记载。但在武宗会昌末年，他应该返回了长安。因为会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病危，这一天他被宦官拥立为皇太叔，即在此之前已恢复亲王身份。
武宗没儿子，在其将死时，宦官们商量着立个好摆布的人为帝。这是他们选择宣宗的原因。但继位后宣宗出色的施政手腕使宦官和大臣瞠目结舌。
宣宗早年信佛，晚年信道，同时又亲近儒士，常常与大臣讨论问题。他爱惜人才，常于殿柱上题写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名字。他与大臣的关系非常和谐，每有大臣外出，他总会写诗赠送。在接见臣子前，总是更衣洗手，整理装容。他处理政务夜以继日，从不懈怠。若有奏章涉及朋党，他会偷偷焚烧掉。
宣宗十分勤俭。
在唐朝，后宫生活中有一个习惯，皇帝与妃子同房时，必用龙脑香、郁金香点缀地面，宣宗废除了这一淫逸的习惯。他所穿的龙袍，往往是洗过多次的；每天的餐饭，也不过三四个菜。有一天，皇后患病，召御医上汤药，及治愈，宣宗从自己的袖子里取出几两金子，塞给御医，说：“不要让内官得知，若知道了，恐怕会有谏官上疏呀。”皇帝拿自己的私房钱感谢医生，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为谏官所阻，惶恐中道出其可爱的形象。
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发脾气。
有位官员叫孟弘微，很自大，有一次，宣宗与大臣议事，孟插嘴：“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陛下您怎么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呢？为什么不因我出色的文字才华而叫我当翰林学士？宣宗怒道：“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皇帝说，你谁啊？我耳朵冷，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转天，宣宗对宰相说：“此人太过狂妄，随便就要当翰林学士，想得太容易了吧！”
宣宗勤政，事必躬亲，明察秋毫。
在那个时代，宣宗确实想为这庞大的帝国做些事，扭转一下帝国大厦的颓势，哪怕延缓一下它倒塌的速度也好。可暮色已至。在他做皇帝的第十个年头，一个诗人踏上长安城南的乐游原，写下同名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回望长安，看到它浸于一片灿烂而诡谲的晚霞中。
大中十三年间，可谓唐朝最后一抹辉煌。
这是帝国的庞大暮色，也是宣宗自己生命的暮色。因为在大中末年，那些不男不女的习惯性弑君的阴影再一次在窃窃私语中覆盖了大唐皇帝。
前面我们说过，宣宗继位后就开始追查害死父亲宪宗的宦官阴谋集团。宪宗被宦官王守澄、陈弘志谋弑时，宣宗只有十多岁，但此事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宪宗死后，很多涉案者都逍遥法外。宣宗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假如有朝一日登上帝位，将不惜一切代价把弑君者全部惩处。为此他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最终骗过宦官并巧借其力成为帝国皇帝。直接弑君的王守澄、陈弘志在文宗年间已被杀，于是宣宗就把所有跟他们有密切关系并涉嫌弑君案的宦官一个个处决，最后连郭太后也没放过。
郭太后是郭子仪的孙女，升平公主与郭暖的女儿，嫁给宪宗为妃，生了后来的穆宗，但与宪宗感情极僵，宪宗一度欲废除穆宗的太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坊间传说郭妃与穆宗一起联合宦官，策划了元和十五年的弑君案。对此宣宗自有耳闻。所以他称“长庆（穆宗年号）之初，乱臣贼子”，一口一个“元和逆党”，后来把穆宗的灵位也驱逐出太庙。
宣宗继位后，郭太后是很惶恐的。有一次，她想跳楼自杀，把不孝的责任推给宣宗，幸亏被宫女所拦，没有死成。宣宗听说后大怒，随后没几天，郭太后就暴死了。“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这是晚唐最重要的史书裴庭裕所写的《东观奏记》里的记载。
“上志也”，换句话说，宣宗赐死了具有重大涉案嫌疑的郭太后。
虽快意了恩仇，但宣宗也不得不面临一个危险局面。这危险仍然来自宦官。主要是新一代掌握着禁军神策军的宦官。
铲除宦官专政是宣宗上台后的既定政策。为此，他曾经跟宰相令狐绹密谈过。令狐绹当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结”有直接关系。
他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宪宗。
宪宗曾游青龙寺，宣宗也多次到该寺，“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至于发现令狐绹，则是因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听政，问宰相白敏中：“当年宪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风雨，送葬的人们都急着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着灵驾不动，那是何人？”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问：“他有儿子吗？”
白敏中答：“长子绪，随州刺史。”
宣宗说：“有做宰相的才华吗？”
白敏中答：“绪小时候患有风痹，不能担重任；次子绹，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
就这样，令狐绹被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转年就当上宰相。虽然宣宗对令狐绹不错，但后者鉴于“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没敢采用激进的办法对付宦官，只提出了一个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当然要惩处，空下来的职位，则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满意，他亲自宣布了一条诏旨：如果军中将帅出现差错和罪责，监军的宦官将担负连坐的责任。这个措施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在这种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书》：“父季实（严遵美），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实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说，宦官已经开始动手了，只是没得逞而已。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宣宗发现身边那些性别模糊的脸渐渐变得陌生而可怕起来。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寻找可以信赖的大臣，商讨对付统领神策军的权宦的计策。但一谈到这个问题，大臣们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参与其中，当年“甘露之变”失败，宦官仇士良诛杀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当然非常失望，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框架，宦官喜欢拥立皇帝，就叫他们拥立去吧，谁坐在龙椅上对大臣来说没太大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想到跟自己关系最近的大臣韦澳。
前一年，韦澳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使。《东观奏记》中有这样一条极有价值的记载，披露了当时宣宗危险的处境和他所采取的措施：“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
文宗之后，天下多变，唐史开始一点点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时代被赋予编撰《宣宗实录》的责任。
修实录前，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东观奏记》三卷，以备史官使用。该书内容相当严谨。按裴庭裕记载，宣宗在感到身边宦官的威胁后，发现朝堂上又无人可用，于是派忠心于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镇，中途绕道河阳，给在那里的韦澳带去亲笔信。为了以防万一，在信中他没说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韦澳讨养生秘方：“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随后，他又隐晦地告诉韦澳：“秋当与卿相见。”
大唐皇帝竟困顿如此。
韦澳似乎有些觉察，回信给宣宗：“……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
王居方回来后，把韦澳的书信呈上，宣宗看后“嘉其忠”，向左右展示说：“韦澳有宰相之才，我将召他回来，委以重任。”
这一切看上去就非常自然了，韦澳回京也就不突兀了。只是宣宗仍旧低估了宦官的阴险与残酷。他带信给韦澳是大中十三年春，到夏六月，宣宗病了，他的后背生了小疮，但并无生命危险。但宣宗是何等聪明的人物，知道自己这一病，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按唐宫的经验，心怀不轨的宦官往往会选择这时候向皇帝下手，随后向朝臣宣布皇帝死于疾病。
宣宗的想象马上就得到证实。
有人要动手了。他就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宗实。史上对此人没有明晰记载，只知道他是宣宗时代的宦官，掌握着神策军主力。宣宗担心的正是此人。就在六月，王宗实借口宣宗染疾不能外出，动用亲信军士与宦官，将其半软禁起来。宣宗是八月七日被宣布死亡的。六月到八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皇帝跟外面的大臣失去了联系。
困顿中的宣宗仍决定发动最后一击，他采取了一个冒险措施：用当年文宗之策，提拔一派宦官，打击另一派。他想到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及为他送过信的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在八月初的一天，找了个机会，诏三人入寝宫，告诉他们辅佐好皇子夔王滋，等于给此三人暗示，自己是信赖他们的。
《东观奏记》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段：“上自不豫，宰辅侍臣无对见者。疮甚，令中使往东都太仆卿裴诩宣索药，中使往返五日。复命召医疮方士、院生对于寝殿，院言可疗。既出，不复召矣。”
在这里提到宣宗派出一名信使到洛阳卿裴诩那里“求药”，只言“往返五日”而没提结果。这个叫裴诩的太仆卿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没有任何记载，是因为官职不显（太仆卿，负责马政），还是别有原因？长安那么多太医，为什么花费多日时间到洛阳一个负责马政的人那里“索药”？或因当时宣宗的另一亲近之人女婿郑颢在洛阳（时官拜河南尹）？随后的记载更蹊跷：先是说宣宗的疮病是可疗的，但随后又说太医走后，“不复召矣”。那么，是谁在其中阻拦太医进一步给宣宗看病？
大明宫的月色渐渐狰狞起来。先看看《新唐书》中的记载：“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此中记载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矫诏，将王宗实转任为淮南监军。王接旨后就想去启程赴扬州，但副手亓元实提醒他：也许圣旨是假的？何不进宫面见陛下再说？等他们进入寝宫，宣宗已经驾崩，宫女正围着遗体哭泣。随后王宗实怒斥王归长等三人，三人吓得趴在他脚边求饶。王宗实当即派人到十六宅迎接宣宗长子郓王温即皇帝位，并杀夔王滋及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在这里，有一个插曲：大中十二年初，宣宗曾召罗浮山道人轩辕集入宫，访以治国治身之术。一年后的春天轩辕集就要求还山。
宣宗问：“先生再留一年不可以吗？”
但轩辕集去意已决。
在晚唐笔记《杜阳杂编》的记载，宣宗问：“先生舍我亟去，国有灾乎？”
轩辕集神色诡异，笑而不语。
宣宗又问：“朕能做多少年天子？”
轩辕集取笔写“四十”，但“十”字上挑（意为十四年）。后宣宗遇害，在位整十四年。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而颜色不老，立于牀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丈。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有毒龙猛兽，往来卫护。或晏然居家，人有具斋邀之，虽一曰百处，无不分身而至。或与人饮酒，则袖出一壶，才容一二升，纵客满座而倾之，弥曰不竭。或他人命饮，即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麴糵之香，辄无减耗。或与猎人同羣，有非朋游者，俄而见十数人仪貎无不间别。或飞朱篆于空中，则可届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拭之，无不应手而愈。及上召入内庭，遇之甚厚。每与从容论道，率皆叶于上意。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曰月齐明，则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又问：“先生之道孰愈于张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及退，上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试之。集方休于所舍，忽起谓中贵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贵人皆不喻其言。于时上召令速至，而集才及玉阶，谓上曰：“盆下白鹊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于御榻前，上令宫人侍茶汤。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绛脣年才二八，须臾忽变成老妪，鷄皮鲐背，发鬓皤然。宫人悲骇，于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宫人之过，促令谢告先生，而容质却复如故。上因语京师无豆蔻荔枝花，俄顷二花皆连枝叶各数百，鲜明芳洁，如才折下。又尝赐甘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于此者。”上曰：“朕无复得之。”集遂取上前碧玉瓯，以宝盘覆之，俄顷撤盘，即甘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上食之，叹其甘美无匹。又问曰：“朕得几年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集初... -->>
关于宣宗出家的寺院，有河南淅川香严寺、浙江海宁安国寺两说。香严寺传说称，宣宗在该寺出家七年，当是夸张；如果其真的出家云游，按诸笔记所载，多称其游历江表，在浙江海宁安国寺出家的可能性更大。宋代笔记中多有此记载。但在武宗会昌末年，他应该返回了长安。因为会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病危，这一天他被宦官拥立为皇太叔，即在此之前已恢复亲王身份。
武宗没儿子，在其将死时，宦官们商量着立个好摆布的人为帝。这是他们选择宣宗的原因。但继位后宣宗出色的施政手腕使宦官和大臣瞠目结舌。
宣宗早年信佛，晚年信道，同时又亲近儒士，常常与大臣讨论问题。他爱惜人才，常于殿柱上题写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名字。他与大臣的关系非常和谐，每有大臣外出，他总会写诗赠送。在接见臣子前，总是更衣洗手，整理装容。他处理政务夜以继日，从不懈怠。若有奏章涉及朋党，他会偷偷焚烧掉。
宣宗十分勤俭。
在唐朝，后宫生活中有一个习惯，皇帝与妃子同房时，必用龙脑香、郁金香点缀地面，宣宗废除了这一淫逸的习惯。他所穿的龙袍，往往是洗过多次的；每天的餐饭，也不过三四个菜。有一天，皇后患病，召御医上汤药，及治愈，宣宗从自己的袖子里取出几两金子，塞给御医，说：“不要让内官得知，若知道了，恐怕会有谏官上疏呀。”皇帝拿自己的私房钱感谢医生，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为谏官所阻，惶恐中道出其可爱的形象。
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发脾气。
有位官员叫孟弘微，很自大，有一次，宣宗与大臣议事，孟插嘴：“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陛下您怎么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呢？为什么不因我出色的文字才华而叫我当翰林学士？宣宗怒道：“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皇帝说，你谁啊？我耳朵冷，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转天，宣宗对宰相说：“此人太过狂妄，随便就要当翰林学士，想得太容易了吧！”
宣宗勤政，事必躬亲，明察秋毫。
在那个时代，宣宗确实想为这庞大的帝国做些事，扭转一下帝国大厦的颓势，哪怕延缓一下它倒塌的速度也好。可暮色已至。在他做皇帝的第十个年头，一个诗人踏上长安城南的乐游原，写下同名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回望长安，看到它浸于一片灿烂而诡谲的晚霞中。
大中十三年间，可谓唐朝最后一抹辉煌。
这是帝国的庞大暮色，也是宣宗自己生命的暮色。因为在大中末年，那些不男不女的习惯性弑君的阴影再一次在窃窃私语中覆盖了大唐皇帝。
前面我们说过，宣宗继位后就开始追查害死父亲宪宗的宦官阴谋集团。宪宗被宦官王守澄、陈弘志谋弑时，宣宗只有十多岁，但此事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宪宗死后，很多涉案者都逍遥法外。宣宗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假如有朝一日登上帝位，将不惜一切代价把弑君者全部惩处。为此他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最终骗过宦官并巧借其力成为帝国皇帝。直接弑君的王守澄、陈弘志在文宗年间已被杀，于是宣宗就把所有跟他们有密切关系并涉嫌弑君案的宦官一个个处决，最后连郭太后也没放过。
郭太后是郭子仪的孙女，升平公主与郭暖的女儿，嫁给宪宗为妃，生了后来的穆宗，但与宪宗感情极僵，宪宗一度欲废除穆宗的太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坊间传说郭妃与穆宗一起联合宦官，策划了元和十五年的弑君案。对此宣宗自有耳闻。所以他称“长庆（穆宗年号）之初，乱臣贼子”，一口一个“元和逆党”，后来把穆宗的灵位也驱逐出太庙。
宣宗继位后，郭太后是很惶恐的。有一次，她想跳楼自杀，把不孝的责任推给宣宗，幸亏被宫女所拦，没有死成。宣宗听说后大怒，随后没几天，郭太后就暴死了。“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这是晚唐最重要的史书裴庭裕所写的《东观奏记》里的记载。
“上志也”，换句话说，宣宗赐死了具有重大涉案嫌疑的郭太后。
虽快意了恩仇，但宣宗也不得不面临一个危险局面。这危险仍然来自宦官。主要是新一代掌握着禁军神策军的宦官。
铲除宦官专政是宣宗上台后的既定政策。为此，他曾经跟宰相令狐绹密谈过。令狐绹当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结”有直接关系。
他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宪宗。
宪宗曾游青龙寺，宣宗也多次到该寺，“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至于发现令狐绹，则是因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听政，问宰相白敏中：“当年宪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风雨，送葬的人们都急着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着灵驾不动，那是何人？”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问：“他有儿子吗？”
白敏中答：“长子绪，随州刺史。”
宣宗说：“有做宰相的才华吗？”
白敏中答：“绪小时候患有风痹，不能担重任；次子绹，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
就这样，令狐绹被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转年就当上宰相。虽然宣宗对令狐绹不错，但后者鉴于“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没敢采用激进的办法对付宦官，只提出了一个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当然要惩处，空下来的职位，则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满意，他亲自宣布了一条诏旨：如果军中将帅出现差错和罪责，监军的宦官将担负连坐的责任。这个措施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在这种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书》：“父季实（严遵美），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实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说，宦官已经开始动手了，只是没得逞而已。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宣宗发现身边那些性别模糊的脸渐渐变得陌生而可怕起来。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寻找可以信赖的大臣，商讨对付统领神策军的权宦的计策。但一谈到这个问题，大臣们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参与其中，当年“甘露之变”失败，宦官仇士良诛杀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当然非常失望，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框架，宦官喜欢拥立皇帝，就叫他们拥立去吧，谁坐在龙椅上对大臣来说没太大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想到跟自己关系最近的大臣韦澳。
前一年，韦澳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使。《东观奏记》中有这样一条极有价值的记载，披露了当时宣宗危险的处境和他所采取的措施：“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
文宗之后，天下多变，唐史开始一点点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时代被赋予编撰《宣宗实录》的责任。
修实录前，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东观奏记》三卷，以备史官使用。该书内容相当严谨。按裴庭裕记载，宣宗在感到身边宦官的威胁后，发现朝堂上又无人可用，于是派忠心于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镇，中途绕道河阳，给在那里的韦澳带去亲笔信。为了以防万一，在信中他没说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韦澳讨养生秘方：“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随后，他又隐晦地告诉韦澳：“秋当与卿相见。”
大唐皇帝竟困顿如此。
韦澳似乎有些觉察，回信给宣宗：“……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
王居方回来后，把韦澳的书信呈上，宣宗看后“嘉其忠”，向左右展示说：“韦澳有宰相之才，我将召他回来，委以重任。”
这一切看上去就非常自然了，韦澳回京也就不突兀了。只是宣宗仍旧低估了宦官的阴险与残酷。他带信给韦澳是大中十三年春，到夏六月，宣宗病了，他的后背生了小疮，但并无生命危险。但宣宗是何等聪明的人物，知道自己这一病，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按唐宫的经验，心怀不轨的宦官往往会选择这时候向皇帝下手，随后向朝臣宣布皇帝死于疾病。
宣宗的想象马上就得到证实。
有人要动手了。他就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宗实。史上对此人没有明晰记载，只知道他是宣宗时代的宦官，掌握着神策军主力。宣宗担心的正是此人。就在六月，王宗实借口宣宗染疾不能外出，动用亲信军士与宦官，将其半软禁起来。宣宗是八月七日被宣布死亡的。六月到八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皇帝跟外面的大臣失去了联系。
困顿中的宣宗仍决定发动最后一击，他采取了一个冒险措施：用当年文宗之策，提拔一派宦官，打击另一派。他想到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及为他送过信的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在八月初的一天，找了个机会，诏三人入寝宫，告诉他们辅佐好皇子夔王滋，等于给此三人暗示，自己是信赖他们的。
《东观奏记》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段：“上自不豫，宰辅侍臣无对见者。疮甚，令中使往东都太仆卿裴诩宣索药，中使往返五日。复命召医疮方士、院生对于寝殿，院言可疗。既出，不复召矣。”
在这里提到宣宗派出一名信使到洛阳卿裴诩那里“求药”，只言“往返五日”而没提结果。这个叫裴诩的太仆卿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没有任何记载，是因为官职不显（太仆卿，负责马政），还是别有原因？长安那么多太医，为什么花费多日时间到洛阳一个负责马政的人那里“索药”？或因当时宣宗的另一亲近之人女婿郑颢在洛阳（时官拜河南尹）？随后的记载更蹊跷：先是说宣宗的疮病是可疗的，但随后又说太医走后，“不复召矣”。那么，是谁在其中阻拦太医进一步给宣宗看病？
大明宫的月色渐渐狰狞起来。先看看《新唐书》中的记载：“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此中记载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矫诏，将王宗实转任为淮南监军。王接旨后就想去启程赴扬州，但副手亓元实提醒他：也许圣旨是假的？何不进宫面见陛下再说？等他们进入寝宫，宣宗已经驾崩，宫女正围着遗体哭泣。随后王宗实怒斥王归长等三人，三人吓得趴在他脚边求饶。王宗实当即派人到十六宅迎接宣宗长子郓王温即皇帝位，并杀夔王滋及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在这里，有一个插曲：大中十二年初，宣宗曾召罗浮山道人轩辕集入宫，访以治国治身之术。一年后的春天轩辕集就要求还山。
宣宗问：“先生再留一年不可以吗？”
但轩辕集去意已决。
在晚唐笔记《杜阳杂编》的记载，宣宗问：“先生舍我亟去，国有灾乎？”
轩辕集神色诡异，笑而不语。
宣宗又问：“朕能做多少年天子？”
轩辕集取笔写“四十”，但“十”字上挑（意为十四年）。后宣宗遇害，在位整十四年。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而颜色不老，立于牀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丈。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有毒龙猛兽，往来卫护。或晏然居家，人有具斋邀之，虽一曰百处，无不分身而至。或与人饮酒，则袖出一壶，才容一二升，纵客满座而倾之，弥曰不竭。或他人命饮，即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麴糵之香，辄无减耗。或与猎人同羣，有非朋游者，俄而见十数人仪貎无不间别。或飞朱篆于空中，则可届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拭之，无不应手而愈。及上召入内庭，遇之甚厚。每与从容论道，率皆叶于上意。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曰月齐明，则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又问：“先生之道孰愈于张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及退，上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试之。集方休于所舍，忽起谓中贵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贵人皆不喻其言。于时上召令速至，而集才及玉阶，谓上曰：“盆下白鹊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于御榻前，上令宫人侍茶汤。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绛脣年才二八，须臾忽变成老妪，鷄皮鲐背，发鬓皤然。宫人悲骇，于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宫人之过，促令谢告先生，而容质却复如故。上因语京师无豆蔻荔枝花，俄顷二花皆连枝叶各数百，鲜明芳洁，如才折下。又尝赐甘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于此者。”上曰：“朕无复得之。”集遂取上前碧玉瓯，以宝盘覆之，俄顷撤盘，即甘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上食之，叹其甘美无匹。又问曰：“朕得几年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集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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