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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型诗的出现及思想潮流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变革，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上世纪末尾，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就包括“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与俗”的诗界革命。虽然由于当时的条件尚未成熟，这一系列由社会变革的热情所煽动的文学革新尝试只开花，未见其果。但是，其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和关注社会变革的使命感，其向传统文学观念与手法挑战的激进精神，都为后起的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论，他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再生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此文的发表适逢其时，毫无疑问是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在同年二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走文学革命之路的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文的社会文学。”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的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的创作为突破口，而新诗运动则从诗的形式上解放入手。梁启超曾努力在诗歌上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他提倡“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但最终因三者存在着实际上的矛盾，改革就此流产。胡适在纲领性的谈新诗里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无疑是中国第一个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充满了矛盾，显示出从传统诗词转变到新诗的艰难历程。那一时期，比较活跃的白话诗人还有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的诗集主要发表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学灯等刊物，这些刊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1923年对于中国微型诗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冰心同时出版了繁星春水以及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引起了人们对“小诗体”的关注与兴趣。毫无疑问，冰心是中国微型诗之母。小诗体来源于外国，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和郑振译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它的主要作者除了上述所提到了二位外，还有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于诗歌形式的多方面努力和探索，另一方面从外部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感情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从外部客观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感受、感觉的表现，句法与章法趋于简约化。这里所提到的“小诗体”即是现在的微型诗，微型诗一般要求在三行以内，以巧以小制胜，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一种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
二、后期新月派对微型诗的影响
1926年6月10日晨报“诗携”停刊，徐志摩承认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可怕的流弊及危险：“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毫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徐志摩由此得出结论：“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觉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徐志摩的这段结论，采用了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这是对中国诗歌一贯的格律的一次挑战。“我们绝不坚持非格律不可的论调，因为情绪的空气不容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在后期新月派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整个趋势是向自由诗的发言。
后期新月派对格律的松动，对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扮演了一个开拓者的角色。徐志摩在这一时期写出了名篇再别康桥，在此诗中，徐志摩回归于自我的内心世界之中。后期新月派诗人将创作的重点放到了内心世界的回归，这有别于同时期中国诗歌诗人对外部世界叙事的过于偏重。内心是人的灵魂，精神在人的生命中起着顶梁柱的作用，外部的叙事，其本质是内心世界的涌动。微型诗便偏重于寓意和抒情，重于内心感受的抒发，后期新月派对微型诗以至于整个中国诗歌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后期新月派的诗人同样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诗形式的研究和大胆的试验，影响最大的是十四行诗体的转借和创造。在探索中，有人质疑“用中文写十四行诗”是否写得像，徐志摩认为，转借十四行诗，正是我们探询中国语言的柔韧性，乃至探检语体文的浑成、致密，以及别一种单纯的字的音乐的可能性较为方便的一条路。陈梦家太湖之夜、罗念生自然等作品为绵延至今的汉语十四行诗的写作开辟了道路。
新的探索、新的创造是文学的动力和灵魂，后期出现的微型诗也是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
新月派在文学改良中的作用深烙在史册之中。
三、微型诗的创作方式
时下微型作品几为时代主流，盖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然，人们对长篇大论失去了耐心，这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浮躁特征，但既然存在了就自然有它的道理，我对此不欢呼也不踏贬，由着它去便了。简单更让人接受，简单中也能出真理。
说到微型诗的创作，可以从以下两点谈起：
1、微型诗的随意性。随意不是随便，更不是东拈西拿的拼凑。诗歌是文学作品，人之所以称为高级动物就是因为人有思想。人对所见事物有所感想，便是文学的起始。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微型诗没有古典诗歌格律的要求，所以就有了它的随意性。你可以寓意，你可以抒情，你也可以边随意边抒情。在写作微型诗之前，你应当在脑海里明确两点：一、我要写什么；二、我要怎么写。一份内心的感情，你要用微型诗表现出来，你在脑海里有了一个写作的轮廓，你可以先把它用普通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有了成型的散文框架后，你就要开始“缩文”了，把华丽的辞藻扔了，把主干留下来，再进行加工，便可以成为一篇微型诗了。当然，在微型诗的实际创作中，并没有特定的程序，当代诗歌形式已经趋于松散的自由体。
2、微型诗的立意
一切文学创作之前，作者心中得先有个情节和情感，你可以不用去考虑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让读者去想好了。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的生活经历，因而往往是主动写作，创作上却是被动的。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主题有些迷糊，但精品却往往出现在这种方式中，因为主动写作往往是有了情感积累才得以进行的，更多地体现出了天然去矫饰的意境。在微型诗的创作中，先立意而后创作。也就是说，作者在动笔之前已经明确了要表达的思想，然后根据自己的立意去寻找题材，这完全是为主题服务的。这种写作目的性很强，主题很鲜明，但却往往容易陷入牵强附会的编篡之中不能自拔，失去作品自然的本色。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比较稳定，作品质量的一致性较好，但难出精品。
微型诗创作应当遵循“先因风起皱而后扬波”的道理。也就是说，在动笔之前，先对某一个有了感觉的事物进行提炼，找出其中最闪亮的东西，从中挖掘出其内涵，确定自己的表达方向，然后再对其本身进行剪裁，使其情节完全符合自己的表达方向，如果不够，还可根据表达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编出一些情节来为主题服务。这其中有一个提炼加工的过程，说得再通俗些就是，作品来源于生活但又比生活更高。
四、微型诗的形式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一种样式。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要靠文字记录才能流传，而最早的诗歌是人们的口头创作，靠口耳流传，... -->>
一、微型诗的出现及思想潮流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变革，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上世纪末尾，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就包括“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与俗”的诗界革命。虽然由于当时的条件尚未成熟，这一系列由社会变革的热情所煽动的文学革新尝试只开花，未见其果。但是，其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和关注社会变革的使命感，其向传统文学观念与手法挑战的激进精神，都为后起的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论，他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再生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此文的发表适逢其时，毫无疑问是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在同年二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走文学革命之路的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文的社会文学。”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的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的创作为突破口，而新诗运动则从诗的形式上解放入手。梁启超曾努力在诗歌上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他提倡“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但最终因三者存在着实际上的矛盾，改革就此流产。胡适在纲领性的谈新诗里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无疑是中国第一个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充满了矛盾，显示出从传统诗词转变到新诗的艰难历程。那一时期，比较活跃的白话诗人还有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的诗集主要发表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学灯等刊物，这些刊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1923年对于中国微型诗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冰心同时出版了繁星春水以及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引起了人们对“小诗体”的关注与兴趣。毫无疑问，冰心是中国微型诗之母。小诗体来源于外国，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和郑振译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它的主要作者除了上述所提到了二位外，还有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于诗歌形式的多方面努力和探索，另一方面从外部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感情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从外部客观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感受、感觉的表现，句法与章法趋于简约化。这里所提到的“小诗体”即是现在的微型诗，微型诗一般要求在三行以内，以巧以小制胜，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一种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
二、后期新月派对微型诗的影响
1926年6月10日晨报“诗携”停刊，徐志摩承认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可怕的流弊及危险：“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毫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徐志摩由此得出结论：“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觉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徐志摩的这段结论，采用了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这是对中国诗歌一贯的格律的一次挑战。“我们绝不坚持非格律不可的论调，因为情绪的空气不容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在后期新月派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整个趋势是向自由诗的发言。
后期新月派对格律的松动，对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扮演了一个开拓者的角色。徐志摩在这一时期写出了名篇再别康桥，在此诗中，徐志摩回归于自我的内心世界之中。后期新月派诗人将创作的重点放到了内心世界的回归，这有别于同时期中国诗歌诗人对外部世界叙事的过于偏重。内心是人的灵魂，精神在人的生命中起着顶梁柱的作用，外部的叙事，其本质是内心世界的涌动。微型诗便偏重于寓意和抒情，重于内心感受的抒发，后期新月派对微型诗以至于整个中国诗歌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后期新月派的诗人同样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诗形式的研究和大胆的试验，影响最大的是十四行诗体的转借和创造。在探索中，有人质疑“用中文写十四行诗”是否写得像，徐志摩认为，转借十四行诗，正是我们探询中国语言的柔韧性，乃至探检语体文的浑成、致密，以及别一种单纯的字的音乐的可能性较为方便的一条路。陈梦家太湖之夜、罗念生自然等作品为绵延至今的汉语十四行诗的写作开辟了道路。
新的探索、新的创造是文学的动力和灵魂，后期出现的微型诗也是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
新月派在文学改良中的作用深烙在史册之中。
三、微型诗的创作方式
时下微型作品几为时代主流，盖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然，人们对长篇大论失去了耐心，这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浮躁特征，但既然存在了就自然有它的道理，我对此不欢呼也不踏贬，由着它去便了。简单更让人接受，简单中也能出真理。
说到微型诗的创作，可以从以下两点谈起：
1、微型诗的随意性。随意不是随便，更不是东拈西拿的拼凑。诗歌是文学作品，人之所以称为高级动物就是因为人有思想。人对所见事物有所感想，便是文学的起始。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微型诗没有古典诗歌格律的要求，所以就有了它的随意性。你可以寓意，你可以抒情，你也可以边随意边抒情。在写作微型诗之前，你应当在脑海里明确两点：一、我要写什么；二、我要怎么写。一份内心的感情，你要用微型诗表现出来，你在脑海里有了一个写作的轮廓，你可以先把它用普通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有了成型的散文框架后，你就要开始“缩文”了，把华丽的辞藻扔了，把主干留下来，再进行加工，便可以成为一篇微型诗了。当然，在微型诗的实际创作中，并没有特定的程序，当代诗歌形式已经趋于松散的自由体。
2、微型诗的立意
一切文学创作之前，作者心中得先有个情节和情感，你可以不用去考虑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让读者去想好了。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的生活经历，因而往往是主动写作，创作上却是被动的。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主题有些迷糊，但精品却往往出现在这种方式中，因为主动写作往往是有了情感积累才得以进行的，更多地体现出了天然去矫饰的意境。在微型诗的创作中，先立意而后创作。也就是说，作者在动笔之前已经明确了要表达的思想，然后根据自己的立意去寻找题材，这完全是为主题服务的。这种写作目的性很强，主题很鲜明，但却往往容易陷入牵强附会的编篡之中不能自拔，失去作品自然的本色。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比较稳定，作品质量的一致性较好，但难出精品。
微型诗创作应当遵循“先因风起皱而后扬波”的道理。也就是说，在动笔之前，先对某一个有了感觉的事物进行提炼，找出其中最闪亮的东西，从中挖掘出其内涵，确定自己的表达方向，然后再对其本身进行剪裁，使其情节完全符合自己的表达方向，如果不够，还可根据表达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编出一些情节来为主题服务。这其中有一个提炼加工的过程，说得再通俗些就是，作品来源于生活但又比生活更高。
四、微型诗的形式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一种样式。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要靠文字记录才能流传，而最早的诗歌是人们的口头创作，靠口耳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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