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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名叫金秀华，已是古稀之年，人老了，常常会忘记很多事。但她忘不了过去在街道做妇女工作的日子，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她们普陀区宜川街道妇联1980年前后争夺的“三八”红旗集体。
那是“四人帮”粉碎以后，全市各工厂各街道第一次评选妇女界的先进——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和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当时，母亲所在的宜川街道妇联一路闯关，争得了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的光荣称号。
1979年，宜川街道党委要求我母亲“官”复原职，重新做街道妇联主任。她考虑到自己文化水平低，没进过学堂（只在解放初读过三个月的扫盲班），做此项工作太吃力，有畏难情绪。就索性狮子大开口，提出让领导给她配备一个助手，配备一间专门的妇联办公室等等。她想：普陀区所有十一个街道，没有一个街道不是一个人搞妇联工作的，要求配备助手几乎不可能。同时，街道里房子很紧张，各部门都合在一起办公，要求分一间单独的房间，可能性也不大。如果领导不答应，正好顺水推舟，知难而退，不做这个妇联主任。想不到街道党委领导非常谅解，完全满足了她的要求，并且鼓励她放开手脚大胆地干。
我母亲这个人，一向是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得像个样子。她对街道党委领导说：“我给你们捧一个奖状回来！”从此，就一头扎在工作中。
有一次上级要求评选好家长，她对妇联条块的三十多位里弄干部布置工作，要求每个里弄落实几个典型，争取办好这件事。她也常到各里弄转转，督促一下；同时自己专门抓一个点，跟踪几个好家长，做到点面结合。还让各个里弄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就是休息天，她也常常过问此事，坚持把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效果。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区里要求发动居民和退休工人献爱心，为各街道的简易托儿所儿童募集玩具。她们四处发动群众，要求老年人像关心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为小孩子捐献玩具。里弄里的老伯伯老妈妈都很热心，排着队争相把大包小包的玩具送到街道妇联。有的老人家中孩子大了，没有玩具，就跑到商店里买了新玩具，封条还没开启就捧着送来了。“六一”的节那天，面对众多的玩具，托儿所里的孩子们尽情地玩耍，笑逐颜开，高兴极了。各级领导对此也很满意。母亲和她的同事尽管干得很累，但心里却非常舒畅。
根据“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标准，母亲和同伴们逐项对标，逐项完成。对宜川街道妇联的工作，区里来检查的同志一致评价，工作抓得实，做得细。为此，母亲还代表宜川街道妇联上台做报告，在沪西工人文化宫千人剧场介绍经验，得到同行的一致好评。
当时区妇联建议，准备评我母亲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我母亲则说，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成绩不能计在我一个人的帐上。我认为，应该评宜川街道妇联为“三八”红旗集体。她居理力争，详细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自己的观点，并强调说，大家都看到了，全区十一个街道妇联的工作同红旗集体的要求对标，我们街道的材料最扎实，应该被评为“三八”红旗集体。她尽力推辞个人的荣誉，争取集体的荣誉。
经过努力争取，她的意见逐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宜川街道妇联终于被评为那年度的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讲起当年争夺“三八”红旗集体的事，母亲依然是一脸的兴奋。
母亲名叫金秀华，已是古稀之年，人老了，常常会忘记很多事。但她忘不了过去在街道做妇女工作的日子，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她们普陀区宜川街道妇联1980年前后争夺的“三八”红旗集体。
那是“四人帮”粉碎以后，全市各工厂各街道第一次评选妇女界的先进——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和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当时，母亲所在的宜川街道妇联一路闯关，争得了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的光荣称号。
1979年，宜川街道党委要求我母亲“官”复原职，重新做街道妇联主任。她考虑到自己文化水平低，没进过学堂（只在解放初读过三个月的扫盲班），做此项工作太吃力，有畏难情绪。就索性狮子大开口，提出让领导给她配备一个助手，配备一间专门的妇联办公室等等。她想：普陀区所有十一个街道，没有一个街道不是一个人搞妇联工作的，要求配备助手几乎不可能。同时，街道里房子很紧张，各部门都合在一起办公，要求分一间单独的房间，可能性也不大。如果领导不答应，正好顺水推舟，知难而退，不做这个妇联主任。想不到街道党委领导非常谅解，完全满足了她的要求，并且鼓励她放开手脚大胆地干。
我母亲这个人，一向是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得像个样子。她对街道党委领导说：“我给你们捧一个奖状回来！”从此，就一头扎在工作中。
有一次上级要求评选好家长，她对妇联条块的三十多位里弄干部布置工作，要求每个里弄落实几个典型，争取办好这件事。她也常到各里弄转转，督促一下；同时自己专门抓一个点，跟踪几个好家长，做到点面结合。还让各个里弄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就是休息天，她也常常过问此事，坚持把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效果。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区里要求发动居民和退休工人献爱心，为各街道的简易托儿所儿童募集玩具。她们四处发动群众，要求老年人像关心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为小孩子捐献玩具。里弄里的老伯伯老妈妈都很热心，排着队争相把大包小包的玩具送到街道妇联。有的老人家中孩子大了，没有玩具，就跑到商店里买了新玩具，封条还没开启就捧着送来了。“六一”的节那天，面对众多的玩具，托儿所里的孩子们尽情地玩耍，笑逐颜开，高兴极了。各级领导对此也很满意。母亲和她的同事尽管干得很累，但心里却非常舒畅。
根据“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标准，母亲和同伴们逐项对标，逐项完成。对宜川街道妇联的工作，区里来检查的同志一致评价，工作抓得实，做得细。为此，母亲还代表宜川街道妇联上台做报告，在沪西工人文化宫千人剧场介绍经验，得到同行的一致好评。
当时区妇联建议，准备评我母亲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我母亲则说，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成绩不能计在我一个人的帐上。我认为，应该评宜川街道妇联为“三八”红旗集体。她居理力争，详细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自己的观点，并强调说，大家都看到了，全区十一个街道妇联的工作同红旗集体的要求对标，我们街道的材料最扎实，应该被评为“三八”红旗集体。她尽力推辞个人的荣誉，争取集体的荣誉。
经过努力争取，她的意见逐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宜川街道妇联终于被评为那年度的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讲起当年争夺“三八”红旗集体的事，母亲依然是一脸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