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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的时候,我在武汉做一个专栏。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越来越富裕了,有杂志社找到我，希望我做一个名为幸福的专栏，专门讲述以中国人的幸福感为题材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幸福，但其实这个专栏并不是那么好做的,因为每个人也有各自的不幸。。
我采访了我几位看起来比较像人生赢家的朋友。让他们谈一谈幸福感,没想到最后既然变成了一场大吐苦水的诉苦活动。
第一位朋友小利，三十二岁，家境富有，取了一位美丽的娇妻，生了一对龙凤胎,别人一生所追求的东西他年纪轻轻就都有了。我让他谈一谈他的生活，他跟我诉苦他的妻子自从生了孩子之后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孩子身上，却不关心他的生活；孩子正是调皮的年纪，根本不服从管教，男孩子天天跟同学打架，女孩子动不动就爱哭鼻子。
我对他说：“哥们儿，你这真的不是炫耀？”
小利愁眉苦脸地点了一根烟：“炫耀？我真恨不得跟你换一换，我现在觉得还是自己一个人过好。自在。”
第二位朋友小凯，名牌大学博士毕业，从小就是优等生，拿遍所有奖学金，毕业后被某单位重金聘取，可谓顺风顺水。我问他工作是否顺利，我本以为像他这样高智商的才子，驾驭一份工作肯定也像念书时候那样轻松。没想到他对我大骂他的领导。他说他辛辛苦苦念了这么多年书出来，身边同龄本科毕业的同学已经在职场上奋斗了五六年，地位根本不比他低。而他的直系领导，年纪没比他大多少，学历却比他低了一大截，还总是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壮志未酬的他几乎对这个社会感到了不理解。
还有几位朋友，大抵也都如此。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话，几乎将我说服了。不患不富，而患不均。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公平，有的人生而富贵，有的人天生美貌。当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超越别人的时候，又怎么会感到幸福？
截稿的死限越来越近了，我还是满头雾水，迟迟无法下笔，险些就被逼得要从《知音》和《读者》上几篇心灵鸡汤改编一下应付差事了。
闷在家里找不到灵感，我决定出去走走。
我在武昌区的公园散步的时候，一辆轿车在马路边上停下。驾驶座上的年轻人下车，打开后座的门，扶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车。
我停下脚步，目光被他们吸引过去。
那两位老人看起来至少有八十岁年纪了，脸上已经长满了皱纹和老年斑。但他们看起来很精神，面容也很和善慈祥。其中一位已经拄起了拐杖，另一位的腿脚倒还利索。
年轻人问他们：“大爷爷二爷爷，我陪你们去？”
拄拐杖的老人摆了摆手：“你去找你朋友玩吧，我们就走走，到点了你来接我们。”
那年轻人耸了耸肩，钻回驾驶座开车走了。
两个老人相互搀扶着朝这个公园走了过来。
我找了条长椅坐下，不动声色地观察他们。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老年人，我自己也有爷爷奶奶，但我很少会去关注老年人。谁都喜欢年轻美丽、充满朝气的东西。可是这两位老人，却让我忍不住想要观察他们。具体是什么吸引了我，很难说清楚。也许跟最近困扰我的题目有关——幸福。这两位老人，你只是看着他们说笑的样子，就觉得他们一定很幸福。
几分钟后，我决定走上去向他们搭讪。
“嗨，两位爷爷好，我们可以聊聊吗？”我走到他们身边跟他们打招呼。
两人看了我一眼，没有言语，但都冲着我微笑。我知道他们同意了。
我问道：“爷爷几年几岁了？”
皮肤较白的那位老人说：“八十好几了，记不清了噻。”
拄拐杖的老人嘘了他一声：“我出生那年，刚好死了个陆建章。”
皮肤较白的那位老人只好说：“我比他大三岁。”
“是比我老三岁。”
白老头赏了他一个白眼，但也只是嗔怪，并没有生气。
我有些发愣。我知道陆建章是民国的名人，但是民国的历史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陆建章是哪一年死的，我可真不知道。我又不好意思再问，只好在心里记下，回去再查资料。
“听你们口音，不像武汉人。”
“我们是重庆来的。”
“来干啥子？”我现学现卖地用四川口音跟他们对话。
“故地重游。”
皮肤白的老人家话比较多，我的问话都是他回答我的，拄拐杖的老人不怎么说话，在另一位老人家说话的时候，他就只是看着他。
“你们是兄弟吗？”我问道。我听见刚才的年轻人叫他们大爷爷二爷爷了。
两个老人家互相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都一起过了一辈子了。”
“比兄弟还亲。”
我又有些茫然。一起过了一辈子，这句话说得倒有点像是老夫老妻了。
我们是边走边交谈的，两位老人家步履都很轻健，即使是拄拐杖的那位，也不像一般的老人那样佝偻。
我发自内心地夸赞道：“爷爷们身体都很好。”
两人都笑了。
“那是，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七进七出鬼子的阵地，没一个拦得住我。”
“还七进七出？你给小孙子讲故事讲糊涂了吧。”
我眼睛一亮：“你们参加过抗日战争？”这样一来，我对他们的年纪就比较清楚了。那可真是两位很厉害的老人家了。
“他的腿就是打鬼子的时候弄伤的。”白老头说。
我更吃惊了：“这么说……你们是战友？”
“都是，兄弟，战友……你说啥都是。”
我对曾经的那段历史很感兴趣，更加缠着他们不愿意放手了。八十几岁的老人，打过抗日，经历过中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几十年，他们的一生，一定比我们这一代人精彩多了。于是我不停追问他们过去的事。
我跟他们聊了很久，两位老人家真的很和善，我问他们的，他们都愿意告诉我。
他们两人一生都没有生子，送他们过来的年轻人是白老头哥哥的长孙。听说六十年代的时候，因为他们家里成分不好，所以吃了很多苦，他哥哥嫂嫂没能熬过，留下一堆儿女去世了。他们两个就把他哥哥的孩子都接到自己身边养，当成亲生的一样。现在连曾孙都有了。孩子们很出息，也都很孝顺。
他们两个走过风雨飘摇的近百年，可以说是活的历史书。我不停询问他们过去的事，因为有很多历史或许是我们这代人无法从书上读到的。但他们似乎对这些话题不是很感兴趣。
我问他们国共内战的事，拄拐杖的老头淡淡地说：“我们打完鬼子就退伍回家了，后面的仗没打。”
我问他们四人|帮的事，那场迫害他哥哥嫂嫂死去的运动，白老头摇摇头：“都过去了，也没啥。社会上总有坏人，最后扳过来了，说明还是好人多。”
而他们对谈论自己子辈孙辈的话题就很有兴趣，不过他们谈论的最多的，竟然是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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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的时候,我在武汉做一个专栏。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越来越富裕了,有杂志社找到我，希望我做一个名为幸福的专栏，专门讲述以中国人的幸福感为题材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幸福，但其实这个专栏并不是那么好做的,因为每个人也有各自的不幸。。
我采访了我几位看起来比较像人生赢家的朋友。让他们谈一谈幸福感,没想到最后既然变成了一场大吐苦水的诉苦活动。
第一位朋友小利，三十二岁，家境富有，取了一位美丽的娇妻，生了一对龙凤胎,别人一生所追求的东西他年纪轻轻就都有了。我让他谈一谈他的生活，他跟我诉苦他的妻子自从生了孩子之后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孩子身上，却不关心他的生活；孩子正是调皮的年纪，根本不服从管教，男孩子天天跟同学打架，女孩子动不动就爱哭鼻子。
我对他说：“哥们儿，你这真的不是炫耀？”
小利愁眉苦脸地点了一根烟：“炫耀？我真恨不得跟你换一换，我现在觉得还是自己一个人过好。自在。”
第二位朋友小凯，名牌大学博士毕业，从小就是优等生，拿遍所有奖学金，毕业后被某单位重金聘取，可谓顺风顺水。我问他工作是否顺利，我本以为像他这样高智商的才子，驾驭一份工作肯定也像念书时候那样轻松。没想到他对我大骂他的领导。他说他辛辛苦苦念了这么多年书出来，身边同龄本科毕业的同学已经在职场上奋斗了五六年，地位根本不比他低。而他的直系领导，年纪没比他大多少，学历却比他低了一大截，还总是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壮志未酬的他几乎对这个社会感到了不理解。
还有几位朋友，大抵也都如此。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话，几乎将我说服了。不患不富，而患不均。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公平，有的人生而富贵，有的人天生美貌。当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超越别人的时候，又怎么会感到幸福？
截稿的死限越来越近了，我还是满头雾水，迟迟无法下笔，险些就被逼得要从《知音》和《读者》上几篇心灵鸡汤改编一下应付差事了。
闷在家里找不到灵感，我决定出去走走。
我在武昌区的公园散步的时候，一辆轿车在马路边上停下。驾驶座上的年轻人下车，打开后座的门，扶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车。
我停下脚步，目光被他们吸引过去。
那两位老人看起来至少有八十岁年纪了，脸上已经长满了皱纹和老年斑。但他们看起来很精神，面容也很和善慈祥。其中一位已经拄起了拐杖，另一位的腿脚倒还利索。
年轻人问他们：“大爷爷二爷爷，我陪你们去？”
拄拐杖的老人摆了摆手：“你去找你朋友玩吧，我们就走走，到点了你来接我们。”
那年轻人耸了耸肩，钻回驾驶座开车走了。
两个老人相互搀扶着朝这个公园走了过来。
我找了条长椅坐下，不动声色地观察他们。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老年人，我自己也有爷爷奶奶，但我很少会去关注老年人。谁都喜欢年轻美丽、充满朝气的东西。可是这两位老人，却让我忍不住想要观察他们。具体是什么吸引了我，很难说清楚。也许跟最近困扰我的题目有关——幸福。这两位老人，你只是看着他们说笑的样子，就觉得他们一定很幸福。
几分钟后，我决定走上去向他们搭讪。
“嗨，两位爷爷好，我们可以聊聊吗？”我走到他们身边跟他们打招呼。
两人看了我一眼，没有言语，但都冲着我微笑。我知道他们同意了。
我问道：“爷爷几年几岁了？”
皮肤较白的那位老人说：“八十好几了，记不清了噻。”
拄拐杖的老人嘘了他一声：“我出生那年，刚好死了个陆建章。”
皮肤较白的那位老人只好说：“我比他大三岁。”
“是比我老三岁。”
白老头赏了他一个白眼，但也只是嗔怪，并没有生气。
我有些发愣。我知道陆建章是民国的名人，但是民国的历史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陆建章是哪一年死的，我可真不知道。我又不好意思再问，只好在心里记下，回去再查资料。
“听你们口音，不像武汉人。”
“我们是重庆来的。”
“来干啥子？”我现学现卖地用四川口音跟他们对话。
“故地重游。”
皮肤白的老人家话比较多，我的问话都是他回答我的，拄拐杖的老人不怎么说话，在另一位老人家说话的时候，他就只是看着他。
“你们是兄弟吗？”我问道。我听见刚才的年轻人叫他们大爷爷二爷爷了。
两个老人家互相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都一起过了一辈子了。”
“比兄弟还亲。”
我又有些茫然。一起过了一辈子，这句话说得倒有点像是老夫老妻了。
我们是边走边交谈的，两位老人家步履都很轻健，即使是拄拐杖的那位，也不像一般的老人那样佝偻。
我发自内心地夸赞道：“爷爷们身体都很好。”
两人都笑了。
“那是，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七进七出鬼子的阵地，没一个拦得住我。”
“还七进七出？你给小孙子讲故事讲糊涂了吧。”
我眼睛一亮：“你们参加过抗日战争？”这样一来，我对他们的年纪就比较清楚了。那可真是两位很厉害的老人家了。
“他的腿就是打鬼子的时候弄伤的。”白老头说。
我更吃惊了：“这么说……你们是战友？”
“都是，兄弟，战友……你说啥都是。”
我对曾经的那段历史很感兴趣，更加缠着他们不愿意放手了。八十几岁的老人，打过抗日，经历过中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几十年，他们的一生，一定比我们这一代人精彩多了。于是我不停追问他们过去的事。
我跟他们聊了很久，两位老人家真的很和善，我问他们的，他们都愿意告诉我。
他们两人一生都没有生子，送他们过来的年轻人是白老头哥哥的长孙。听说六十年代的时候，因为他们家里成分不好，所以吃了很多苦，他哥哥嫂嫂没能熬过，留下一堆儿女去世了。他们两个就把他哥哥的孩子都接到自己身边养，当成亲生的一样。现在连曾孙都有了。孩子们很出息，也都很孝顺。
他们两个走过风雨飘摇的近百年，可以说是活的历史书。我不停询问他们过去的事，因为有很多历史或许是我们这代人无法从书上读到的。但他们似乎对这些话题不是很感兴趣。
我问他们国共内战的事，拄拐杖的老头淡淡地说：“我们打完鬼子就退伍回家了，后面的仗没打。”
我问他们四人|帮的事，那场迫害他哥哥嫂嫂死去的运动，白老头摇摇头：“都过去了，也没啥。社会上总有坏人，最后扳过来了，说明还是好人多。”
而他们对谈论自己子辈孙辈的话题就很有兴趣，不过他们谈论的最多的，竟然是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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