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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真的是“歌德”派吗？为什么在台湾的老友梁实秋认为老舍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相信他真的是“歌德派”？为什么“大师”老舍要把自己降格为“匠人”？
汪曾祺在《老舍先生》里写道：
“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
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的握手是轻轻的，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爱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酽。
他曾告诉我，到莫斯科去开会，旅馆里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可是他沏了茶，刚喝了几口，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的设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时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多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老人踌躇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谎：“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舒乙先生则在《老舍的爱好》里说：老舍的爱好相当广泛，打拳、养花、喝茶、养猫、绘画、书法、古玩、相声、戏曲、起名字、交朋友等，大约有十九种之多。打拳是因出身寒苦，22岁时得了一场大病，闯过这一关后，老舍很注意锻炼身体，生活极为规律，早睡早起，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拳。最早还练过剑术。一位旅英的朋友陈逸飞拜访他，看到老舍一个人在室外做模仿动物的舞蹈，他对陈先生说这叫“昆仑**拳”，既能健身又能防身。他让陈先生打他一拳，陈的拳伸出后他胸部一收，顺势把陈先生撂倒了。1933年他在济南教学时，结交一位著名拳师，还购置了刀枪剑戟、斧钺钩钗摆在住处，抗战时期在重庆也是每天早晨练拳。
舒乙还说：老舍爱养花。老北京的一般住户，家中都养三种植物，枣树、夹竹桃、石榴树。枣树直接栽在院里，而夹竹桃、石榴树要栽在盆里，这两种植物开红花，有一种喜庆气氛。
老舍的哥哥比他大8岁，不好找工作，后来请来帮助老舍养花。在哥哥指导下，老舍养了三百多盆花，一百多个品种。书桌上也总要放一枝花，哪怕是一个旧瓶里插上几片竹叶，这是他不可或缺的点缀。
老舍喜欢欣赏画、收藏画。他自己“不会画，对画家崇拜得不得了。我母亲胡絮青能写能画，在老舍眼里也是不得了。他最早得到的一幅名作是齐白石的《雏鸡图》。画中十几只姿态各异的雏鸡，呼之欲出，十分可爱”。
不过，这样的老舍却不是全面的，所以林斤澜的介绍就很有必要了。同样一桩事，他的介绍加进了修饰词，不似汪曾祺永远那样平简。
林斤澜说，到1955年反胡风前，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每年的确两次把文联的人叫到他家聚会。赏菊时，他有一个大哥，帮他抄写东西，也帮他莳花。喝酒时，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炫耀是**送的。
老舍自己好酒量，从来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溜到桌下，两只手还在空中抓划，原来是在找酒瓶。1955年之后，这种事少了，到1959年“反右倾”，根本上就没有了。老舍还很爱才。当众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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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真的是“歌德”派吗？为什么在台湾的老友梁实秋认为老舍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相信他真的是“歌德派”？为什么“大师”老舍要把自己降格为“匠人”？
汪曾祺在《老舍先生》里写道：
“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
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的握手是轻轻的，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爱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酽。
他曾告诉我，到莫斯科去开会，旅馆里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可是他沏了茶，刚喝了几口，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的设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时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多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老人踌躇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谎：“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舒乙先生则在《老舍的爱好》里说：老舍的爱好相当广泛，打拳、养花、喝茶、养猫、绘画、书法、古玩、相声、戏曲、起名字、交朋友等，大约有十九种之多。打拳是因出身寒苦，22岁时得了一场大病，闯过这一关后，老舍很注意锻炼身体，生活极为规律，早睡早起，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拳。最早还练过剑术。一位旅英的朋友陈逸飞拜访他，看到老舍一个人在室外做模仿动物的舞蹈，他对陈先生说这叫“昆仑**拳”，既能健身又能防身。他让陈先生打他一拳，陈的拳伸出后他胸部一收，顺势把陈先生撂倒了。1933年他在济南教学时，结交一位著名拳师，还购置了刀枪剑戟、斧钺钩钗摆在住处，抗战时期在重庆也是每天早晨练拳。
舒乙还说：老舍爱养花。老北京的一般住户，家中都养三种植物，枣树、夹竹桃、石榴树。枣树直接栽在院里，而夹竹桃、石榴树要栽在盆里，这两种植物开红花，有一种喜庆气氛。
老舍的哥哥比他大8岁，不好找工作，后来请来帮助老舍养花。在哥哥指导下，老舍养了三百多盆花，一百多个品种。书桌上也总要放一枝花，哪怕是一个旧瓶里插上几片竹叶，这是他不可或缺的点缀。
老舍喜欢欣赏画、收藏画。他自己“不会画，对画家崇拜得不得了。我母亲胡絮青能写能画，在老舍眼里也是不得了。他最早得到的一幅名作是齐白石的《雏鸡图》。画中十几只姿态各异的雏鸡，呼之欲出，十分可爱”。
不过，这样的老舍却不是全面的，所以林斤澜的介绍就很有必要了。同样一桩事，他的介绍加进了修饰词，不似汪曾祺永远那样平简。
林斤澜说，到1955年反胡风前，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每年的确两次把文联的人叫到他家聚会。赏菊时，他有一个大哥，帮他抄写东西，也帮他莳花。喝酒时，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炫耀是**送的。
老舍自己好酒量，从来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溜到桌下，两只手还在空中抓划，原来是在找酒瓶。1955年之后，这种事少了，到1959年“反右倾”，根本上就没有了。老舍还很爱才。当众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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