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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民主派政论家。
在李次山说完,章士钊就站起来激昂道:“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以使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互相调融而无罅漏……”
他既讲人权自由,又讲公安利国,好似比李寿昌的思想论点要全面些,其实不然。
李寿昌笑道:“‘公安利国’,本来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不言而喻的。士钊兄不过是画蛇添足耳。”
章士钊说道:“人为一国之民,不能自立于国家之外,祖宗丘墓之乡,饮食歌哭之地。国难当头,人民的自由权利应当从属于救亡这一大前提,救亡第一,民权第二。使国家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见不同之点,得其调和,各方面优秀分子,戳力并进,不酿鸡鹜蚌鹬之势,以隳和平进步之基。”
林伯渠冷笑道:“士钊兄这里所谓的‘调和’,无非指各不同政见、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的妥协与让步,其中当然也应该包含人民权利的让步与牺牲了,是不是?”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种调和主张实施的结果,总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他们借口国难当头,振振有词,越发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章士钊的民主观显然带有较大的妥协性,不及李寿昌的坚决和彻底。
这又牵扯到到对待恶国家的态度和应采取的对策。
章士钊认为:“可以按照卢梭的学说,先解散不可爱的国家,使人人恢复其自由,重谋建国之
道。”
李寿昌道:“但是,国家是由一整套的统治机构所组成的,并非卢梭在《民约论》里所说的是由人民自愿订立契约而组成的,人民如有解散国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恶国家的权力。解散国家之说,不过是一种天真而又迂腐的见解。”
李次山认为:“改善中国的状况,扑灭官僚政治的方法,第一在使人民自治,通过自治引起人民之兴味,养成参政之能力,唤醒自身之觉悟。然后在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上自邦之组织,下至具体之政事,皆得人民之力以左右之。”
这个意见也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恰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民没有自治的能力。
章、李二人对民众缺乏民主觉悟的严重性的认识。
办公室的气氛骤然紧张,且完全脱离了正题。变成了新青年会激烈派和温和派的争论。
江帮主突然一阵仰天大笑,从座中站起朗声道:“我于士钊、次山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寿昌和伯渠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这还需要解释吗?不过他还是要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
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这是他从无情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江帮主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这一句话道出了陈一枝和林伯渠他们这些经历了辛亥革命,这么多年以来不断的革命失败,经历的那一路上的曲折的心路历程啊!
他们无法想象,在表明这种态度的时候,江帮主看起来不过二十来岁。
江帮主在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最初的理想不过是当一个写手,不要说写出《红楼梦》这样的旷世佳篇,写《肉蒲团》我还是很拿手……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办公室里一片肃然。
李寿昌仿佛没有听见方才一个回合的较量,平静的说道:“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江帮主紧接着说道:“我的意见与寿昌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水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好!”陈一枝拍案而起,支持江帮主。
名的民主派政论家。
在李次山说完,章士钊就站起来激昂道:“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以使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互相调融而无罅漏……”
他既讲人权自由,又讲公安利国,好似比李寿昌的思想论点要全面些,其实不然。
李寿昌笑道:“‘公安利国’,本来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不言而喻的。士钊兄不过是画蛇添足耳。”
章士钊说道:“人为一国之民,不能自立于国家之外,祖宗丘墓之乡,饮食歌哭之地。国难当头,人民的自由权利应当从属于救亡这一大前提,救亡第一,民权第二。使国家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见不同之点,得其调和,各方面优秀分子,戳力并进,不酿鸡鹜蚌鹬之势,以隳和平进步之基。”
林伯渠冷笑道:“士钊兄这里所谓的‘调和’,无非指各不同政见、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的妥协与让步,其中当然也应该包含人民权利的让步与牺牲了,是不是?”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种调和主张实施的结果,总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他们借口国难当头,振振有词,越发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章士钊的民主观显然带有较大的妥协性,不及李寿昌的坚决和彻底。
这又牵扯到到对待恶国家的态度和应采取的对策。
章士钊认为:“可以按照卢梭的学说,先解散不可爱的国家,使人人恢复其自由,重谋建国之
道。”
李寿昌道:“但是,国家是由一整套的统治机构所组成的,并非卢梭在《民约论》里所说的是由人民自愿订立契约而组成的,人民如有解散国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恶国家的权力。解散国家之说,不过是一种天真而又迂腐的见解。”
李次山认为:“改善中国的状况,扑灭官僚政治的方法,第一在使人民自治,通过自治引起人民之兴味,养成参政之能力,唤醒自身之觉悟。然后在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上自邦之组织,下至具体之政事,皆得人民之力以左右之。”
这个意见也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恰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民没有自治的能力。
章、李二人对民众缺乏民主觉悟的严重性的认识。
办公室的气氛骤然紧张,且完全脱离了正题。变成了新青年会激烈派和温和派的争论。
江帮主突然一阵仰天大笑,从座中站起朗声道:“我于士钊、次山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寿昌和伯渠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这还需要解释吗?不过他还是要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
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这是他从无情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江帮主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这一句话道出了陈一枝和林伯渠他们这些经历了辛亥革命,这么多年以来不断的革命失败,经历的那一路上的曲折的心路历程啊!
他们无法想象,在表明这种态度的时候,江帮主看起来不过二十来岁。
江帮主在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最初的理想不过是当一个写手,不要说写出《红楼梦》这样的旷世佳篇,写《肉蒲团》我还是很拿手……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办公室里一片肃然。
李寿昌仿佛没有听见方才一个回合的较量,平静的说道:“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江帮主紧接着说道:“我的意见与寿昌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水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好!”陈一枝拍案而起,支持江帮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