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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娘的，真没想到，这里面还有如此多的蹊跷。”秦日纲恨恨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忽然，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一直就有个担心，既然我们对西藏提出了民主区域自治的意向，那以后会不会也有别人要模仿？新疆、蒙古，还有这个陕甘的*们？想起这些，我都快晕了，要是真这样，那云南也要该自治了，我们的老家两广、还有四川、贵州……再他娘的加上满清鬼，都自治，那还要我们天朝政府干什么？”
林凤祥没有说话，而是看了看黄再兴。秦日纲随口而出的这一番疑问，他的确还没有更多地想到过，两广、云南、四川，它们凭什么自治？满清最终将被打倒，满族再自治那岂不是更成了笑话？
“天朝指示我们与西藏接触，提出西藏自治的问题，目的当然是为了争取西藏的早日和平，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嘛。不过，这种自治毕竟是建立在必须承认天朝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权，西藏是天朝领土的一部分基础上的。以前在东征闲暇的时候，就曾经听到安王殿下念叨过对西藏和新疆、蒙古的今后政策，其实我起初也还不是很理解这些，甚至感觉没有必要。”黄再兴笑着看看秦日纲，“不过，今天咱们还是谈谈西北*的问题，这是当务之急。”
接着，黄再兴凭着他超凡的记忆，给林凤祥、秦日纲讲述起了他由林海丰那里、从一些书籍及后来对某些人的调查了解中得到的东西里，自己所领会的西北伊斯兰教发展史：
伊斯兰教与佛教，还有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相比，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同时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的表现形态。既然是社会形态，它自然就会有自己的社会权力，这个权力就是“教权”。他们的领袖，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领袖，同时还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听殿下讲，海外有个叫中东的地方，那里的许多穆斯林国的君主在登基的时候，都是要邀请最著名的“教主”为其加冕。伊斯兰教“教权”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国家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形和外面不一样。西北伊斯兰教的产生，既不是被阿拉伯帝国武力征服的结果，也不是像当初极力想在我国进行传教的西方教会那样，由穆斯林传教士有计划地传教的后果。它只是当年西域的穆斯林人民一代代在这里留居、繁衍的结果。
殿下在以前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曾经笑着说过，伊斯兰教不是被“传进”我们这里的，而是被“带进”来的。所以，西北伊斯兰教的这个产生过程，也就决定了它在最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作为一种个人精神信仰而存在着的，像我们现在的佛教。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教权”，也就只能是局限于于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却不会对整个的社会产生影响。
但是，随着清初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哦，也就是一个叫苏非派教义的传人进入西北，并迅速的发展起来，这种情况也就随之而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苏非派教义传人使得我国伊斯兰教在西北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地特点的苏非派四大派别，即尕德忍耶、虎夫耶，还有，还有哲赫忍耶和库布忍耶。殿下讲，这个苏非派教义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讲求个人修行的方式了，它还主张建立一种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后来被称其为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
在西北，伊斯兰教的门宦组织相当的严密，并且等级森严，几乎所有的门宦又都有他们自己的神化教主。他们的教主在门宦内无一例外地都会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并对普通教民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同时，门宦还对各自所属的底层教民们实行严密控制，有的还把他们编成军事性的组织。可以说，在门宦的组织形式下，西北的伊斯兰教也就出现了真正具有社会意义上的所谓“教权”。
这种“教权”发展到了这样，像什么呢？
这时，秦日纲低低声的咕哝了一句，“这和我们起初的拜上帝教倒是有些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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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娘的，真没想到，这里面还有如此多的蹊跷。”秦日纲恨恨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忽然，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一直就有个担心，既然我们对西藏提出了民主区域自治的意向，那以后会不会也有别人要模仿？新疆、蒙古，还有这个陕甘的*们？想起这些，我都快晕了，要是真这样，那云南也要该自治了，我们的老家两广、还有四川、贵州……再他娘的加上满清鬼，都自治，那还要我们天朝政府干什么？”
林凤祥没有说话，而是看了看黄再兴。秦日纲随口而出的这一番疑问，他的确还没有更多地想到过，两广、云南、四川，它们凭什么自治？满清最终将被打倒，满族再自治那岂不是更成了笑话？
“天朝指示我们与西藏接触，提出西藏自治的问题，目的当然是为了争取西藏的早日和平，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嘛。不过，这种自治毕竟是建立在必须承认天朝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权，西藏是天朝领土的一部分基础上的。以前在东征闲暇的时候，就曾经听到安王殿下念叨过对西藏和新疆、蒙古的今后政策，其实我起初也还不是很理解这些，甚至感觉没有必要。”黄再兴笑着看看秦日纲，“不过，今天咱们还是谈谈西北*的问题，这是当务之急。”
接着，黄再兴凭着他超凡的记忆，给林凤祥、秦日纲讲述起了他由林海丰那里、从一些书籍及后来对某些人的调查了解中得到的东西里，自己所领会的西北伊斯兰教发展史：
伊斯兰教与佛教，还有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相比，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同时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的表现形态。既然是社会形态，它自然就会有自己的社会权力，这个权力就是“教权”。他们的领袖，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领袖，同时还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听殿下讲，海外有个叫中东的地方，那里的许多穆斯林国的君主在登基的时候，都是要邀请最著名的“教主”为其加冕。伊斯兰教“教权”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国家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形和外面不一样。西北伊斯兰教的产生，既不是被阿拉伯帝国武力征服的结果，也不是像当初极力想在我国进行传教的西方教会那样，由穆斯林传教士有计划地传教的后果。它只是当年西域的穆斯林人民一代代在这里留居、繁衍的结果。
殿下在以前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曾经笑着说过，伊斯兰教不是被“传进”我们这里的，而是被“带进”来的。所以，西北伊斯兰教的这个产生过程，也就决定了它在最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作为一种个人精神信仰而存在着的，像我们现在的佛教。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教权”，也就只能是局限于于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却不会对整个的社会产生影响。
但是，随着清初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哦，也就是一个叫苏非派教义的传人进入西北，并迅速的发展起来，这种情况也就随之而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苏非派教义传人使得我国伊斯兰教在西北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地特点的苏非派四大派别，即尕德忍耶、虎夫耶，还有，还有哲赫忍耶和库布忍耶。殿下讲，这个苏非派教义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讲求个人修行的方式了，它还主张建立一种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后来被称其为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
在西北，伊斯兰教的门宦组织相当的严密，并且等级森严，几乎所有的门宦又都有他们自己的神化教主。他们的教主在门宦内无一例外地都会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并对普通教民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同时，门宦还对各自所属的底层教民们实行严密控制，有的还把他们编成军事性的组织。可以说，在门宦的组织形式下，西北的伊斯兰教也就出现了真正具有社会意义上的所谓“教权”。
这种“教权”发展到了这样，像什么呢？
这时，秦日纲低低声的咕哝了一句，“这和我们起初的拜上帝教倒是有些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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