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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六章 踏平英租界
周副主席来家，燕子是既高兴，同时又羞涩，虽然已经结婚了，但这股劲儿还是消不下去。
坐下后，韩立洪把一份文稿放到了总理面前，道：“先生，您看看这个。”
文稿的标题是《上海会战之检讨及未来战局之看法》，总理拿起文稿，翻开，一行一行，仔细看了起来。
开篇，韩立洪就提出了上海会战必要性的问题。
之所以有上海会战，起因当然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高层的疏忽，但韩立洪没有在这方面着墨，只是一笔带过，他着重讲的是上海会战本身的必要性的问题。
上一世，国民党为了开脱历史责任，抗战胜利后，借陈诚之口，在其所作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指出了上海会战我方获得的几大好处。
第一，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退。
第二，国际上对我之印象为之一新，也使我国在外交和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
第三，打乱了日军的作战构想，强迫日军将主力转到湖沼山地间与我作战，使敌人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从而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
第四，使华北的我军处于有利的形势之中，尤其是山西的我军有充分的准备抗击进犯的日军，使山西的日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而这一点，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在这部抗战总结中，陈诚说了上海会战的四大好处，但他一句没提“四大好处”是怎么取得的，他忘了上海会战中伤亡的四十万将士。
而且，就是这所谓的“四大好处”，即便是真实的，面对四十万将士的伤亡也是极其不值得的，何况，这“四大好处”没有一样经得起推敲。
第一条，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走。
其实，为防止战争爆发后兵工厂被敌轰炸、破坏或沦于敌手，国民政府已在两年前就开始将东部沿海的兵工厂西迁或归并他厂。
至于其他的工矿企业，一来上海本就不多，二来当时黄浦江和浦东沿海一带布满了日本军舰，因此，上海的工业和物资基本撤不出来。
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几个城市中，无非是一些纺织工业和轻工业，仅仅为了撤出这些少量的轻工业和某些军用物资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值不值得，傻子也能算得清。
第二条，国际上对我方的印象为之一新，并使我方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取得了成效。
这一点，倒是说对了，淞沪之战，使欧美各国对我国的抗日决心和部队的战斗力评价很高，但是，仅仅为了博得英美等国的称赞就不惜扔掉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值不值得，只有伟大的蒋委员长以及一些小小蒋委员长们认为值得。
至于我方在政治上取得了成效，也是说对了，淞沪战役之后，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各阶层民众看到了蒋介石政府是真心要抗战的，因此，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仅仅为了这一点，就必须付出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吗？用别的方式，或用较小的代价就不能唤起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势力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热情和决心吗？
第三条，打乱了日军的作战计划，迫使日军将主力转到华中湖沼山地之中使日军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
这种寡廉鲜耻的话也只有以蒋委员长为代表的精英们能说的出来。
第四条，使我军在山西有了充分的准备来抗击日军，使日军不能西越黄河一步，乃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这一条，其寡廉鲜耻的程度不逊于第三条。
综上所述，淞沪会战只给我国的抗战带来了一个好处和成效，这就是陈诚所说的“政治上之成效”。
但是，显而易见，要达成这种政治成效，是绝不需要四十万奋勇将士做出此种惨烈的牺牲。
韩立洪写这个开篇时是带着气写的，他气的不是蒋委员长，也不是陈诚，而是某些砖家叫兽。
其中之一，是杭州大学某历史系教授出版了一本《蒋介石传》，其论调完全是抄袭五六十年前小委员长陈诚的原创成果。
真是可悲又可耻。
在文稿中，韩立洪明确提出了我军应主动撤出上海战场，并弃守南京，同时，彻底毁掉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以及所有主要的公路，然后在武汉和徐州组织大会战。
在上海，日军补给方便，没有后勤压力，但战线一旦拉长，拉到徐州或者武汉，那日本就将面临极大的后勤补给压力。
如果日军进军武汉，补给线只能走长江航道，而国民政府是完全有能力截断长江航运的。
如果日军南下徐州，战场将无限广阔，那我军就可以运动战袭扰攻击日军的补给线，必将给日军以极大的牵制，分散日军相当一部分兵力。
在这一部分，韩立洪着重提出了弃守南京的问题，他指出，如果统帅部通过了守卫南京的决定，那一旦造成严重后果，谁做的决定谁就必须要负起责任，而做出这种愚蠢之极的决定的，不论是个人，还是党派，都将失去领导国家起码的资格。
接下来，韩立洪又具体分析了上海会战中存在的问题，他主要提出了…。
第一，是战术观念上的问题。
我军的战术观念陈旧、落后和官兵们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仍然抱着以往国内战争的老一套战法和日军作战。所以，在日军的立体战法之下，不知疏散和伪装，仅凭一腔爱国热血和勇敢而招致了许多无谓的伤亡。
第二，战场上，我军的后勤跟不上。
官兵往往空腹作战，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而且更严重的是战场救护不及时，医务人员少得可怜，担架队也较少，许多伤兵躺在战壕任其日军炮火轰击，往往轻伤变重伤，重伤者自生自灭。
在自己的国土上，尤其是上海这个全国经济中心、最繁荣的地区，又准备经年，出现这种状况，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第三，战役期间，我军始终没有设立预备兵团。
我军是一个部队一个部队逐渐加入作战的，每个师在第一线上只能打三、五天，然后另一支部队接替过来。
这样一来，各个部队是轮番挨打，各个都被打烂，造成了战斗力的极大损失。
上一世，就是因为这样，弄到后来无兵可调，只好从我军两翼的沿海沿江防御日军登陆的部队中逐渐抽调出来增援第一线，以致两翼空虚，被日军从金山卫方向包围过来而导致全线溃退。
这一世，虽然阴错阳差避免了这种危险，但这么打，仍旧是极为危险的。
看完了，总理放下文稿，道：“立洪，你们的情报工作做的比我们细多了。”
韩立洪道：“关注点不一样，这些并不是什么机密的东西。”
总理点了点头，思索片刻，然后道：“蒋介石不大可能弃守南京。”
容颜似铁，韩立洪道：“除了这份文稿，我还让人给蒋介石带句话，如果他敢继续这么胡闹瞎指挥，我会认为他没有资格当中国的领袖，我将在一年内帮助你们多发展出二十万的兵力。”
总理一愣，看着韩立洪，问道：“你真有这个能力？”
韩立洪站起身来，兴冲冲地道：“先生，我请您去个地方。”
看着韩立洪，总理笑了，这一刻，韩立洪就像一个要跟他献宝的孩子。往外走的时候，总理不由摇了摇头，怎会有韩立洪这样的人，这真是不可思议。
燕子陪着，三人下到地道里，坐上吉普车，开了大约十几分钟，他们进了一个地下研究所。
看着一部部崭新锃亮的机器，总理虽然是大才，博闻强记，但没人是全才，总理也不认识这些机器都是干什么用的。
指着一部机器... -->>
二七六章 踏平英租界
周副主席来家，燕子是既高兴，同时又羞涩，虽然已经结婚了，但这股劲儿还是消不下去。
坐下后，韩立洪把一份文稿放到了总理面前，道：“先生，您看看这个。”
文稿的标题是《上海会战之检讨及未来战局之看法》，总理拿起文稿，翻开，一行一行，仔细看了起来。
开篇，韩立洪就提出了上海会战必要性的问题。
之所以有上海会战，起因当然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高层的疏忽，但韩立洪没有在这方面着墨，只是一笔带过，他着重讲的是上海会战本身的必要性的问题。
上一世，国民党为了开脱历史责任，抗战胜利后，借陈诚之口，在其所作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指出了上海会战我方获得的几大好处。
第一，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退。
第二，国际上对我之印象为之一新，也使我国在外交和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
第三，打乱了日军的作战构想，强迫日军将主力转到湖沼山地间与我作战，使敌人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从而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
第四，使华北的我军处于有利的形势之中，尤其是山西的我军有充分的准备抗击进犯的日军，使山西的日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而这一点，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在这部抗战总结中，陈诚说了上海会战的四大好处，但他一句没提“四大好处”是怎么取得的，他忘了上海会战中伤亡的四十万将士。
而且，就是这所谓的“四大好处”，即便是真实的，面对四十万将士的伤亡也是极其不值得的，何况，这“四大好处”没有一样经得起推敲。
第一条，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走。
其实，为防止战争爆发后兵工厂被敌轰炸、破坏或沦于敌手，国民政府已在两年前就开始将东部沿海的兵工厂西迁或归并他厂。
至于其他的工矿企业，一来上海本就不多，二来当时黄浦江和浦东沿海一带布满了日本军舰，因此，上海的工业和物资基本撤不出来。
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几个城市中，无非是一些纺织工业和轻工业，仅仅为了撤出这些少量的轻工业和某些军用物资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值不值得，傻子也能算得清。
第二条，国际上对我方的印象为之一新，并使我方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取得了成效。
这一点，倒是说对了，淞沪之战，使欧美各国对我国的抗日决心和部队的战斗力评价很高，但是，仅仅为了博得英美等国的称赞就不惜扔掉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值不值得，只有伟大的蒋委员长以及一些小小蒋委员长们认为值得。
至于我方在政治上取得了成效，也是说对了，淞沪战役之后，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各阶层民众看到了蒋介石政府是真心要抗战的，因此，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仅仅为了这一点，就必须付出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吗？用别的方式，或用较小的代价就不能唤起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势力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热情和决心吗？
第三条，打乱了日军的作战计划，迫使日军将主力转到华中湖沼山地之中使日军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
这种寡廉鲜耻的话也只有以蒋委员长为代表的精英们能说的出来。
第四条，使我军在山西有了充分的准备来抗击日军，使日军不能西越黄河一步，乃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这一条，其寡廉鲜耻的程度不逊于第三条。
综上所述，淞沪会战只给我国的抗战带来了一个好处和成效，这就是陈诚所说的“政治上之成效”。
但是，显而易见，要达成这种政治成效，是绝不需要四十万奋勇将士做出此种惨烈的牺牲。
韩立洪写这个开篇时是带着气写的，他气的不是蒋委员长，也不是陈诚，而是某些砖家叫兽。
其中之一，是杭州大学某历史系教授出版了一本《蒋介石传》，其论调完全是抄袭五六十年前小委员长陈诚的原创成果。
真是可悲又可耻。
在文稿中，韩立洪明确提出了我军应主动撤出上海战场，并弃守南京，同时，彻底毁掉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以及所有主要的公路，然后在武汉和徐州组织大会战。
在上海，日军补给方便，没有后勤压力，但战线一旦拉长，拉到徐州或者武汉，那日本就将面临极大的后勤补给压力。
如果日军进军武汉，补给线只能走长江航道，而国民政府是完全有能力截断长江航运的。
如果日军南下徐州，战场将无限广阔，那我军就可以运动战袭扰攻击日军的补给线，必将给日军以极大的牵制，分散日军相当一部分兵力。
在这一部分，韩立洪着重提出了弃守南京的问题，他指出，如果统帅部通过了守卫南京的决定，那一旦造成严重后果，谁做的决定谁就必须要负起责任，而做出这种愚蠢之极的决定的，不论是个人，还是党派，都将失去领导国家起码的资格。
接下来，韩立洪又具体分析了上海会战中存在的问题，他主要提出了…。
第一，是战术观念上的问题。
我军的战术观念陈旧、落后和官兵们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仍然抱着以往国内战争的老一套战法和日军作战。所以，在日军的立体战法之下，不知疏散和伪装，仅凭一腔爱国热血和勇敢而招致了许多无谓的伤亡。
第二，战场上，我军的后勤跟不上。
官兵往往空腹作战，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而且更严重的是战场救护不及时，医务人员少得可怜，担架队也较少，许多伤兵躺在战壕任其日军炮火轰击，往往轻伤变重伤，重伤者自生自灭。
在自己的国土上，尤其是上海这个全国经济中心、最繁荣的地区，又准备经年，出现这种状况，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第三，战役期间，我军始终没有设立预备兵团。
我军是一个部队一个部队逐渐加入作战的，每个师在第一线上只能打三、五天，然后另一支部队接替过来。
这样一来，各个部队是轮番挨打，各个都被打烂，造成了战斗力的极大损失。
上一世，就是因为这样，弄到后来无兵可调，只好从我军两翼的沿海沿江防御日军登陆的部队中逐渐抽调出来增援第一线，以致两翼空虚，被日军从金山卫方向包围过来而导致全线溃退。
这一世，虽然阴错阳差避免了这种危险，但这么打，仍旧是极为危险的。
看完了，总理放下文稿，道：“立洪，你们的情报工作做的比我们细多了。”
韩立洪道：“关注点不一样，这些并不是什么机密的东西。”
总理点了点头，思索片刻，然后道：“蒋介石不大可能弃守南京。”
容颜似铁，韩立洪道：“除了这份文稿，我还让人给蒋介石带句话，如果他敢继续这么胡闹瞎指挥，我会认为他没有资格当中国的领袖，我将在一年内帮助你们多发展出二十万的兵力。”
总理一愣，看着韩立洪，问道：“你真有这个能力？”
韩立洪站起身来，兴冲冲地道：“先生，我请您去个地方。”
看着韩立洪，总理笑了，这一刻，韩立洪就像一个要跟他献宝的孩子。往外走的时候，总理不由摇了摇头，怎会有韩立洪这样的人，这真是不可思议。
燕子陪着，三人下到地道里，坐上吉普车，开了大约十几分钟，他们进了一个地下研究所。
看着一部部崭新锃亮的机器，总理虽然是大才，博闻强记，但没人是全才，总理也不认识这些机器都是干什么用的。
指着一部机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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