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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大笔流失，财政紧缺，而增发日圆。最高的时候，日本流通的日圆比之日本政府手中的真金白银和外汇高出十倍不止。对此，日本的办法是国家组织外贸结算，所有的对外出口都是国家收取外汇，然后转交给国内商家日圆。用这个很巧妙的法子解决了问题。可中国呢？国内根本不流通外币，华元又全部由国家掌控发行，并且根本不能同真金白银进行最直接的银行兑换，不仅是伊藤，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的财政好奇极了。
他们又怎么知道，这法子刘暹完全是拿来主义，而原时空的红朝为什么能想出这样的办法？说到底还是让对手给逼得。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如果依靠真金白银来发行货币，那根本扯淡。而且那时的中国，粮食也真的非常非常珍贵，于是rmb应运而生。刘暹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舍弃银元和金银本位，用粮食做货币支撑，说来说去还有一种害怕西方资本操纵中国金融市场的顾虑在。
反正，新秦鼎立以后，中国连战连胜，在此基础上，让华元的地位和价值越来越稳固。最终经过多年的推行，一举替代了银元和金银。这样的经历，整个世界可能也只有中国能够实现了。
“华元这种东西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早在陛下鼎立天下之前，刘氏农庄以及柳州、钦州等地就有代金券出现。凭此券者可以进入百货商店任意购买物品，并且价格比之真金白银要便宜5%~10%。这在实际上讲也是一种根据劳动力和生产力调配的财政制度。
百姓、工人拿到‘钱’之后，注定是要花的，是要买入生活必需品的。‘钱’只是一个替代物，并不需要必须是真金白银。”
黄遵宪的话伊藤博文都听得懂。作为日本第一流的政治家，伊藤博文对于货币的概念认知很清晰。
“这种财政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强有力的政权。能够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各行各业的强大政权。就是现金的新秦国朝，打破了中国千年以来的皇权不下乡的惯例。镇政府，行政村，大队，组，直接控制最基层的农民的一举一动。自然地，我们也就从中国旧的社会体制中剥夺了大批原本属于士绅、地主和宗主自治的权力。可以说，在新秦国朝，地方的权力是极度萎缩的。”
“有了控制权才有行政权。否则再好的政策都是一句空话。落实到实处的政策才是真正的好政策！”
黄遵宪并不认为中国的制度适用于日本，后者是政阀、财阀、军队和藩阀的天下，明治天皇的权利似乎不小，可手下的大臣们要是不甩他了，天皇也没个毛用。当然，皇权也是资本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伊藤博文不久屡次依靠明治天皇来压制议会和贵族院么。
黄遵宪现在很认同刘皇帝的观点，多dang制的国家，其政府是不可能如中国政府样的强大的。所以他也不认为伊藤博文会真的从中国的整体中吸取多么大的养分，顶多是借鉴一点皮毛。
“伊藤先生，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税收说白了都是要收取劳动力生产的产品，但是呢，政府与民众中间是存在着层层的中间阶层的，官吏、士绅、地主，这以层层盘剥之后，原本一成的税收落到人民头实际最少得有二成甚至四成的盘剥。所以中国的新财政核心就是消除所有中间阶层。政府直接与民众接触，基层政权直接建到乡镇村里。然后再以强大的监督力量监管者‘官员’这一阶层！”
“中国地大物博，可中国也人口众多。中国的人均耕地很少。全国平均下来，在中国旧有的耕地面积下，人均只能有三亩。为了保证社会不乱，要想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只靠从外界输入是不成的。中国本身也在发展新农业，培育新种良种。
而且因为有东北这个泄洪区，在统一天下最初的几年时间中，东北移民和东北的发开，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农民耕地矛盾。就像你们日本这些年一直在大力开发北海道一样。”
“然后就是大力发展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的吸收剩余劳动力。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市场，我们国家最基本的内需，就是中国工业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工业离不开市场。老百姓们也能通过劳动来挣到钱。因为国家的扶持政策，我们国内产品价格普遍很低廉，特别是一些需求量大的家庭基本家用品。如此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并且我们国家银行有农民小额贷款，最大限度挤压了高利贷的生存空间。这么一个大循环慢慢的形成和运作起来，一个蓬勃的国家就诞生了……”(未完待续。)
贵金属大笔流失，财政紧缺，而增发日圆。最高的时候，日本流通的日圆比之日本政府手中的真金白银和外汇高出十倍不止。对此，日本的办法是国家组织外贸结算，所有的对外出口都是国家收取外汇，然后转交给国内商家日圆。用这个很巧妙的法子解决了问题。可中国呢？国内根本不流通外币，华元又全部由国家掌控发行，并且根本不能同真金白银进行最直接的银行兑换，不仅是伊藤，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的财政好奇极了。
他们又怎么知道，这法子刘暹完全是拿来主义，而原时空的红朝为什么能想出这样的办法？说到底还是让对手给逼得。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如果依靠真金白银来发行货币，那根本扯淡。而且那时的中国，粮食也真的非常非常珍贵，于是rmb应运而生。刘暹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舍弃银元和金银本位，用粮食做货币支撑，说来说去还有一种害怕西方资本操纵中国金融市场的顾虑在。
反正，新秦鼎立以后，中国连战连胜，在此基础上，让华元的地位和价值越来越稳固。最终经过多年的推行，一举替代了银元和金银。这样的经历，整个世界可能也只有中国能够实现了。
“华元这种东西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早在陛下鼎立天下之前，刘氏农庄以及柳州、钦州等地就有代金券出现。凭此券者可以进入百货商店任意购买物品，并且价格比之真金白银要便宜5%~10%。这在实际上讲也是一种根据劳动力和生产力调配的财政制度。
百姓、工人拿到‘钱’之后，注定是要花的，是要买入生活必需品的。‘钱’只是一个替代物，并不需要必须是真金白银。”
黄遵宪的话伊藤博文都听得懂。作为日本第一流的政治家，伊藤博文对于货币的概念认知很清晰。
“这种财政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强有力的政权。能够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各行各业的强大政权。就是现金的新秦国朝，打破了中国千年以来的皇权不下乡的惯例。镇政府，行政村，大队，组，直接控制最基层的农民的一举一动。自然地，我们也就从中国旧的社会体制中剥夺了大批原本属于士绅、地主和宗主自治的权力。可以说，在新秦国朝，地方的权力是极度萎缩的。”
“有了控制权才有行政权。否则再好的政策都是一句空话。落实到实处的政策才是真正的好政策！”
黄遵宪并不认为中国的制度适用于日本，后者是政阀、财阀、军队和藩阀的天下，明治天皇的权利似乎不小，可手下的大臣们要是不甩他了，天皇也没个毛用。当然，皇权也是资本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伊藤博文不久屡次依靠明治天皇来压制议会和贵族院么。
黄遵宪现在很认同刘皇帝的观点，多dang制的国家，其政府是不可能如中国政府样的强大的。所以他也不认为伊藤博文会真的从中国的整体中吸取多么大的养分，顶多是借鉴一点皮毛。
“伊藤先生，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税收说白了都是要收取劳动力生产的产品，但是呢，政府与民众中间是存在着层层的中间阶层的，官吏、士绅、地主，这以层层盘剥之后，原本一成的税收落到人民头实际最少得有二成甚至四成的盘剥。所以中国的新财政核心就是消除所有中间阶层。政府直接与民众接触，基层政权直接建到乡镇村里。然后再以强大的监督力量监管者‘官员’这一阶层！”
“中国地大物博，可中国也人口众多。中国的人均耕地很少。全国平均下来，在中国旧有的耕地面积下，人均只能有三亩。为了保证社会不乱，要想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只靠从外界输入是不成的。中国本身也在发展新农业，培育新种良种。
而且因为有东北这个泄洪区，在统一天下最初的几年时间中，东北移民和东北的发开，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农民耕地矛盾。就像你们日本这些年一直在大力开发北海道一样。”
“然后就是大力发展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的吸收剩余劳动力。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市场，我们国家最基本的内需，就是中国工业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工业离不开市场。老百姓们也能通过劳动来挣到钱。因为国家的扶持政策，我们国内产品价格普遍很低廉，特别是一些需求量大的家庭基本家用品。如此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并且我们国家银行有农民小额贷款，最大限度挤压了高利贷的生存空间。这么一个大循环慢慢的形成和运作起来，一个蓬勃的国家就诞生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