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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文小说网 www.lewen6.com,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身体有病而饮酒,是符合礼制的嘛![34]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有一次,阮籍说:杀父可以,杀母不行。

    众人大惊。

    司马昭也说:弑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却解释说:比如动物,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兽,杀母是禽兽不如。

    众人又都叹服。[35]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因为“温”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对此,店主人曾大为起疑。但经过细心观察,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也就释然。[36]

    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样的吧?[37]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却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38]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39]

    他的哭,也如此。

    阮籍一生,应该哭过多次。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他也前往痛哭一场。原因,据说仅仅因为那姑娘才貌双全,却未嫁而亡。这确实是很不幸的人生。以阮籍之诗人气质和哲人敏感,不能不为之恸哭。

    但,他更可能是哭自己。想想阮籍这辈子,跟那女孩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他的人生价值当真实现了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有多少人看得懂呢?他为司马昭写的劝进表,会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吗?

    难怪阮籍要跟刘伶一样,驾一辆车携一壶酒漫无目的到处乱走。不同之处在于,刘伶吩咐“死便埋我”,阮籍却一定要走到路尽头,再恸哭而返。[40]

    没人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刘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一生一世如何度过,最后终归于死。那又何妨走到哪里算哪里,死到哪儿埋哪儿?同样,人生既然并无意义,那又何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所以刘伶之狂甚于阮籍。有一次朋友去看他,却发现他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朋友们大为怪异,刘伶却很坦然。他满不在乎地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诸位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来?[41]

    这实在要算是疯话。

    其实刘伶并不疯癫。他的心里比谁都明白,也很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角,对方卷起袖子就要动手,瘦瘦小小的刘伶马上让步。他的说法是:我这几根鸡肋恐怕不值得安放您那尊贵的拳头。

    对方当然一笑了之。

    实际上这也是刘伶的处世之道。对司马政权,他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也不像阮籍那样委曲求全,而是在被招聘时大谈虚无,让执政者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所以刘伶最后的的结局,竟是寿终正寝。[42]

    阮籍却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据说他在观看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场时,曾说过一句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见他是认为要有英雄的,也希望能为那没有英雄的时世找到一条出路。他的途穷而哭,则因为发现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仍不知道路在哪里。[43]

    我们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不会在陶渊明的田园里。

    陶渊明之隐

    跟刘伶、阮籍一样,陶渊明也嗜酒如命。

    陶渊明就是陶潜,渊明是他的字。因为短时间做过彭泽(今属江西九江)县令,所以又称陶彭泽。彭泽县令依法享有三顷公田,陶渊明竟然吩咐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满意足。后来只是由于太太的强烈抗议,才同意拨出五十亩改种粳稻。[44]

    可惜陶渊明并没能等到高粱成熟,因为上级机关派来了督邮。督邮是郡守派遣到各个县,监察县官和县吏的巡视员,官不大权不小,架子也足。刘备做安喜县尉时,就因为受不了督邮的气焰嚣张,才挂冠而去。而且,一怒之下鞭打督邮的也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本人。[45]

    这回轮到陶渊明。

    督邮来到彭泽时,县里的下属就提醒长官:大人得穿戴整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前去拜见。陶渊明同样受不了这窝囊气,当即解下官印和绶带离职走人。只不过,他没让督邮挨一顿鞭子,而是留下了一句名言: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渊明回家了,从此再不做官。

    现在看来,不再做官很可能是他早已产生的想法。据陶渊明自己说,这位只在任上待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原本是想等到一年后再走的。但他的妹妹突然去世,只好辞职奔丧,时间是在义熙元年(405)的十一月。高粱也好粳稻也罢,恐怕还没种下去呢![46]

    于是就连陶渊明为什么要突然辞职,是因为督邮还是因为妹妹,都成了无头案。三顷公田六分之五种高粱,六分之一种粳稻,也只是说说而已。

    但辞官以后的陶渊明,心情似乎特别舒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回归:小船一摇一摆缓缓行驶在江上,江风吹拂着身上的衣裳。遇到岸边的行人,便询问前面的路程还有多远,只觉得晨曦出现得太晚太晚。

    归心似箭啊!

    到家以后更是欣喜。仆人和孩子在门前迎候,自己则看见家门便一路狂奔。庭院里的小路已经荒芜,所幸松树和菊花还在,更让人高兴的是窖中有酒盈樽。那就坐在南窗下自斟自饮吧!你看那山谷中飘出的云可有心机?那纷纷回巢的鸟儿也不过是累了而已。[47]

    一切都那么自然,回家的感觉真好!

    决心永不做官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田园生活。实际上他在担任彭泽县令之前就已经参加农业劳动,此番不过重操旧业。然而陶彭泽的技术水平似乎不敢恭维,因为“种豆南山下”的结果,竟然是“草盛豆苗稀”。[48]

    好在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心。一个有着僮仆的家庭,大约也不会指望男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里闲庭漫步,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则虽然艰苦,却充满诗意: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49]

    清晨,鸡鸣狗吠之中,远处的人家若隐若现,自己的村落炊烟袅袅,这是农村最寻常不过的景象,在陶渊明的眼里却是那样的清新、恬静、怡然自得。

    当然,他眼中的田野也十分迷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50]

    畴(读如筹)就是田地。平旷的田野上吹着远来的清风,茁壮成长的禾苗欣欣向荣,这是怎样地让人陶醉!

    如此诗句当然是不朽的,陶渊明也因此而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甚至被视为真隐士的典型。因为他不像某些号称隐士的人,隐居的目的是抬高身价。陶渊明可是再也不曾出山的,交往的对象也只有农夫: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51]

    好一个“但道桑麻长”!他关心的竟只有收成。

    这就连农夫都看不下去。据说某天早上,有位农民拎着一壶酒来看望陶渊明。这位好心肠的农夫诚恳地对那田园诗人说:我们这种地方不该是先生您屈就的。现在举世都在同流合污,先生又为什么不可以随波逐流呢?

    陶渊明谢绝了农夫的好意。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还是一起喝了这杯酒吧!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后来,陶渊明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52]

    诗是好诗,事可存疑,也不必较真。但,一大早听见有人敲门,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迎接,这种心情和心理是真实的。显然,陶渊明渴望与人交往。他也许躲避官场躲避政治,却并不躲避社会。

    其实就连对政治,也未必毫不关心。据说,陶渊明写诗作文标注日期,绝不使用刘宋的年号。也就是说,他并不承认刘裕的宋是合法政权,他的心目中只有晋。[53]

    那么,他又为什么不做晋官?

    官位太小。

    田园诗人真隐士,会嫌官小?

    会的,因为陶家祖上极为显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军,位进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兼任两州刺史(其中一州还是荆州),被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诚勤劳如孔明。这是何等豪雄的风云人物![54]

    难怪陶渊明要称督邮为“乡里小人”。

    也难怪他“不堪吏职”,要辞官而去。

    没错,他弯不下那高贵的腰。[55]

    可惜到了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败落,变成了破落贵族或破落士族。但,血性、精神和性格,却似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因此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只不过,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在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

    然而最不平常的,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辞去彭泽县令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56]

    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在这里,“见”是不能错为“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名士皇帝司马昱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时,简文帝已去世二十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死后被尊为太宗的东晋皇帝,其实比陶渊明更像隐士,也更像名士。

    没错,他才真是“大隐隐于朝”。

    简文帝司马昱的身世,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差点被司马睿立为继承人。只是由于王导等人的坚持,长子司马绍才成为第二任皇帝。

    其实晋明帝司马绍并不简单。某次,有人从长安来见晋元帝司马睿,只有几岁的他正好坐在父王腿上。晋元帝便问儿子: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哪个近?

    司马绍回答:长安近。因为长安来人了,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里来。

    晋元帝很得意,第二天在宴会上又故意问了一遍。

    司马绍却说:太阳近。

    晋元帝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改口。

    司马绍说:举目即见太阳,不见长安。[57]

    这件事当时就传遍了天下,因为司马绍的回答和改口都很精彩。实际上晋元帝第一次问他之前,就已经把洛阳和长安沦陷的事情讲了一遍,还潸然泪下。司马绍为了安慰父亲,才故意说长安近。但是第二天面对群臣,他就必须说只见太阳不见长安。这才是领袖说的话,尽管当时他还是小孩子,他父亲也还只是琅邪王或晋王。

    所以,此事如果属实,司马绍是有政治天赋的。

    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才能却相当一般,政绩更是乏善可陈。他以会稽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时,制衡野心家桓温的办法竟然是起用清谈家殷浩,让殷浩去北伐。只会谈玄学的殷浩哪里是北方蛮族的对手?也只能一败再败。

    结果是殷浩被废为庶人,内外大权尽归桓温之手。可惜桓温并不领情,因为他收复中原的计划被耽误了。殷浩更是怨气冲天,说哪有把人送上高楼又撤走梯子的!于是成天在空中反反复复写四个字:咄咄怪事![58]

    殷浩是不是说过那些话,历史上有争议。但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位后,那皇帝当得可怜兮兮,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就连火星出现在太微,他都惶惶不安。因为前任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桓温废掉时,星象就是这样。

    于是司马昱把中书郎郗超(郗,旧读如痴,今读如希)拉进偏殿问:天命的长短原本就无法估计,只不过会不会又有以前那样的事情发生呢?[59]

    这当然是个问题,但为什么要问郗超?

    因为郗超是东晋重臣郗鉴的孙子、郗愔(读如音)的儿子,更是桓温言听计从的谋臣。让自己的老爸交出兵权退居二线,把皇帝换成司马昱,都是郗超的主意。所以谢安和王坦之对郗超,都得小心翼翼地让他三分。[60]

    郗超对司马昱倒是不敢不客气。他回答说:大司马(桓温)正在对外巩固边防,对内安定社稷,一定不会发生什么非常之事,臣愿以身家性命为陛下担保!

    司马昱则对郗超说:请向令尊大人致意!家国之事到了如此地步,都是由于朕的无能,真是羞愧难言!

    说完,泪流满面。[61]

    至尊天子地位的安稳,竟然要靠一个小小的郎官来担保,这样的皇帝也实在是窝囊透了。难怪谢安认为司马昱不过是晋惠帝之流,顶多清谈的水平要高一些。[62]

    实际上司马昱更应该去做名士。成为皇帝之前,他的府邸高朋满座,常常聚集着当时的各界名流。包括桓温和殷浩,也包括其他清谈家和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们的清谈会不但胜友如云,还往往通宵达旦。司马昱甚至自己也成为清谈家,尽管被认为只是二流的。[63]

    不过,名士们倒都认可司马昱。当时一位名望很高的诗人就说:只有非常精通的人,才能跟他剖析义理,刘真长(刘惔)可算一个。也只有非常深沉的人,才能跟他安闲相处,简文帝(司马昱)就是这样。[64]

    这是很高的评价。

    司马昱也确实堪称名士风流。他美仪容,大器量,高智商,雅趣味,更重要的是有名士的心境。登基后,他步入皇家的华林园,竟发表了这样的点评: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65]

    濠就是濠水,在今安徽凤阳。濮则是濮水,在今河南省境内。在濮水,庄子拒绝了楚王的招聘,表示宁可做一只在泥潭里打滚的乌龟,也不愿意从政。在濠水,庄子则怡然自得地对惠子说:你看那鱼儿在水里从容不迫地游来游去,那就是鱼的快乐呀![66]

    所谓“濠、濮间想”,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皇帝,把皇家园林看作了庄子隐居并体验自由的濠水和濮水,还说这“会心处”并不需要太远(意思是皇宫之中也行),岂非“大隐隐于朝”?只要置身于幽静深邃的林木溪水间,就能油然感到大自然和小动物自发地与人亲近,岂非典型的名士心态和艺术家气质?

    当然是。尽管他和陶渊明一样,都不啸。

    毫无疑问,“大隐”是被桓温逼出来的。但从皇族变成名士,则很可能是他的华丽转身。事实上,司马昱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当皇帝;而只要不参与政治惹是生非,做一个名士并不比做皇帝差,甚至还更体面。

    这应该是司马昱最好的选择。

    可惜司马昱比谁都身不由己。陶渊明可以辞官,他却不能。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桓温这样的枭雄周旋,在皇宫里提心吊胆地度日如年。幸运的是,他的眼泪终于挡住了桓温的咄咄逼人,东晋王朝也没在他手里被革除天命。

    野心勃勃的桓温,在汉献帝般的司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这事常常让人费解。但如果了解魏晋,便会觉得不足为奇。没错,这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却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在它面前,桓温也好王敦也罢,都得有所收敛甚至却步,因为那也是他们的精神。

    那么,魏晋的精神是什么?

    对人格力量的敬重。

    很难说简文帝司马昱有多大的人格魅力,但他的气质确实华贵,气度也确实不凡。有一次,桓温、司马昱和武陵王司马晞同车出行。桓温暗中让人进行骚扰,仪仗队顿时乱作一团,司马晞也吓得要求下车。司马昱却端庄静穆,安详闲适,不为所动,让桓温肃然起敬。[67]

    后来桓温敢废了司马晞,却不敢硬逼简文帝杀人,原因之一也许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实在不明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昱,有什么可让桓温顾忌的?要知道,司马晞是有兵权的,司马昱却连稻子都不认识。[68]

    然而司马昱有器量,这恰恰是魏晋人最为看重的。这样一种人格力量,嵇康有,王戎有,王导有,庾亮和谢安也有,司马昱则更兼以华美。晋废帝时,诸公上朝总觉得朝堂昏暗。只有会稽王兼丞相司马昱走进来时,人们才眼前一亮。因为他气宇之轩昂,竟有如朝霞升起。[69]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力量:美的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也是无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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