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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呢？答曰‘否’。我对我们传统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是在传统和现代文明发生冲突时，我的感情常常在传统一边。但是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实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开出科学和民\主；它没有导向现代化，这是历史的事实。”
他以为，今天品评文化，很容易落入“有用”或“无用”的实用观点，由于现代化是举国大事，很容易也比较自然地就以能否通往“现代化”为唯一尺度，于是或者硬说中国传统可以通往“现代化”，以证其“有用”；或者从“民族自尊”出发，硬说现代化的观念本为中土所固有，甚而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有
“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基因，以与现代化源于西土的观点相对，以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自圆其说了。
乐民先生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广大而精微，刻着悠久历史的沧桑痕迹；它深邃而悠远的哲理，独特的美学价值及某些可以抽象继承的道德情操，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它还代表着某些优秀文化素养，一个读书人有没有这份素养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涉及现代化以及人类前途的问题时，我们的文化传统却是无能为力的。
乐民先生同意庞朴教授和李慎之先生的观点，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相关但有区别的概念，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以为“传统文化”
比较具体，比如我们古代的文物、文学、绘画、历史等等都是“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则是在这些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或者道德性的“道统”，主要是“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传统”有什么特点呢？简而言之，就是从上而下的“专\制主义”和自下而上的“臣民\主义”。问题就出在这种由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沉淀而成的政治文化上，政治文化往往是可以决定一种社会形态的。
中国历史与西方不同，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突破性变化，更没有改掉与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返祖现象”，在“文\革”中以全面专政的名义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在变，中国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自我循环，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一句话，中华帝国不可能从自己的土壤里产生自己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十八世纪中叶与西方相遇之前，中国社会（包括人的思想状况），一直停留在古代。冯友兰先生说的最精彩了：“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所谓东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在中西相遇那一刻，中国代表的是古，而西方代表的是今。中国是在与西方相遇、相冲突，而又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才过渡到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这个道理康有为倒是懂得的，他在《上皇帝书》中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乐民先生进而说：
“从世界大势看，‘太平洋’属于受‘大西洋’影响的一方；这样的论断并不是随便说说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打开地图一看便可了然。”皮名举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说，必须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伟大，必须认真学习世界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落后，这个充满辩证法的话真是极尽文化史的要义。这都是由历史文化事实所决定的，并不存在“褒贬亲疏”一类的情感因素。学术之事，理论之事，必得心平气静，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乐民先生转引于光远先生的话说：“政治上是可以妥协的，理论上是不能妥协的。”这是他毕生所遵循的。
这些道理说明白了，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驱之不去的情结，中国为什么总是落在人家的后面的原因也就明白了，那就是需要启蒙，需要民\主和科学，需要改造自己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和制度。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体用二者分开以来，有一个多世纪了，仔细推敲一下，中国从来都是老老实实按照张制军的“八字箴言”办事的，很少出轨过。百年前的严复早就说，中学有中学之体，中学之用；西学有西学之体，西学之用，“体”和“用”是分不开的。民\主和科学对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只能“移植”和“嫁接”过来，既是“移植”和“嫁接”，就必定会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自然，也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
乐民先生说，这些都是普通的大道理，但需要把它斩钉截铁地讲出来，写下来，需要用理性来克服前述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还要克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乐民先生明确说：“我曾经认同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是‘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世纪，以及有一天西方文化的危机要靠‘东方文化’来‘挽救’等等。然而这些看法在我的脑子里没能停留太久，很快就被我自己否定了。”
乐民先生认为要了解欧洲和世界，马克思学说是绝对不能绕过的，马克思学说集前此西方文化财富之大成。由于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相对立，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然而，有一点经常为人所忽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理念上最大限度集纳、包容了欧洲传统文明的核心，即人道主义和自由。因此他们把共产主义的人文前景看做“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人联合体”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在马克思的理念中却是统一的，前者是通向后者的手段。马克思追求的是没有阶级的自由的幸福世界，所以共产主义是最广大的人道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与十九世纪大不相同的变化，马克思根据当时情况和思路得出的一些激进论点，不可能适应新的形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从工业革命进入信息革命的时代里，明显下降了。当前欧洲或西方的现实，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比起上世纪初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更加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西方虽然不断出现危机，但危机无论如何的严重和尖锐，哪怕是能引起大风浪的“漩涡”，也已引发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了。
乐民先生说，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摧毁性的，把原来古老的陈旧的过时的制度毁坏。第二个是在摧毁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西方物质文明为基础的新制度。这篇文章是一八五三年写的，写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老老实实是个“西方主义”者，他见到的眼前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一点在下面所引用的三段《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明明白白。
共产党宣言的起首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传诵了一百多年、充满革命诗意的名言。然而乐民先生最看重的却是下面这几段话：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乐民先生认为，反复地、耐心地读这些话，马、恩写的岂止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今天挂在嘴边的“全球化”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因素推动世界发展的不可遏制的威力，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一趋势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马克思知道西方主导的这些发展，必将使未开化的走向文明，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作为十九世纪举世公认的伟大思想家，是知道自己思想中发展与平等二者的矛盾的，他对巴黎公社的态度，也是这一矛盾的反映。
乐民先生关于马克思学说有许多十分深刻的观点，例如他指出：马克思学说“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末叶，时时都在发展和创新当中，是充满活力的。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或命运却因现实政治的干扰而十分诡谲，它曾被政治家以它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意图，于是它曾被利用、曲解、割裂和改造；以致它不得不承担以它的名义造成种种恶果的责任。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能够包容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把它封锁住了，连同他大量的包含着深刻思想内容的未刊稿都被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恐怕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
乐民先生在二○○八年八月十六日给我的一封长信中，曾谈到研究马克思的问题。他说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书生”，角度不同。他倾向于把马克思看做西方思想史中的一员，马克思是“一家”，而不是唯一。六十年代，他一次参加周总理接见外宾，周总理突然对座中的中国人说，要好好研究阿奎那，但为什么？周没有说。直到八十年代，找来读了，发现阿奎那把“人”的认识从“神”那里部分剥离出来了。“我由此沿下来，通向了康德以及马克思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后来弄懂了对人的认识是西方思想史一条不可须臾离也的认识路线。由此我自觉大开眼界，此已是九十年代，岁月蹉跎，朝闻道夕死可矣。”
逝者已矣，乐民先生带着他的“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未了遗愿走了。他去世后，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觉得时至今日，实实在在地博古通今，融汇中西，既全面系统了解中国，又全面系统了解西方的学者和师友，真是走一个少一个了。为中国深层次的学术计，不禁忧从中来。
按资中筠先生的说法，像费孝通这样的学者，已经感到与老师潘光旦有了差距，还不仅是在学问上。比费孝通晚的陈乐民、资中筠先生也都表示与前辈师长陈序经、雷海宗、张东荪、冯友兰等人之间，有不可追补的差距，还说自己这一代曾经沧海，虽不能至，尚知向何处望之。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真心话。如今走一个少一个，再下来呢，存亡继绝依靠谁？
对这一点，中筠大姐说，我期盼着一个见识和感情不再受到羁绊的环境早日出现，庶几当代有才、有识、有志的青年在锋芒未磨圆之前，得以俯仰自如、尽情发挥。
乐民兄引定庵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寄寓着对未来的期望。我衷心希望我们将生活在愈加明朗、灿烂的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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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呢？答曰‘否’。我对我们传统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是在传统和现代文明发生冲突时，我的感情常常在传统一边。但是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实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开出科学和民\主；它没有导向现代化，这是历史的事实。”
他以为，今天品评文化，很容易落入“有用”或“无用”的实用观点，由于现代化是举国大事，很容易也比较自然地就以能否通往“现代化”为唯一尺度，于是或者硬说中国传统可以通往“现代化”，以证其“有用”；或者从“民族自尊”出发，硬说现代化的观念本为中土所固有，甚而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有
“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基因，以与现代化源于西土的观点相对，以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自圆其说了。
乐民先生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广大而精微，刻着悠久历史的沧桑痕迹；它深邃而悠远的哲理，独特的美学价值及某些可以抽象继承的道德情操，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它还代表着某些优秀文化素养，一个读书人有没有这份素养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涉及现代化以及人类前途的问题时，我们的文化传统却是无能为力的。
乐民先生同意庞朴教授和李慎之先生的观点，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相关但有区别的概念，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以为“传统文化”
比较具体，比如我们古代的文物、文学、绘画、历史等等都是“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则是在这些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或者道德性的“道统”，主要是“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传统”有什么特点呢？简而言之，就是从上而下的“专\制主义”和自下而上的“臣民\主义”。问题就出在这种由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沉淀而成的政治文化上，政治文化往往是可以决定一种社会形态的。
中国历史与西方不同，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突破性变化，更没有改掉与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返祖现象”，在“文\革”中以全面专政的名义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在变，中国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自我循环，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一句话，中华帝国不可能从自己的土壤里产生自己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十八世纪中叶与西方相遇之前，中国社会（包括人的思想状况），一直停留在古代。冯友兰先生说的最精彩了：“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所谓东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在中西相遇那一刻，中国代表的是古，而西方代表的是今。中国是在与西方相遇、相冲突，而又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才过渡到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这个道理康有为倒是懂得的，他在《上皇帝书》中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乐民先生进而说：
“从世界大势看，‘太平洋’属于受‘大西洋’影响的一方；这样的论断并不是随便说说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打开地图一看便可了然。”皮名举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说，必须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伟大，必须认真学习世界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落后，这个充满辩证法的话真是极尽文化史的要义。这都是由历史文化事实所决定的，并不存在“褒贬亲疏”一类的情感因素。学术之事，理论之事，必得心平气静，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乐民先生转引于光远先生的话说：“政治上是可以妥协的，理论上是不能妥协的。”这是他毕生所遵循的。
这些道理说明白了，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驱之不去的情结，中国为什么总是落在人家的后面的原因也就明白了，那就是需要启蒙，需要民\主和科学，需要改造自己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和制度。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体用二者分开以来，有一个多世纪了，仔细推敲一下，中国从来都是老老实实按照张制军的“八字箴言”办事的，很少出轨过。百年前的严复早就说，中学有中学之体，中学之用；西学有西学之体，西学之用，“体”和“用”是分不开的。民\主和科学对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只能“移植”和“嫁接”过来，既是“移植”和“嫁接”，就必定会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自然，也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
乐民先生说，这些都是普通的大道理，但需要把它斩钉截铁地讲出来，写下来，需要用理性来克服前述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还要克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乐民先生明确说：“我曾经认同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是‘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世纪，以及有一天西方文化的危机要靠‘东方文化’来‘挽救’等等。然而这些看法在我的脑子里没能停留太久，很快就被我自己否定了。”
乐民先生认为要了解欧洲和世界，马克思学说是绝对不能绕过的，马克思学说集前此西方文化财富之大成。由于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相对立，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然而，有一点经常为人所忽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理念上最大限度集纳、包容了欧洲传统文明的核心，即人道主义和自由。因此他们把共产主义的人文前景看做“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人联合体”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在马克思的理念中却是统一的，前者是通向后者的手段。马克思追求的是没有阶级的自由的幸福世界，所以共产主义是最广大的人道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与十九世纪大不相同的变化，马克思根据当时情况和思路得出的一些激进论点，不可能适应新的形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从工业革命进入信息革命的时代里，明显下降了。当前欧洲或西方的现实，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比起上世纪初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更加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西方虽然不断出现危机，但危机无论如何的严重和尖锐，哪怕是能引起大风浪的“漩涡”，也已引发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了。
乐民先生说，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摧毁性的，把原来古老的陈旧的过时的制度毁坏。第二个是在摧毁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西方物质文明为基础的新制度。这篇文章是一八五三年写的，写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老老实实是个“西方主义”者，他见到的眼前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一点在下面所引用的三段《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明明白白。
共产党宣言的起首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传诵了一百多年、充满革命诗意的名言。然而乐民先生最看重的却是下面这几段话：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乐民先生认为，反复地、耐心地读这些话，马、恩写的岂止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今天挂在嘴边的“全球化”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因素推动世界发展的不可遏制的威力，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一趋势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马克思知道西方主导的这些发展，必将使未开化的走向文明，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作为十九世纪举世公认的伟大思想家，是知道自己思想中发展与平等二者的矛盾的，他对巴黎公社的态度，也是这一矛盾的反映。
乐民先生关于马克思学说有许多十分深刻的观点，例如他指出：马克思学说“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末叶，时时都在发展和创新当中，是充满活力的。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或命运却因现实政治的干扰而十分诡谲，它曾被政治家以它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意图，于是它曾被利用、曲解、割裂和改造；以致它不得不承担以它的名义造成种种恶果的责任。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能够包容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把它封锁住了，连同他大量的包含着深刻思想内容的未刊稿都被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恐怕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
乐民先生在二○○八年八月十六日给我的一封长信中，曾谈到研究马克思的问题。他说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书生”，角度不同。他倾向于把马克思看做西方思想史中的一员，马克思是“一家”，而不是唯一。六十年代，他一次参加周总理接见外宾，周总理突然对座中的中国人说，要好好研究阿奎那，但为什么？周没有说。直到八十年代，找来读了，发现阿奎那把“人”的认识从“神”那里部分剥离出来了。“我由此沿下来，通向了康德以及马克思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后来弄懂了对人的认识是西方思想史一条不可须臾离也的认识路线。由此我自觉大开眼界，此已是九十年代，岁月蹉跎，朝闻道夕死可矣。”
逝者已矣，乐民先生带着他的“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未了遗愿走了。他去世后，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觉得时至今日，实实在在地博古通今，融汇中西，既全面系统了解中国，又全面系统了解西方的学者和师友，真是走一个少一个了。为中国深层次的学术计，不禁忧从中来。
按资中筠先生的说法，像费孝通这样的学者，已经感到与老师潘光旦有了差距，还不仅是在学问上。比费孝通晚的陈乐民、资中筠先生也都表示与前辈师长陈序经、雷海宗、张东荪、冯友兰等人之间，有不可追补的差距，还说自己这一代曾经沧海，虽不能至，尚知向何处望之。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真心话。如今走一个少一个，再下来呢，存亡继绝依靠谁？
对这一点，中筠大姐说，我期盼着一个见识和感情不再受到羁绊的环境早日出现，庶几当代有才、有识、有志的青年在锋芒未磨圆之前，得以俯仰自如、尽情发挥。
乐民兄引定庵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寄寓着对未来的期望。我衷心希望我们将生活在愈加明朗、灿烂的阳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