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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剧中出现了不少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趣味，如太监买老婆、两个逃兵合娶老婆的畸形故事告诉今天的读者，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1963年4月2日上午，全院才召开《茶馆》复排动员大会，当晚《茶馆》试装、连排，老舍前来观看。艺术至上的焦菊隐心有余悸，居然想到加进“革命”红线，实在是残酷斗争之后企求自保的结果。在北京人艺档案室保存的铅印本里，还可以看到当年生硬加进的“段落”：演讲学生：同胞们，请大家看看政府当局吧！正当各国列强要瓜分我国的生死存亡关头，政府当局甘愿做亡国奴！……
王掌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要唤醒民众。（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
学生甲：老人家，城门打开了！
学生乙：我们的队伍进城了！
（二人将“反饥饿”、“美军滚出去”的标语贴在墙上，学生们的歌声雄壮。）
这些自然都是违背艺术规律的瞎鼓捣。4月4日上午，再次在人民剧场连排，请有关方面审查，老舍依然兴致颇高地再看一遍。剧院的人发现，老舍此次看后话语不多，回家后依然不言语。7月7日，周恩来在乘飞机外出前匆匆看了一遍《茶馆》，临走前只是简单地告诉焦菊隐等：《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还有点意见的话，就是这个戏选择时期不够典型，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时间是戊戌政变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了。应该是“五四”、“二七”年大革命、抗战、解放战争。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表示要自己告诉老舍。但从后来《茶馆》演出很快夭折来看，周恩来或许没有向老舍提出修改意见。
1957年版的《茶馆》，实为当代戏剧史上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老舍最优秀的戏剧作品。它以一个老字号，裕泰茶馆为背景，写了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三个典型时代，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清末，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期的民国初年，以及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方面展示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写了三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即民不聊生，政局混乱，是非不分，恶人得势，并呈越来越肆无忌惮之势。最后，让见谁都请安的王利发、耿直的常四爷、雄心勃勃的秦仲义，三个贯穿全剧始终的人物，走投无路之下，撤纸钱，祭奠自己，为这三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合唱了一曲葬歌，倾注了作者对历史变迁和民族命运的沉思。
结构处理上，它没有中心的情节和贯穿全剧的冲突，把人物活动范围，限在一个小小的茶馆里，从而像《四世同堂》一样，避开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避开对高官大人不熟悉的短处，发挥特长，单写大的事件“在民间的反响”（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83-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化进小人物日常生活片段中，他们怎么活着与死去，突出了一时不如一时的趋势，以“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创新形式，将三教九流的众多人物，摆置于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其中第一幕最为精彩。
第一幕：前，有“大傻杨”的快板，交代剧情，介绍人物，间以评议。穿插的故事包括，国农民，卖起了儿女。想办实业和改良难以起步，因为顽固派得势，能随便抓人。第二幕：还是那个茶馆，时代变了。军阀混战，更加民不聊生。
第三幕：日本鬼子占国土整八年，百姓生活痛苦。现在胜利了，国民北京人艺1999年版话剧党统治下，日子却更不好过，连掌柜的都逼得上了吊。
在谈到创作《茶馆》的经验时，老舍曾介绍了构思中的几个技巧：外 扮王利发。濮存国有沙龙，中国有茶馆，那里人物多，出场自由，并且年代又长，不容易 昕扮常四爷。
找到中心的故事，就让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这样“中心”就有了着落，能够以人物带动故事。其次，次要人物由父子相继，帮助了故事的联续。让每个角色都在恰当的位置，说着自己的事，与时代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各就像各。无关紧要的人物则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安排了人物，剧情就好办了。写什么、如何写，小人物作什么，说什么，再夸大些，润色一下，无人能比老舍更熟悉、更清楚。
那都是活的语言，说的话都从人物生命、生活的根子上流出来。漫长的年代，就被人物及其命运联结，全剧显得紧凑、严密，丝丝入扣，而一体化了。
总之，《茶馆》有着深邃的历史内涵，百科全书式的生活容量，宏阔而严谨的结构，精练而富于个性化的语言艺术，3万字就写了50年和70多个人物，堪称“东方舞台的奇迹”，非大手笔不能办。
在此之前，老舍写过很多剧本，都是歌颂新北京历史巨变的，却无一能留。因为他虽然热爱新生活，却不熟悉，起码知道得不全面。因此，曾有人善意地规劝老舍，少写一点，写你熟悉的人与事。现在，《茶馆》“回归”了，写了旧的题材，也才真的成了功。看来艺术的规律，是谁都不敢违背的。这是多少天才尝试失败后的经验之谈。
当然，没有那些失败的堆积，也许根本就回不了那个头。但这多半是对初人道行的人说的，像老舍这样的作家，到了晚年，却把巨大才力浪费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区，写一些短效应的作品，不能不让人遗憾。
梁实秋在悼念老舍的一篇文章里，曾就胡絮青的一段话（《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发表过感想，胡的原话是：“老舍生前，由于他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经常遭到新社会的人的诅骂，这使得老舍很自豪。他曾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大声的说过：‘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他把自己称为歌颂……公德的‘歌德派’，把自己的作品叫做‘遵命文学”’。作为知音，梁说他相信这是一段信史，为什么呢？“我认为他这话有相声的味道。说相声的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要不时的诅骂自己，挖苦自己，作践自己，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得罪人，一方面招大家一笑。其实他说的未必是真心话，还很可能话中有刺，语中带讽。老舍的作品处处都有相声的味道……胡絮青说他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倒是我所不解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政治主张，就是有也不鲜明。我只知道他有一个悲天悯人的同情穷人的态度。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能够摇身一变而成为‘歌德派’？如何能自称所写的东西是‘遵命文学’？这变化如果是真的，简直不可思议，这事实我无法接受。”（《忆老舍》）
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剧中出现了不少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趣味，如太监买老婆、两个逃兵合娶老婆的畸形故事告诉今天的读者，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1963年4月2日上午，全院才召开《茶馆》复排动员大会，当晚《茶馆》试装、连排，老舍前来观看。艺术至上的焦菊隐心有余悸，居然想到加进“革命”红线，实在是残酷斗争之后企求自保的结果。在北京人艺档案室保存的铅印本里，还可以看到当年生硬加进的“段落”：演讲学生：同胞们，请大家看看政府当局吧！正当各国列强要瓜分我国的生死存亡关头，政府当局甘愿做亡国奴！……
王掌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要唤醒民众。（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
学生甲：老人家，城门打开了！
学生乙：我们的队伍进城了！
（二人将“反饥饿”、“美军滚出去”的标语贴在墙上，学生们的歌声雄壮。）
这些自然都是违背艺术规律的瞎鼓捣。4月4日上午，再次在人民剧场连排，请有关方面审查，老舍依然兴致颇高地再看一遍。剧院的人发现，老舍此次看后话语不多，回家后依然不言语。7月7日，周恩来在乘飞机外出前匆匆看了一遍《茶馆》，临走前只是简单地告诉焦菊隐等：《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还有点意见的话，就是这个戏选择时期不够典型，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时间是戊戌政变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了。应该是“五四”、“二七”年大革命、抗战、解放战争。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表示要自己告诉老舍。但从后来《茶馆》演出很快夭折来看，周恩来或许没有向老舍提出修改意见。
1957年版的《茶馆》，实为当代戏剧史上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老舍最优秀的戏剧作品。它以一个老字号，裕泰茶馆为背景，写了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三个典型时代，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清末，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期的民国初年，以及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方面展示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写了三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即民不聊生，政局混乱，是非不分，恶人得势，并呈越来越肆无忌惮之势。最后，让见谁都请安的王利发、耿直的常四爷、雄心勃勃的秦仲义，三个贯穿全剧始终的人物，走投无路之下，撤纸钱，祭奠自己，为这三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合唱了一曲葬歌，倾注了作者对历史变迁和民族命运的沉思。
结构处理上，它没有中心的情节和贯穿全剧的冲突，把人物活动范围，限在一个小小的茶馆里，从而像《四世同堂》一样，避开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避开对高官大人不熟悉的短处，发挥特长，单写大的事件“在民间的反响”（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83-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化进小人物日常生活片段中，他们怎么活着与死去，突出了一时不如一时的趋势，以“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创新形式，将三教九流的众多人物，摆置于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其中第一幕最为精彩。
第一幕：前，有“大傻杨”的快板，交代剧情，介绍人物，间以评议。穿插的故事包括，国农民，卖起了儿女。想办实业和改良难以起步，因为顽固派得势，能随便抓人。第二幕：还是那个茶馆，时代变了。军阀混战，更加民不聊生。
第三幕：日本鬼子占国土整八年，百姓生活痛苦。现在胜利了，国民北京人艺1999年版话剧党统治下，日子却更不好过，连掌柜的都逼得上了吊。
在谈到创作《茶馆》的经验时，老舍曾介绍了构思中的几个技巧：外 扮王利发。濮存国有沙龙，中国有茶馆，那里人物多，出场自由，并且年代又长，不容易 昕扮常四爷。
找到中心的故事，就让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这样“中心”就有了着落，能够以人物带动故事。其次，次要人物由父子相继，帮助了故事的联续。让每个角色都在恰当的位置，说着自己的事，与时代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各就像各。无关紧要的人物则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安排了人物，剧情就好办了。写什么、如何写，小人物作什么，说什么，再夸大些，润色一下，无人能比老舍更熟悉、更清楚。
那都是活的语言，说的话都从人物生命、生活的根子上流出来。漫长的年代，就被人物及其命运联结，全剧显得紧凑、严密，丝丝入扣，而一体化了。
总之，《茶馆》有着深邃的历史内涵，百科全书式的生活容量，宏阔而严谨的结构，精练而富于个性化的语言艺术，3万字就写了50年和70多个人物，堪称“东方舞台的奇迹”，非大手笔不能办。
在此之前，老舍写过很多剧本，都是歌颂新北京历史巨变的，却无一能留。因为他虽然热爱新生活，却不熟悉，起码知道得不全面。因此，曾有人善意地规劝老舍，少写一点，写你熟悉的人与事。现在，《茶馆》“回归”了，写了旧的题材，也才真的成了功。看来艺术的规律，是谁都不敢违背的。这是多少天才尝试失败后的经验之谈。
当然，没有那些失败的堆积，也许根本就回不了那个头。但这多半是对初人道行的人说的，像老舍这样的作家，到了晚年，却把巨大才力浪费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区，写一些短效应的作品，不能不让人遗憾。
梁实秋在悼念老舍的一篇文章里，曾就胡絮青的一段话（《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发表过感想，胡的原话是：“老舍生前，由于他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经常遭到新社会的人的诅骂，这使得老舍很自豪。他曾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大声的说过：‘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他把自己称为歌颂……公德的‘歌德派’，把自己的作品叫做‘遵命文学”’。作为知音，梁说他相信这是一段信史，为什么呢？“我认为他这话有相声的味道。说相声的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要不时的诅骂自己，挖苦自己，作践自己，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得罪人，一方面招大家一笑。其实他说的未必是真心话，还很可能话中有刺，语中带讽。老舍的作品处处都有相声的味道……胡絮青说他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倒是我所不解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政治主张，就是有也不鲜明。我只知道他有一个悲天悯人的同情穷人的态度。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能够摇身一变而成为‘歌德派’？如何能自称所写的东西是‘遵命文学’？这变化如果是真的，简直不可思议，这事实我无法接受。”（《忆老舍》）